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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对于公民持这样一种看法下，正是把国家视为这样一些公民的联合团体，亚里士多德才提出他对国家性质、目的和起源的学说。
三
国家是什么？国家的目的是什么？这都是《政治学》开卷第一章所要回答的问题。由上节所讲公民的身分和政治生活的成员和内容看来，我们已经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家是阶级暴力，它是一定的阶级为了压迫其他阶级而创设的暴力机关。就希腊的城市国家说，很明显，它是奴隶主阶级为了镇压奴隶阶级而创设的暴力机关。
然而，亚里士多德却说：国家是社会团体之一，它囊括其他一切社团；既然每一个社团都以一种善为目的，则国家便是以最高的善为目的；伦理学研究个人的善，政治学则是探究人群的善的。在这些意义上，政治学被他认为是最高的科学。
这一说法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第一个掩盖国家阶级本质的学说。固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也歪曲了国家的起源和本质；但他的手法却是先把国家和社会等同起来，然后再用成立社会的需要来顶替建立国家的理由，从而令人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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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治 学９
国家（实则是社会）乃是人类生活所必需的东西。可是，亚里士多德却把国家同其他社会团体分开，并突出国家的地位和作用，说什么国家是最高的社团，它的目的是实现“最高的善”。把国家和社会分开而找出理由，说明国家是必要的、中立的、为“人民”谋福利的等等，乃是此后绝大部分的剥削阶级思想家袭用亚里士多德否认国家阶级本质的办法。西塞罗（Ｃｉｃｅｒｏ，公元前１０６—４３）说国家是“人民的事务”
，阿奎那（Ａｑｕｉｎａｓ，１２７—１２７４）认为国家的职能是使“公民得到快乐而有道德的生活”
，这些固然都是受了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就是近代思想家如博丹（Ｂｏｄｉｎ，１５３０—１５９６）认为主权是国家特有的权力，它是划分国家和其他社会团体的标准的看法，也显然可以从中考出亚里士多德的语汇和基本概念。
至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洛克（Ｌｏｃｋｅ，１６３２—１７０４）
、卢梭（Ｒｏｕｓｅａｕ，１７１２—１７８）等等，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边沁（Ｂｅｎｔｈａｍ，１７４８—１８３２）
、孔德（Ｃｏｍｔｅ，１７９８—１８５７）等等，以及帝国主义时期的法学家如狄骥（Ｄｕｇｕｉｔ，１８５９—１９２８）
、凯尔森（Ｋｅｌｓｅｎ，１８１— ）等等，无论他们用什么具体论据来掩盖国家的阶级本质，他们都是采取先把国家和社会或其他社会团体分开，然后再为国家的权力辩护这一办法的。
当然，采取柏拉图那种把国家同社会混为一谈而后再说明国家权力的必要性的办法的，也不乏其人；但这个办法在社会愈益向前发展、阶级斗争愈益趋于激烈之后，便愈发不能欺骗人民了。
剥削阶级在阶级斗争中有他们一套手段和“理论”
；但是，阶级斗争的科学却是有了马克思主义才有的。亚里士多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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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政 治 学
所以得出这样的国家理论，根本上是由于他的奴隶主阶级立场使然；但也正由于他坚持奴隶主的阶级立场和观点，他也就不可能用正确的方法来探索国家的阶级本质。他一方面认为国家是由家庭到村落由村落到国家这个“历史的”过程发展的结果，另方面却又用“人的本性”
（ｍａｎ‘ｓ
ｎａｔｕｒｅ）这一概念来阐释国家之所以为“最高的”团体的理论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父亲是个医生，他自幼就受了生物学方面知识的影响。
他对于“自然”
（ｎａｔｕｒｅ）
是采取生物的观点的解释。
这一生物的自然观、本然观或本性观，首先把事物的本性看成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而终于认为发展到最高阶段才算充分地体现了它们的本性、本然或自然。例如一根树苗虽然具有其所以为树的本性，但只有经过长期发展成长为一棵大树的时候，才能成其为十足意义的树。动物也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他说：“人的本性就是政治的动物。”就个人论，他不是“自足的”
，家庭和村落的生活，虽然是较高的发展阶段，但最高的，使“快乐而光荣”的生活成为可能的，则是国家的生活。从个人到国家被他看成是个由不完全到完全、由根本意义到十足意义上的人实现其本性的过程。家庭生活、村落生活只是使生活成为可能，而国家则以实现人的美满生活为目的。因此，国家的生活是人的本性的完成。
人性论虽然是到文艺复兴时期才由新兴的“中等阶级”
所制造的理论，但它的萌芽却是可以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找出来的。这并不奇怪；因为一切剥削阶级的压迫被剥削者的基调，总归是一致的。在上述亚里士多德的议论中之所谓“人的本性”
，显然只是奴隶主统治阶层的阶级本性。只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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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治 学１１
们才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建立了并且要巩固他们的阶级统治，而奴隶则适得其反地要推翻这种统治。希腊的奴隶主不把奴隶当做“人”
，然而奴隶毕竟都是人，他们有的是一些陷于深重的债务不能自拔的穷人，有的是一些军事上战败的俘虏，也有的是为了其他原因被插上标志在奴隶市场上出卖的人。而且，自由贫民到了无以维生的境况的时候，也并不那么爱那个城市国家。由此可见，不但不同阶级有着不同的阶级性，即使是同一个阶级的不同阶层，也反映着对同一政权的不同态度。在希腊的奴隶起义中有自由贫民参加，贫民起义中有奴隶参加，这不正好表明他们对奴隶主政权的一致态度么？因此，所谓国家是“人”的本性的完成，只能意味着国家是奴隶主的阶级性的要求的充分实现。
“人”
同国家的关系显然是和生物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不同的。这种用生物成长的过程来和从个人到国家的发展相比拟，显然是不伦的比拟。尽管亚里士多德这种说法后来仍被封建时期以至资本主义时期的某些剥削阶级的学者所津津乐道，但它的掩盖阶级的、反科学性的实质，则是不言自明的了。
亚里士多德是比较看重法律的。有人甚至说，这恰恰足以证明他的政治学说的出发点是柏拉图《法律篇》中的思想。
但这一说法却是不恰当的，因为柏拉图是以法治为“第二等好”的统治，而人治才是最理想的或最好的统治。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法律的统治是最好的统治，所以不同。因此，我们把他对于法律的看法分析一下，是有必要的。
法律是什么？亚里士多德回答得很干脆：是“没有感情的智慧”
，它具有一种为人治所不能做到的“公正性质”。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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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士多德认为：人治中的“人”
，尽管聪明睿智，然而他有感情，因之即会产生不公道、不平等，而使政治腐化。用法律来统治则可以免却上述流弊：因为在这里，治者和被治者都是自由民（奴隶是不在话下的）
，他们之间是平等的，他们都享受法律上的权利；有了法律可以遵循，即统治者也不敢胡做非为，破坏法纪。
亚里士多德关于法律的看法，同他对于国家的看法一样，都是根本否认阶级性的。当我们说：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时，我们认为那“意志”之中当然有这个阶级的“智慧”和“感情”在内。难道在镇压奴隶的希腊城市国家的法律中，没有奴隶主阶级的“感情”和“意志”么？难道在寡头制度的立法中，没有寡头势力力求压制民主势力的“感情”和“意志”么？显然是有的。奇怪的是，亚里士多德曾经研究过一百五十多个希腊国家的政制，在今天残存的《雅典政制》一书中，他也记述过许多富人当政立法，穷人起而反对的事实：难道在那当政的富人所立的法中就没有他门压迫和盘剥穷人的“感情”和“意志”在内了么？回答也只能是肯定的。因此，我们对于亚里士多德“法律是没有感情的智慧”的看法，只能有这样一个解释：剥削阶级总是企图掩盖法律的阶级实质的。
以上由亚里士多德对于国家和法律的概念，可以看出希腊奴隶主阶级对于他们的国家政权的一般看法——那就是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保持他们的统治永远是个大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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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治 学３１
四
然而，在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中，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究竟代表哪个阶层的要求呢？这就必须考查一下他对实际政治的态度和主张了。
亚里士多德生当希腊奴隶制危机时期：一方面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加深，另方面富有奴隶主和自由贫民之间的斗争也日趋激烈。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在任何国家中，总有三种成分：一个阶级（本文作者按：当做‘阶层’理解）十分富有，另一个十分贫穷，第三个居于中间”。第一个阶层，他又名之为寡头势力，第三个阶层，他名之为民主势力。两者都力求攫得政权，以便实行代表自己利益的寡头制或民主制。斗争不已，遂使当时的希腊奴隶主国家动荡不安。亚里士多德担心奴隶主国家的分崩离析，遂苦心孤诣地寻求稳定奴隶主阶级江山的途径。
作为自由民中等阶层的代言人，亚里士多德所开出的挽救城市国家危机的药方，是和他的老师柏拉图所开的药方不同的。
柏拉图代表富有奴隶主阶层，借口必要的社会分工，来严格地划分阶级，企图固定各阶级和阶层的地位和职事，从而巩固奴隶主上层的阶级统治。他不但仇视民主势力，也无视中等阶层的地位，他的“哲学王”一方面固然是知识贵族，另方面也是奴隶主上层的化身。亚里士多德则不但认为富有阶层“狂暴”
“暴戾”
，并且也认为贫穷阶层“下贱”
“狡诈”。
“这两者对于国家都是有害的。”惟有中等阶层“最不会逃避治国工作，也最不会对它有过分的野心”。
他们不像贫穷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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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懂得如何指挥”
；也不像富有阶层“只能够专横地统治”。
因此，中等阶层“乃是一个国家中最安稳的”阶层：“他们不像穷人那样觊觎邻人的东西，别人也不觊觎他们的东西，像穷人觊觎富人的东西那样；他们既不谋害别人，本身又不遭别人的谋害，所以他们很安全的过活。”
亚里士多德既然在伦理学方面崇尚中庸的美德，那么，在政治学方面，他也认为“中庸适度”是“最好的”
；而中等阶层在城市国家中恰恰是这个“中庸”的化身。
“最好的政治社会是由中等阶级［阶层］的公民组成的”。惟其如此，所以亚里士多德便把巩固希腊城市国家的希望，寄托在中等阶层身上。
究竟怎样来巩固或“稳定”呢？关键在于财产和人数的比例。亚里士多德认为：在一个国家中，中等阶层的人数比较多，而中等阶层就是那些“占有一份适当而充足的财产”
的人。惟其财产适当，所以不致为富不仁；惟其财产充足，所以不会凯觎他人；更重要的是，惟其人数较多，所以这个阶层就能衡平富有阶层和贫穷阶层的势力，而使国家“少受党争之祸”——亦即当时希腊奴隶主国家中的富人和穷人不断斗争之祸。同时，亚里士多德认为，也没有必要害怕后两个阶层联合起来，反对中等价层：他们是永远“彼此互相不信任”的，不会合作的。因此，亚里士多德最后认为：只有中等阶层才是富人和穷人的“仲裁者”
，也“只有在中等阶级［阶层］较其他阶级［阶层］之一或较两者都占上风的地方，政府才能够稳定”
，所以“最好的立法者都是中等阶级［阶层］的人……例如梭仑就是如此”。
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提到了梭仑，并不是偶然的。从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残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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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梭仑这位公元前六世纪的雅典奴隶主国家的立法者，是如何的赞扬与同情。他说：梭仑曾“采取最优良的立法，拯救国家”。梭仑的“优良的立法”是什么呢？是抑制最富有的阶层，扶持最贫困的阶层，强化中等阶层。这种主张恰恰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