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 第16部分

　　　　①毕达哥拉斯学派尚“三”

　　　　，见《说天》卷一章一。启沃岛诗人伊昂曾受学于数论派，著有《尚三论》，言万物分于三而合于三（见《哈朴克拉底雄字汇》［Ｈａｒｐｏｃｒａｔｉｏｎ，Ｌｅｘｉｃｏｎ］）。希朴达摩和伊昂友好，也就崇习“三”数。下文重视誓言，惮于伪誓，也显见其承袭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风尚（参看《狄奥多洛》卷十章九２）。

　　　　②若干诠疏家曾指明，希朴达摩所拟政体中的战士阶级原来全部由公家给养，这就无需另外制定以公款给养阵亡者的孤儿这类单独规章。

　　　　③参看《修昔底德》卷二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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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朴达摩所拟政治体系中最受人注意的要领就是这些。

　　　　这里，第一应受批评的是那个公民的三分法，工匠、农民、战士，既然同样列入公民名籍，他们就应一律参加城邦政治体制；但农民无武装，而工匠则既无武装又无田地，那么他们的参加编配到这种政治体制中，毋宁是成了战士阶级的奴隶。

　　　　这两个阶级不可能参加政府的一切机构；将军、内务官吏①以及一切重要职位必然完全由持有武器的阶级担任，但这些以公民名籍参加城邦体系的人们，却不能列入职官名籍，又怎能使他们效忠于这个政体？有人或者说战士照理应该做工农的主人而统治两者；但这必需持有武器者为数甚多，工农才不得不服从其统治。可是，战士阶级倘人数很多，也就用不到另外两阶级来参加这个体系而且分享选举执政人员的权利。又，农民在城邦中，究竟具有什么作用？我们可以承认工匠为每一城邦所需要，他们随处可凭技艺生活，在希朴达摩所拟的城邦中也需要工匠。但他所说的农民就不同；倘使农民以粮食供应战士，那么把他们纳入公民团体以内就理属当然，可是希朴达摩却规定他们各各私有土地而自食其耕耘的收获。还有那用以供养战士阶级的三分之一公共土地也是可疑的：倘使这些土地由负盾的人自己来耕种，则战士将无异于农夫；而那位立法家却把他们分成了两个阶级。

　　　　反之，如果在农民和战士两者之外另有耕作这些公共土地的人，那么这个城邦又得有第四部分（阶级）

　　　　，这一部分人不列入公民名

　　　　①“内务（或保卫）官吏与”［作战］将军“们并举，当指平时警备部队官员（或译？

　　　　“警官”）。参看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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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籍①，对城邦的政治机构完全无份。

　　　　另一可能方式是要同一农民既耕耘私有土地又耕耘公共土地。这样一个人就得为两家操作，“内务（或保卫）官吏”与“［作战的］将军”们并举，当指平时警备部队官员（或译“警官”）。参看卷五。

　　　　以一份劳动谋两份食用，这是困苦不堪的；而我们的疑问也就回想到原先又何必把土地划分为公私两区？为什么不让农民就所分配的同一块［双份的］土地上从事耕耘而兼供私家和战士（公家）的粮食呢？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希朴达摩的思虑是混乱的。

　　　　他在司法改良方面所拟的判决手续也未必妥善。他认为对于每一件控诉案，虽然原告人只提出一个简单的罪状，审判员（陪审员）也应该作出分别量罪、等级处罚的断决。这样，他竟然使审判员转变而为仲裁人了。分别量罪和不同处罚只在仲裁法庭中可能进行，那里仲裁员虽然也有若干人，但他们可以合议，经过共同斟酌而后确定某种适当的罪罚；至于在一个公审法庭中，这样的论罪方式是不可能的，大多数城邦的法规都特别注意到在公审法庭上，所有审判人员都不得互通声气②。把那种论罪方式引入公审法庭所引起的纷扰是可以想像的。譬如某一讼案，原告请求处罚被告二十米

　　　　①这里亚氏推论应有“不列入公民名籍的另一部分人”

　　　　，当即奴隶；希朴达摩的原意也许正是这样。希腊各邦公有田园常常由奴隶耕作。关于祠庙土地由谁耕种，亚氏没有提出疑问。

　　　　②古希腊公审法庭的陪审员（“司直员”）为数常常有数百人之多，实际上可称为“投票员”

　　　　，他们以投票（卵石或铜骰）数的多少决狱或判定诉讼胜负。当日受审案件都不使陪审员事前知道，进入各人的审判席位后，就不得互相交谈。

　　　　其程序详见于《雅典政制》第６３—６９章的，可为各城邦法庭的一例。

　　　　③“米那”作重量论，约近中国一市斤。作货币，一百特拉赫马合一米那，六十米那合一泰论。一银米那约值今四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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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③，于是审判员们认为被告的确应该赔偿原告所受的损害，但对于偿金数额却各有不同的意见：或断定为十米那——或原告所要求者为数更大而法官所断定者为数更小——另一审判员断定为五米那，又一审判员则断定为四米那。这样，各人对原案各各做了分析和衡量，［法庭的审判员为数既然甚多，］就可能有从全数照偿以至全不赔偿的许多判案。

　　　　这又将用什么方法来总决这些不同的判断？另外关于伪誓罪的议论也是不确当的，对原告一个简单而无差别的申请，或可决或否决是不会构成伪誓罪的。审判员不准原告人二十米那的赔偿要求，并不就是判定被告完全没有亏负，他所断定的只是被告所负者实际上并不是二十米那而已。审判员要是知道被告实在从未有亏负二十米那的事情，却仍然责令他作二十米那的赔偿，这样他才犯了伪誓罪。

　　　　至于尊敬有所创见以利邦国的人们，听起来，好像是正当的，实际上施行这种政策却未必有好处。这种政策鼓励改革也会惹起反动，于是就可能造成城邦政治的纷扰。

　　　　这里，可作进一步的讨论，有些思想家考虑变革的利弊，认为虽有较好的新法是否就应该废弃旧法（祖制）也是可疑的①。在守旧的人看来变革总是有损害的，而且有些建议看上去是为邦国

　　　　①这些在政治上趋于保守的思想家不知指谁。阿里斯托克色诺（Ａｒｉｓｔｏ－ｘｅｎｕｓ）

　　　　：《残篇》１９（缪勒编：《希腊历史残篇》卷二２７８）

　　　　，说毕达哥拉斯学派主张保持旧传礼法，不赞成轻率的变革。柏拉图：《法律篇》７６９Ｄ、７２Ａ—Ｄ、《政治家篇》２９８Ｅ—２９Ｅ，说法制可与时变革，但须经严格审查，使不致引起纷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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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谋福利，实际上却目的在于破坏旧章和原来的体制；照这种情况说来，我们就不能赞成希朴达摩的意见了。涉及这类问题，我们当作较详的申说。

　　　　各家的想法，对这点很不一致，有时确实可说变革是有益的，在其它各种学术方面已屡经证明因变革而获得进步；例如医疗、体育以及其它种种技术和工艺，现在都已远远脱离往日的陈规了。政治，倘使也作为人类学术中的一门，那么也应该由于变革而有所得益。有些史实也可以作为［以变革为有利］这方面的佐证；古代的习俗常是很简陋而且野蛮：希腊人在古时都刀剑不离其身①，他们娶妇都须用财物互相购买新娘②。

　　　　直到现今，有些地方还可以见到古代习俗颇为荒谬的野蛮遗迹：譬如，在库梅③，有一条杀人罪的刑法，只要控告者提出几个本族或近亲作证人，就可判定被告的重罪。人类一般都择善而从，不完全蹈习父亲的故常而专守祖辈的旧制。我们所知道的原始人类，不论其

　　　　①《修昔底德》卷一章五章六，说希腊古时各族都佩武器以自卫，无论海上或陆地都互相刼掠。雅典最先进入法治，禁止盗贼，因而民众在平日可以不携刀剑。

　　　　②《希罗多德》Ｖ６，记色雷基人（Ｔｈｒａｃｉａｎｓ）卖买妇女以成婚配。

　　　　③库梅（）地名，另见卷五；此处可能是指意大利的库迈（从周伊特译本）。

　　　　以人证定杀人罪而不避亲属，见于古希腊城邦的，今所得哥尔汀碑志，记有类似条例（参看比歇勒和齐特耳曼《哥尔汀法律》［ｕｎｄ

　　　　Ｚｉｔｅｌｍａｎ，Ｄａｓ

　　　　Ｒｅｃｈｔ

　　　　ｖｏｎ

　　　　Ｇｏｒｔｙｎ］７６—７７页）。

　　　　日耳曼古俗也有类似习惯。此节已由法制而说及比较原始的礼俗。亚里士多德在政治研究方面，除曾经收集希腊各邦“政制”外，又曾编录野蛮民族的“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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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土生居民”或为“某次灾劫的遗黎”

　　　　①，一般都可想像为同当今偶见的愚蠢民族的情况相似，在原始“土人”间所流传的故事的确是蒙昧的。如果一定以守旧安常为贵，这就未免荒唐了。

　　　　［原始的许多习俗（不成文规律）必须废改，］而且随后所立的成文规律也不应该一成不变。在政治方面，恰恰同其它学艺相似，不可能每一条通例都能精确而且无遗漏地编写出来：用普遍词汇所叙录的每一成规总不能完全概括人们千差万殊的行为。

　　　　［初期的法令律例都是不很周详而又欠明确，必须凭人类无数的个别经验进行日新又日新的变革。

　　　　］但明白了法律必须在某些境况、在某些时候加以变革的道理，我们仍旧要注意到另一论点：变革实在是一件应当慎重考虑的大事。人们倘使习惯于轻率的变革，这不是社会的幸福，要是变革所得的利益不大，则法律和政府方面所包含的一些缺点还是姑且让它沿袭的好；一经更张，法律和政府的威信总要一度降落，这样，变革所得的一些利益也许不足以抵偿更张所受的损失。上述政治和其它技艺间的比拟并不完全相符；变革一项法律大不同于变革一门技艺。法律所以

　　　　①古希腊对于人类起源有两说，（一）为“土生原人”

　　　　，见宾达尔诗《尼米亚节颂》（Ｐｉｎｄａｒ，Ｎｅｍｅｏｎｉｃａｅ）

　　　　ｖｉ１；希西沃图：《作业和时令》１０８。古哲阿那克西曼德也持此说。欧里庇得剧本《伊昂》（Ｉｏｎ）

　　　　４８２，说伊昂犹坚执“大地为人类之母”的锢说。

　　　　（二）柏拉图：《法律篇》６７６、７８１、《蒂迈欧篇》２２等推想人类已经存在了千万年，今后也将经历千万年而犹存；或竟无始无终，而时兴时衰。亚氏也说世界和人类都是原始而俱在，也将保存于永恒。这同另一种以现世人类“出于某次（前次）灾劫的遗黎”的说法相通。亚氏认为灾劫可能是洪水或大旱（《气象学》卷一章十四）。亚氏这里两存其说；《生殖》卷三章十一并说“土生”

　　　　这一说法值得予以研究。但他自己的思想是偏重于“灾刼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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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而遵守法律的习性须经长期的培养，如果轻易地对这种或那种法制常常作这样或那样的废改，民众守法的习性必然消减，而法律的威信也就跟着削弱了。关于［变法］这个问题还有另一些疑难：即使我们已经承认法律应该实行变革，仍须研究这种变革是否在全部法律和政制上要全面进行或应该局部进行，又变革可以由任何有志革新的人来执行还是只能由某些人来办理。这些论点的抉择都是很重要的，我们暂不详述，留待日后另作适当的评议①。

　　　　章九②　　在论及拉栖第蒙（斯巴达）

　　　　③和克里特政制——或该说论及任何城邦的政制——时，应该照顾到两个论点：第一，同最好的（模范）政制相比较，它们所有的各种法律究竟是良法还是恶法；第二，各种实际设施同建国时的宗旨是否相符，而不致于违反原先立法的纲领。

　　　　一般思想家都承认，在一个政治修明的城邦中，必须大家都有“闲暇”

　　　　，不要因为日常生活所需而终身忙碌不已，但要怎样安排才能使大众获

　　　　①这些论题，本书中以后未见再说。

　　　　②本卷前八章陈述前贤所拟的模范政制，后四章转而评论历史上规模较为完备、治理较为良好的各邦政体。全卷行文都夹叙夹议，目的在究明过去的利弊得失，作为自己拟订理想城邦的张本。

　　　　③“拉栖第蒙”为“拉根尼”境内的主城，城市地区亦称“斯巴达”。斯巴达人以勇敢直率著于古代，后世往往以斯巴达人总称拉根尼人。本书在同一章内常常先用“拉栖第蒙”字样，随后则用较简短的拉根尼字样；此例也见于《雅典政制》章十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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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这样的闲暇，却是一个难题。帖撒利亚的卑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