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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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治党与廉政建设 —３７—
的廉政建设。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告诫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特别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经得起由战争到和平、从农村进城市的转变的考验。４０年过去了，我认为在大改革、大开放的潮流中，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尚未建成的情况下，执政党的几千万党员所面临的考验，比解放初期更加严峻，更加复杂。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１０年以来，有许多共产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经不起新的考验，跌了跤子，受到党纪、政纪、国法的惩处，也为社会公众舆论所不齿。 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蜕化变质、违法乱纪的严重事情，更大的祸害是，这种人和事的层出不穷，损害了改革和建设的健康发展，败坏了党风党纪，损害了党的形象，滋长了党政机关的腐败现象，同时也助长了社会上的沉渣泛起，歪风流行。 这说明执政党的从严治党，已成为当务之急。 毛泽东同志过去曾强调，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这句老话至今仍显得十分精到。 执政党要为政清廉，一靠党员，二靠制度，而这两者的前提都是从严治党。 在这里，我举一个延安时的例子。 抗战初期，八路军的一位指挥员回延安见毛主席，递上一张“国民革命军少将×××”头衔的名片。 毛主席当即询问他前方情况，而有些问题他答不出来。 主席就批评他说：你这个“少将”还不如“芝麻酱”和“豆腐酱”。及时而严厉的批评给这位指挥员敲了警钟，帮助他扫除了以受国民党委任当官为荣耀的思想灰尘。 我们今天是当共产党的官了，但高官荣禄的思想仍十分有害。 有些党员干部名义为“公仆”
，实际上是当官做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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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７—王首道文集
自我感觉是老百姓的“衣食父母”
，爱颐指气使，摆官架子耍官威风，甚至有不少人做“官商”
、“官倒”和贪官，以权谋私，以利换钱，窃取民脂民膏养肥了自己、家人和亲朋戚友。对这种党员干部，不论官尊几品，也不管后台几多，都必须绳之以法。但是，我认为又不能仅仅依靠或等待绳之以法，而更应当在此之前就拿起党内思想斗争的武器，开展真正的党内批评，一来防患于未然，二来能及早解决问题，减少其危害，以消除人民群众的不满和愤慨情绪。批评和自我批评，本来是毛泽东同志创立的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作风，但是近年来讲得很不够，叫作表扬容易批评难，严肃的对上级的批评更难，使得一次次兴师动众的端正党风、整顿作风、清除腐败现象的工作难以让人民看到实效。 这一次廉政建设，人民期望很高，国内外亦很瞩目，能否贯彻落实十三届三中全会的正确方针，关系极其重大。 我认为，本着治党从严原则，重新拿起批评的武器，敢于大胆地揭露批评党内的不正之风问题，也是加强党内民主生活、实现为政清廉的重要一环。在今年３月的七届二次人大、政协会议上，有许多代表、委员提出中央领导人要带头过苦日子的诤言卓见，是很尖锐的，很正确的。 从严治党，为政清廉，必须从中央首先做到，从领导干部首先做到。 以身作则，才能令行禁止。 在过去的革命岁月中，我们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可为艰苦奋斗的表率。在艰难困苦的抗战中，毛泽东等领袖人物带头开荒种地，对于大生产运动的开展是起了推动作用的。５０年代初，毛主席批准杀了党员高级干部刘青山、张子善，全党肃然，风气为之一正。 当然，现在情况与以前大不一样了，反腐败斗争和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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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治党与廉政建设 —５３７—
政建设也不能再靠一次“三反五反”
或杀两个人来解决了。但是，并不能因此就可以不反、不杀了，就可以不抓党的高级干部的问题了。 只有首先对党员领导干部从严要求，敢于自上而下地清除腐败现象，惩处堕落分子，实行为政清廉，才可能对全体党员从严要求，普遍而有效地推进廉政建设，从而改变目前县里看省里，省里看中央的消级延宕局面。 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他在艰苦奋斗方面是做得很好的，在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反对特殊化方面也是值得钦佩的，他的长子毛岸英同志就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 作为党和国家的领袖，这是难能可贵的。 他这方面做得好，对全党和全国的影响是久远的。５０年代及以后一段时期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比较正，与党中央当时的所言所为是分不开的。 雷锋精神就是那个时代共产主义道德风尚的必然产物。 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这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带来的。我们的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不能因此而丢弃艰苦奋斗的精神实质，忘记全国还有为数不少的人民群众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更不能先天下之乐而乐，利用各种权利和手段为个人谋取私利。 中国有句古语叫作“成由勤俭败由奢”
，是至理名言。 历史的教训和现实的问题都时刻在提醒我们：骄兵必败。因此，廉政建设必须从严治党。 要知道，共产党的宗旨首先在于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而以权谋私、腐化堕落，是为严明的党纪所绝对不允许的。 关于这一方面，我们可以从毛泽东思想中汲取大量的丰富的精神营养。 我希望，湖南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成立以后，除了按照５年科研规划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系统的科学研究之外，也要注重切合实际，针对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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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７—王首道文集
从毛泽东思想宝库中发掘于改革开放事业有直接指导作用的理论精华，服务于现代化建设。 特别是关于从严治党与廉政建设的问题，是毛泽东思想研究和改革开放实践中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我只提出个引子，建议湖南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对此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为我们党的廉政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本文是在湖南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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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 南 征 —７３７—
忆 南 征
１９８９年８月
抗日战争后期，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派遣八路军第１２０师３５９旅主力南征，到湖南、广东、江西去创建抗日根据地。 这是一个重大战略部署。南征，是一次艰难的战斗历程。３５９旅主力于１９４４年１１月从延安出发，挺进华南，１９４５年９月北返中原，１９４６年９月重返延安，历时近两年。 全体指战员以无比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革命意志，战胜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围追堵截，冲破山岳河流险阻，克服严寒酷暑和饥饿伤病等许多困难，行程１万余公里，被毛泽东同志誉为“第二个长征。”
一、战略决策
１９４４年，抗日战争发展到接近战略反攻阶段。 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战线逐渐失利，在中国大陆已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为了打通补给东南亚各地日军的大陆交通线，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 国民党军在这次战役中，遭到抗战以来的又一次大溃败，损兵数十万，丢掉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大片国土和１００多座城市，使６００万同胞陷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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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７—王首道文集
日军铁蹄之下。 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对日军发动了局部反攻，歼灭了大量敌人，收复了大片国土，已经拥有１９个解放区，９００多万人口，５０多万军队，２０多万民兵，成为抗日救国的决定因素。为此，１９４４年秋，党中央制定了一个重大决策：派遣八路军３５９旅主力和抽调一些干部挺进华南，深入敌后，宣传发动群众，建立湘鄂赣抗日根据地，并以此为依托，继续向南发展，打通南北通路，北与鄂豫皖边区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第５师、南与广东曾生率领的东江抗日纵队连成一片，力求开辟湘粤赣边的五岭抗日根据地。那时，３５９旅正驻在延安东南４５公里的南泥湾，屯垦练兵，开展大生产运动，保卫陕甘宁边区，随时准备打仗。 王震任旅长兼政委。７月的一天，毛泽东同志把王震找去，交代任务。毛泽东同志首先询问了部队的生产和军政训练的情况，然后从国内外形势谈起，阐述了党中央的战略部署。 他说：当前不论国际形势还是国内形势，都对中国革命空前有利，德日法西斯的灭亡已成定局。 国共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很大变化。 中国要胜利，中国人民要解放，都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目前，我们就是准备如何迎接胜利。毛泽东同志停了一下继续说：大家都希望战争快些结束。两年前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那篇文章里也说过，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希特勒只有死路一条可走了。日本法西斯也将一天天更加困难。但是，战争还要打下去，战区还可能扩大。 美国的强大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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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 南 征 —９３７—
可能在菲律宾登陆，切断日本通向南洋的海上交通线，日本军队就只有打通大陆交通线。 现在粤汉路日军南北对进，已快会合，并有打通湘桂的企图，下一步还可能进攻贵州、四川、云南，把蒋委员长从峨嵋山上赶下来。 这样，战争可能还要打两三年。一旦美国逼近日本本土，在中国沿海登陆，日军就可能从印度支那、暹罗（今泰国）
、缅甸后撤，从华南收缩兵力，退守上海、山东和辽宁。 那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将转入战略反攻阶级，蒋介石也会下山，内战危险也将十分严重。我们要抓紧这一有利时机，到日本军队后而去收复失地，发动群众，解放自己，推翻敌伪的残酷统治，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毛泽东同志接着说：在当前形势下，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巩固华北、华中，发展华南，就是要向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浙江发展。 作为中央的部署之一，是由你们３５９旅组成南下支队，并护送干部挺进华南，会合东江纵队开辟湘粤桂边的五岭抗日根据地，把华中和华南联系起来。 这样，在日本军队退到山东等沿海地区时，你们就可以配合全国各战场的强大反攻，收复失地。 在抗战胜利后，如果蒋介石依靠外国势力把内战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我们也能进退有据，牵制其南方一线，配合各解放区的自卫战争，打败蒋介石，建设新中国。接着，毛泽东同志对组织南下支队作了具体指示。他说，３５９旅要全部南下，再加上一批地方干部，包括从广东、广西来延安学习的干部，分成两个梯队。你带领第一梯队先走，等你们与东江纵队会合了，第二梯队再继续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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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７—王首道文集
这次谈话以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即考虑这支部队的组成问题。当时，我有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经常受到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教诲。８月间，我获悉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拟派遣一支部队挺进华南，深入敌后，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便向党中央请求参加这次军事活动，终于获得批准。９月１日，党中央在杨家岭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讨论了南下支队的组建和集训干部等问题。１０月３１日，党中央又召开了一次书记处会议，参加南征的主要领导同志也列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最后确定了南征的区域和组织机构，组成“国民革命军第１８集团军独立第１游击支队”
（简称“南下支队”）
，由王震、王首道、贺炳炎、廖汉生、王恩茂、文建武、张成台、刘型８位同志组成军政委员会，以王首道为书记，支队司令员王震，政治委员王首道，副司令员郭鹏，副政治委员王恩茂，参谋长朱早观，副参谋长苏鳌、邹毕兆，政治部主任刘型，副主任李立。 以３５９旅７１７团两个营组成第１大队，大队长陈外欧，政委李铨；７１８团３个营组成第２大队，大队长陈宗尧，政委罗章；７１９团１个营组成第３大队，大队长张仲瀚，政委曾涤；特务团之教导营及旅直参谋训练队组成第４大队，大队长徐国贤，政委廖明。中央调赴新四军５师工作随军南下的干部组成第５、第６大队，由贺炳炎、廖汉生率领第５大队，文建武、张成台率领第６大队。 全支队共约５００人。除南下支队外，３５９旅还留下一部约５００人，由副旅长苏进、参谋长刘转连、政治部主任李信领导，继续担负保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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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 南 征 —１４７—
边区和从事生产建设的任务，准备作为南征第二梯队，待机南下。为了完成党中央交给的光荣任务，部队出发前进行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