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 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之所以如此，是由时代条件和中国的国情决定的。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使世界帝国主义战线被冲破一个大缺口，并促进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结合。 在国际上，中国革命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 在国内，由于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以及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动摇性，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已经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了。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政治斗争的实践表明，资产阶级已不能担负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并争取革命的胜利。 历史把无产阶级推上了领导中国革命的政治舞台。当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无产阶级的人数还不多。 因此，尽管无产阶级“是一个最有觉悟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 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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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１８６—
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９年１２月）
无产阶级要在统一战线中顺应时代的要求，为实现革命的目的，运用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坚持和争取领导权，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 实践告诉我们，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关键在于共产党的领导，革命能否胜利，关键也在这一点。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最根本的特点，也是它的优点。第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战略中的基本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农民的土地问题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解决好农民的土地问题，才能把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完成民族民主革命。 正是这一点，决定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是民主统一战线的首要问题。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使中国社会形成了复杂的阶级结构。 我党成立之初并未认识到这一问题，因此首先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 革命失败的教训使我党认识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质就是农民革命，无产阶级领导革命，从根本上说就是领导农民革命。 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对农民革命的领导乃是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根本标志。 农民占中国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与工人阶级有着根本上相同的利益，工农在中国革命中的联盟，既是革命的需要，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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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革命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与非劳动人民的联盟的巩固和发展，取决于工农联盟的巩固和发展。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作为中间力量，既有革命的一面，又有动摇的一面。 他们参加革命的程度，主要取决于工农联盟力量的大小。毛泽东全面阐述了统一战线中两个联盟间的辩证关系：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愈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与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也就愈巩固和发展；同时，后一个联盟的不断发展、壮大，又促使前一个联盟更加巩固和壮大。 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中建立两个联盟及其关系的论述，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战略策略思想的重要发展。第三，在统一战线中处理与非劳动人民联盟关系上必须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为革命对象的。 日本侵略者要灭亡我们中华民族，就必然遭到除了极少数汉奸卖国贼以外的全民族的反抗。无疑，在解决民族矛盾的前提下，又要正确处理阶级矛盾，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 中国革命实践表明：没有统一战线，革命是不能成功的；建立了统一战线，如果不善于在统一战线中运用正确的策略原则处理好国内阶级矛盾，革命也是要失败的。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批判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自愿放弃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和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投降主义，也批判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时期主张对资产阶级“一切斗争、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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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３８６—
联合“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 毛泽东全面阐述了在同资产阶级组成统一战线问题上又联合又斗争的正确策略原则。 毛泽东提出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１９４０年３月１１日）的策略思想，是我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条重要经验。 当然，采用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时，对待中间势力和顽固势力有很大的不同，对顽固势力的斗争还包括反“摩擦”斗争，就是局部的武装斗争。第四，统一战线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一大法宝和革命的基本武器。毛泽东从分析中国国情出发，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科学地分析了我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并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正确区分敌、友、我，制定了一整套统一战线的战略策略，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克敌制胜的法宝和基本武器。毛泽东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要执行这条总路线和总政策，就必须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这样才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 很清楚，毛泽东是把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作为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毛泽东以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说明：“当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着分裂统一战线的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塞维克化就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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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塞维克化就会要后退一步。“
（《＜共产党人＞发刊词》，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４日）这是因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所面临的敌人，不仅有大资产阶级，而且有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 这样，居于少数的无产阶级就必须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农民、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中间阶级结成统一战线，并与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实行有机结合，实现党的政治路线，从而使统一战线在整个革命战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对统一战线问题的论述，也是对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规律的重要揭示。 抗日战争的胜利及以后全国解放战争的迅速胜利都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 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战略策略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创造性运用，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独创性发展。毛泽东思想形成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毛泽东思想在广阔的领域中又得到发展和成熟。 其中，毛泽东关于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当然，这一理论还要不断地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现在，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历史又赋予新时期社会主义统一战线和更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以新的任务，即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祖国统一大业，并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而斗争。我党适时地提出了以实现四化为核心的政治路线。 在科学地分析了我国历史、现状及国际形势后，邓小平代表党中央提出了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回归祖国问题的战略构想，即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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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是从我国实际出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重大贡献。总之，我们今天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其目的就在于创造性地运用这些理论的方法论原则，以利于指导当前的实践，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
（原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１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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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启蒙第一课
１９８８年２月２０日
１９２５年，１９岁的我从湖南长沙修业中学毕业。毕业以后，我的心情十分苦闷。我顾虑的是：３年的学校生活不仅使我学到了一些文化技术知识，而且开始接触到了革命的风暴。 我自信还是愿意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贡献的有为青年。那么，离开自己已经熟悉的学校环境，今后怎样去继续献身革命呢？另外，离开了学校以后，我又如何在这风雨飘摇的社会上安身立命呢？找个职业吧，又该去做什么呢？
正在我冥思苦想为自己今后前途苦恼的时候，一个大大的喜讯降临了，那就是湖南社会主义共青团接到共产党湖南省委的指示，要在青年学生中挑选３５名优秀团员，派送到毛泽东在广州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去学习。 这是党要专门培养一批在农村开辟革命群众运动的骨干，学习时间半年，毕业后由党组织分配工作。 正式通知中，有我的名字。 我听到消息后，真是不敢相信，接着就是无比的兴奋，深深感到自己今后就是革命的一分子了，自己决心要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为中国革命事业献出自己的终身。 当时前去入学的同志很多人都感到这是自己新生活的开始，因此不少人愿意改一个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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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启蒙第一课 —７８６—
新的名字，我毫不迟疑地决定改名为“王一分”
前去报道。农讲所在我心目中，就是名副其实的“革命摇监”。从此，我便正式踏上了革命征途。１９２６年３月，我们一行３５人秘密从长沙到武汉，转途上海，来到了当时全国革命的中心——广州。 一到广州，我们就为全城的革命热潮所吸引：到处贴着革命的标语，到处是忙碌着的青年男女，有在街上宣传革命道理的，有教唱革命歌曲的。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毛泽东亲自主办的。 毛泽东早在１９１７年的青年学生时代，就深入长沙、宁乡等５县农村进行调查。１９２１年初夏，又深入岳阳、华容、安乡、常德、湘阳等县农村调查。１９２２年，他在自己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亲自讲授《告中国的农民》一文，具体分析了湖南农村各阶级的状况，指出广大农民必须团结起来，从“土财主”手中夺回土地才有出路。１９２３年４月，毛泽东派遣水口山矿工人中的共产党员刘东轩、谢怀德等同志回到他们家乡衡山的岳北一带开展农民运动，于同年９月建立了岳北农工会，会员达４万多人。 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从１９２４年７月到１９２５年年底，我党在广州先后举办了第一至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主要是训练广东等地的农民运动骨干。有４０多人经过训练后被派到农村去做农运工作。 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中共湖南区委选派毛泽民、贺尔康、庞叔侃等５０多人到广州第四、第五届农讲所学习。１９２５年春天，毛泽东同志为了更好地指导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从上海回到湖南韶山，一边养病，一边深入农村调查农村的阶级状况，总结农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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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在他深入细致的宣传发动和组织下，韶山地区２０多个乡建立了秘密的农民协会和公开的群众性革命组织“雪耻会”。到１９２６年６月，农协会已遍及湖南、广东、广西、湖北、河南、山东、陕西、四川、河北等１０多个省，仅广东省就有６１个县成立了农协会，会员达到６０多万人。 湖南省有４４个区建立了农协会。１９２６年１月，毛泽东出席了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根据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建议，通过了农民问题的决议案，设立了农民运动委员会，以毛泽东、林祖涵（即林伯渠）
、肖楚女等９人为委员。为推动全国农村大革命高潮的到来，毛泽东同志主办了第六届广州农讲所，并亲任所长，扩大了招生范围，为全国培养农民运动干部。我们这届农讲所，共招收学员３２７人，来自全国２０个省。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