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我对他的怀念。
一、铮铮铁骨 为党为国
１９３２年，我由湘赣苏区调中央苏区工作，第一次见到敬慕已久的李六如同志。 六如同志是我知道的平江第一个共产党员，也是平江最早的建党人，年纪比我大１０多岁。 他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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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薄，满口湖南乡音，是一个学识渊博，温雍亲切的知识分子，在革命队伍里处处受到同志们的尊敬。 初次见到他，给我留下的文质彬彬的谦虚长者的印象很深，直到现在还未能磨灭。１９３０年春夏之交，李六如同志从香港回到中央苏区，投身我党财政金融事业，协助邓子恢、毛泽民同志创建中央苏区国家银行和闽西工农银行，并任总行副行长和代理行长等职。 当时，中央苏区财金制度混乱，税收不足，经济困难。党依据农村战争环境下的需要与可能，规定了“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毛泽东《我们的经济政策》）
的经济政策。李六如同志曾留学日本，专攻经济，利用自己所长，以极大努力为统一苏区财政，整理税务，建立国家金库和开辟财源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国民党包围封锁的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他建立营业部，大力开展各项业务活动。 当时苏区人民缺乏食盐，他除发动一些老盐行挖土熬盐外，还提出贷款组织商人去蒋管区，运进一些我党、我军稀缺的盐、布、西药、煤油等急需物资，对克服苏区经济困难和打破敌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起了很大作用。六如同志对工作认真负责，营业部工作人员一共只有１０人，他身任领导，却不辞辛苦地和大家一样站柜台卖盐、卖布，千方百计地改善人民生活。 他这种勤勤恳恳为革命、为人民的精神，深受同志们和人民群众的尊重。 在党的正确经济政策指导下，苏区经济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和相当的发展，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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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了战争的供应，而且使苏区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提高。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主力退出江西、福建根据地向西进发，留下一部分部队由陈毅、邓子恢、张鼎丞、项英等同志领导坚持游击战争。李六如同志也奉命留在赣南坚持斗争，继续掌管财经工作。３年中辗转于赣南五岭山脉一带，与敌周旋，往来作战，备极艰苦。 时因红军主力西去，国民党反动派对我“清剿”更剧，六如同志突出重围，不幸在吉安被坏人识出向敌告密，遂落于反动派之手。 敌人以高官厚禄引诱他投降，遭到六如同志严词痛斥。 敌人恼羞成怒，用尽惨绝人寰的刑罚，最后以死刑相威胁，企图威逼他低头。 六如同志被残酷折磨得遍体鳞伤，仍然藐视敌人的种种暴行，决不弯腰折膝向敌人乞生，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崇高革命气节。李六如同志铮铮铁骨，在敌人狱中经受了一次严峻的生死考验。 直到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被迫接受了我党和人民群众的抗日要求，放弃内战政策，李六如同志才获得无条件释放。 他一出狱，就急切地寻找党组织，历尽艰辛，当卖了仅有的衣物，投奔南京我党办事处，于同年回到延安。 六如同志这一段历史经过组织审查和项英同志的证明，中央对他被捕后的表现和出狱经过，是完全了解的，并且很快恢复了他的党籍，分配在毛泽东同志办公室任秘书长。 可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康生却以此诬陷六如同志是“叛徒”
，唆使专案人员大搞刑讯逼供，致使六如同志蒙冤达１２年之久，直到辞世。在延安，李六如同志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我当时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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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党中央秘书处长，常因工作，接触和交往较多，亲眼目睹他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革命工作任劳任怨。 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１９３９年冬到１９４３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发动３次反共高潮，时局艰危，风云险恶，党中央、毛泽东同志肩负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六如同志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坚韧不拔地工作，参加了中央有关政策问题和历史问题的研究与决策，很出色地完成了毛泽东同志交给的各项任务，为争取中华民族抗日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１９４４年冬，我和王震同志率三五九旅南征，开辟新根据地。 离开延安前，我向李六如同志告别，六如同志紧紧地握着我的手，长久地舍不得放开，他那钦羡和深情的目光，蕴藏着同志、战友的嘱托和家乡人民的企望，使我非常感动。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立即派遣大批领导干部奔赴东北，领导东北人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我于１９４６年复到达哈尔滨，主持东北财政经济办事处工作。 李六如同志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也从延安来到哈尔滨，担任东北财政经济办事处副主任。 旧友重逢，倍感亲热，他和夫人王美兰同志与我一家同住在道里原丹麦领事馆一栋二层的小楼上，朝夕相处，彼此关心，融洽如一家。 六如同志生活十分俭朴，住室里只有几件简单的家具，他白天紧张地工作，晚上还勤奋地在昏黄的灯光下读书和写作。 他写得一手清秀的好字，十行稿纸上用毛笔写的蝇头小字，一笔不苟，严谨认真，宛如其人。财经办的干部职工，多是２０多岁的小青年，他们工作和生活都在楼下，六如同志经常下楼去看望他们，大家就乘机把在工作和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提出来向他请教，他总是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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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地给予指导。 休息时，同志们也常爱和他聊天。 六如同志学识渊博，通晓古今历史，经历丰富，阅尽人间不平，在谈天说地中，总能给人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和鼓舞。李六如同志预见到全国解放后财经工作的需要，倡议办学，以培养一批财政经济工作干部。 他亲自选择校址，招请建筑公司修缮房屋，物色教员，招收学生。 在他的具体筹划下，东北财政经济干部学校终于在１９４７年７月７日开学。六如同志兼任校长，辛勤地总结我党财政经济工作的实践经验，结合当时实际工作的需要，编写讲义，亲自授课，把经济理论和财政经济业务问题深入浅出地讲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学生们对此十分满意。 在他的领导下，该校共办３期，为党培育了一大批财政经济工作干部。沈阳解放后，东北人民政府成立，东北财政经济办事处为适应国内革命形势需要，分别改建成工业部和计划委员会。李六如同志协助陈云、李富春同志忠实地执行了党中央正确的财政经济政策，稳定金融物价，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使我东北地区的财政经济事业有了很大发展，既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准备了物质基础，又给党在后来对于经济建设工作的领导积累了经验，还为促进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粮务、贸易、运输、租税、银行金融，迎接全国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新中国成立后，李六如同志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和党组书记等职。六如同志认真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社会主义司法、检察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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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勤奋笔耕 卷帙浩繁
李六如同志晚年，因为体弱多病，不能担负繁重的领导工作，就以惊人的毅力投入新的战斗，专心从事革命历史小说《六十年的变迁》的写作。早在延安整风时，他从革命斗争实践中，深深感到自己个人的命运和中国人民革命的命运竟如此地紧密相连。 他决心以个人大半生的经历为线索，反映中国人民革命斗争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作为历史的借鉴，用以教育青年和革命后代。 从那时起，他利用紧张的工作和战斗的间隙，断续地写了一些读书笔记、思想检查、回忆材料等，作为创作素材。我在哈尔滨和他同住时，亲见他打开一个小包袱，里面珍藏着一迭迭整齐的手稿。 他背着这个小包袱，跋山涉水，通过重重的封锁线，由延安来到哈尔滨，后来又相伴进入北京城。六如同志写的《六十年的变迁》，描绘的是从１８９５年戊戌变法前后至１９４９年全国解放前后这６０年来我国革命和反革命、进步和反动之间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异常尖锐剧烈的斗争历史。 六如同志着意用文字再现这一中国历史上变化最剧烈、最伟大的时代。 他的写作动机和愿望是值得敬佩的。 撰写历史小说，必须忠实于历史。 六如同志写作态度十分严肃，查阅了很多历史资料、档案资料、图书报刊；１９６１年，他不顾年高，亲自到湖南、江西、福建一些过去参加革命斗争的地方调查访问，收集写作素材；同时还走访了一些老同志，共同回忆当年情景。 他写第二卷《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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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时，说到季交恕和方维夏同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请毛泽东同志给湘军讲武堂讲农民运动。 当他们找到毛泽东同志时，只见毛泽东同志正在对学员们讲授《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光辉著作。 因为我曾在毛泽东同志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六如同志亲自登门找我核对这一史实，我为这一认真的精神所感动。 我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同志讲授这篇光辉文献的基本观点时，常常运用他亲自调查得来的丰富材料和群众语言，讲得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形象生动，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经久不忘。我详细地向他介绍，毛泽东同志讲到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时，把阶级压迫形象地比作一座多层的宝塔。 毛泽东同志一面讲，一面就在黑板上画出来，指着宝塔说：你们看，最下面是塔基，有工人、农民，还有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再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更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毛泽东同志说：压迫和剥削者虽然很凶，但人数很少，只要劳苦大众团结一致，起来斗争，压在工农身上的几座大山就可推翻。 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乎！
六如同志听到我的回忆，高兴地笑了，连说：“珍贵，珍贵，真是好史料！”
数易寒暑，大概在５０年代中期，我收到了李六如同志寄来的《六十年的变迁》打印稿，征求意见。 翻开第一页，熟悉的家乡环境，人物语言，深深地吸引了我，禁不住一气把它读完，作为真人真事的历史小说，这本书是忠实于历史事实的，刻画人物栩栩如生，文笔明快流畅，堪称为历史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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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学巨著，我为六如同志在晚年取得的成就而庆贺。后来我才了解到，李六如同志写作《六十年的变迁》是倾注了全部心血的。不论是酷暑，还是严冬，他日日夜夜，伏案走笔疾书。为了斟酌词句，他有时绕室而走，搔头弄首，反复推敲。休息时，文思也未停止，偶有所得，即使是深夜，也马上披衣下床，展纸提笔。 六如同志深知自己已近垂暮，来日无多，他决心要为自己有限的余生争分抢秒，“不完成《六十年的变迁》，我死不瞑目！”
这是他的豪言，也是自勉语。第一、二卷文稿完成后，他自己出钱打印，分送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及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同志审阅，并请历史学家范文澜、吕振羽等同志及一些作家指导。 文稿中有关描述毛泽东同志的段落，都用红笔作了标记，请毛泽东同志审改。 经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有关同志批示，由林默涵同志审阅。 林默涵同志看后写了个报告给中央，肯定这本书是本很好的历史小说，对青年很有教育意义，并提了一些积极的意见。 六如同志极为珍视，经过几次修改，方提交出版部门。《六十年的变迁》第一、二卷，卷帙浩繁，共约５０万字，于１９５７年、１９６２年由作家出版社先后出版，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初版一问世即告售罄，再版７次，总印数达３１万余册。广州、武汉、哈尔滨等地方出版社均曾重印。《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人民文学》、《北京日报》、《文汇报》、《羊城晚报》、《武汉报》、《长沙晚报》等报刊，纷纷选刊连载。 这本书不仅载誉国内，而且蜚声国外，我外文出版社于１９６１年将第一卷译成英文，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