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区虽处于战争的困难条件下，且工矿中心和交通枢纽均在敌人手中，但其工业确是稳步发展的，对支援战争起了很大作用。 当然，问题和困难也有，主要是缺资金，缺原材料，缺技术人员。另外，还有些同志怕工厂、矿山辛苦经营起来后被上边统了去。 这些问题随着形势的好转和政策的落实，也都逐步得到了解决。 通过几年的实践，我深切地体会到，加强工业的科学管理、实行经济核算制度、制定精密的生产计划十分重要。 我们不仅要做无产阶级的政治家，而且要做无产阶级的企业家。
五、从战争走向建设
东北解放战争形势发展非常快。 １９４８年９月１２日辽沈战役开始，１１月２日我军即进入沈阳，宣告了国民党军在东北的全部覆灭。 在这期间，我们经济战线的中心任务，除了支援前线外，几乎每天都忙着接管新的城市。 我们进入东北后３年来。可以说，没有一天不与接收工业城市打交道的。我们有向日伪接收的经验，也有向国民党接收的经验，还有向苏军接收的经验。通过以往一系列接收工作，我们对城市、对工业、对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是有所体会的。 其中，收获最大的是接收沈阳。在当时，沈阳是全国少有的大工业城市。通过接收沈阳并逐步使其恢复生产的过程，我们深深体会到现代化大工业对组织管理工作要求的某些显著特点。 在现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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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走向建设 —５６８—
业的管理中，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作用十分重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知识和知识分子就不会有现代化工业。又如，现代化工业生产是一个高度社会化的协调运行过程，一时一刻都不能离开管理机构及其职能。 因此，我们在接收过程中对旧的机构和人员只能逐步以新代旧，而不能采取马上一脚踢开的做法。 旧人员能用则用，不能用者也要以大致称职的人员去换。 否则，工厂就会停止运转，从而影响生产。 这些经验，对全国解放后进行工业建设也不无启示。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２３日，东北局作出了“关于东北解放后的形势与任务决议”
，并经中共中央批准，在东北党内正式下达。“决议”强调指出：“在东北解放区内部，以人民战争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以强力剥夺封建地主富农以及敌伪官僚资本的财产的任务，已经或即将完成，现在已经开始了新的时代，即在新的条件、新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建设的新时代。”同时，“东北必须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争取全国革命彻底胜利，并使巩固新东北、建设新东北与争取全国胜利的任务密切联系起来”。为了完成这双重任务，“其中心任务是，为发展东北经济，建设东北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东北全党今后必须把经济建设的任务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要以动员１２００干部下乡搞土改的劲头来配备加强经济建设的干部，特别是工业建设与合作社建设的干部，来动员千百万人民劳动大军进入生产的热潮中，为增加东北的物资财富与军事供应品，而进行积极的斗争”。
“决议”
在新形势下及时地把东北解放区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由农村转向城市，由战争走向建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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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了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新时期，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变。东北解放区的工业，是先后从日伪和国民党手中接管的，破坏严重。 东北全境解放后开工水平尚不及伪满最高水平的４０％。 但是，具有现代化大工业基础的东北地区，由于贯彻了中央和东北局有关经济工作的正确指导方针，不仅对东北以至全国的解放战争进行了有力的物资支援，而且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其管理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经验，更为尔后展开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准备、思想准备和干部准备。
（原载《辽沈决战》，人民出版社１９２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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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攻打长沙中的英明决策（节选） —７６８—
毛主席在攻打长沙中的英明决策（节选）
１９３年５月１日
１９２６年深秋，我从广州学习回来，即被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和共产党湖南区党委派到祁阳县担任农运特派员。 那时农民运动已在中国大地迅猛兴起，“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 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 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 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
祁阳县的农民运动在党的祁阳特别支部书记雷晋乾等青年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下，搞得如火如荼，农民扬眉吐气，革命力量发展很快。 不久，由我接任特支书记，在当时有利的革命形势推动之下，祁阳的农民运动继续前进。哪知，晴天一声霹雳，中国大地顿时黑云翻滚，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 一二”
政变后，长沙反动军官许克祥又于５月２０日发动了“马日事变”
，大肆捕杀革命群众和共产党人，一时枪声阵阵，黑云滚滚，共产党人与革命的工人、农民、士兵血流成河，白色恐怖笼罩大江南北、五岭内外。军阀与封建地主得逞了，大革命失败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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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党组织的命令潜回家乡浏阳开展秘密武装斗争。在南昌起义之后，我党正式开展了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斗争。 毛泽东同志在湘鄂边界发动了著名的秋收起义。１９２９年秋，我任中共湘鄂赣特委书记，我们党在湘鄂赣交界处建立了有平江、浏阳、岳阳、修水、宜春、通州等１２个县在内的一大块根据地，革命形势很好。 哪知１９３０年李立三的“左”
倾冒险主义路线在全党占居了统治地位。 他们盲目尊崇第三国际夸大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第三时期”
理论，夸大国内统治阶级的危机，过高地估计革命力量的发展，当时的中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进而夺取全国政权，幻想“会师武汉”
，“饮马长江”
，将党、团、工会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领导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 １９３０年７月，红三军团前委与湘鄂赣特委召开紧急联席会议，遵照中央的命令决定红三军团与地方武装配合攻打长沙。 当时湖南军阀何键以大部分兵力追击张发奎、李宗仁部队，长沙城防空虚。７月２５日开始攻打，２７日下午占领长沙，歼敌４００多人。这是我党武装力量继南昌、广州之后攻占的又一省城。我党立即出版了《红军日报》，发表了《告群众书》。
２９日下午１０万工农举行盛大庆祝大会，３０日宣告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李立三为主席。李立三未能到职，由我以“王一分”
的名字任省苏维埃代理主席。 省苏维埃政府宣布了政纲，出版了《苏维埃日报》。
８月５日国民党军队在帝国主义军舰的掩护下反扑长沙，形势迅速逆转，决定立即撤出长沙。虽然占领长沙仅仅１０天，但我们解救了关押在国民党监牢中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３７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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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攻打长沙中的英明决策（节选） —９６８—
人，缴获步枪４００多支，机枪４０多挺，迫击炮２０多门，弹药数百担，筹款３０多万银元，扩大红军４００多名。在我们攻打和占领长沙期间，毛泽东、朱德率红一军团从赣西来到湖南，配合红三军团与湘鄂赣地方武装的行动。在他们进入湖南不久，我们已撤出了长沙，两军在浏阳会师，遵照中央指示，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共第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中国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 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前委书记、总政委和军委会主席，辖一、三两个军团共３万多人。 中央命令一方面军再次攻打长沙。这时，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正处在第一次攻占长沙的喜悦之中，很少有人认真考虑到第二次攻打长沙是否真的可行。毛泽东同志却能高瞻远瞩，审时度势，认为当时的长沙已不是第一次攻打时的长沙，敌人已重兵设防，我军在兵力上已不占优势，正面攻城必将带来重大损失。 主张继续向湘赣边区发展，开辟革命根据地，相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他耐心地做有关同志的工作。但是，由于那时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路线统治着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被否定了。 ８月２４日红一方面军包围了长沙城，并展开了攻城作战，结果久攻不克，损失惨重。９月１２日不得不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撤了长沙之围，避免了遭受更大的损失。 这次战役，是对广大指战员的一次深刻教训。长沙撤围后，“立三路线”
虽遭到批判，但“左”
倾冒险主义并未真正克服，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又使比“立三路线”
更加“左”
倾的王明路线在中央占了绝对统治地位。（原载《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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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８—王首道文集
光辉灿烂的１５年
１９３年１２月２２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已经整整１５年了，这是当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１５年，是新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１５年。改革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温暖了千家万户，到处高奏着改革的凯歌，各族人民过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幸福生活。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的基本国策，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９０年代中国各族人民谱写壮丽事业新篇章的主旋律。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的第二次革命。 如果说，中国的第一次革命是由伟大领袖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导演的已经胜利降下帷幕的有声有色、威武雄壮、宏伟壮阔的活剧，那么，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则是由总设计师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导演的又一幕有声有色、威武雄壮、宏伟壮阔的活剧，已经和正在获得令世人惊叹的成功！两次革命，使占世界人口１５的中国的政治、经B济生活发生了两次翻天覆地的变化。 有一幅对联“翻身不忘毛泽东，致富感谢邓小平”
，真实、恰当地道出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改革开放的１５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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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辉灿烂的１５年 —１７８—
最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幅度最大、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的时期。在这１５年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毅然决然地排除了各种“左”的、右的干扰，医治了“十年内乱”
造成的严重创伤，妥善地处理了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建立、巩固和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社会治安有了明显的好转。 这就为我们一心一意搞改革、搞建设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在这１５年里，我国的国民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突飞猛进的发展。 国民生产总值大幅度增长，１９１年为１９８５４亿元，是１９７８年的３倍；工业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１２８％，A超过了１９７８年以前年增长率１１４％的水平；每年开发的新A产品项目约３００项以上，有６０％为国内领先水平，相当一部分已达到或接近国际水平，代替进口率为４４％，创汇率为１０％。 农业生产总值增长率为６２％，大大超过了１９７８年以A前年增长率２７％的速度；在农业生产总值中，非农产业已上A升到将近６０％，超过了农业产值的比重。１９２年对外贸易额比１９７８年增长了４倍，平均年增长率为１７４％，超过了１９７８A年以前年均增长率１０９％的速度，进出口总额相当于国民生A产总值的２５％以上。 我国进出口总额在国际上的名次，已由１９７８年的第３２位上升到１９２年的第１６位。 这１５年来，我们创造了一些经济高速发展区，如珠江三角洲，国民生产总值基本上是每４年翻一翻；长江三角洲的苏州、无锡、常州３市的工业总产值已接近北京或天津。我们制订的从８０年代初到９０年代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第一个翻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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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８—王首道文集
已提前在１９８７年实现，第二个翻番也可望提前实现。 目前，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已经摆脱了贫穷落后的局面，解决了温饱问题，现在正向全国范围的小康水平迈进。 城乡人民的收入比１９７８年以前有了较大的增长。 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率为１１８％，比１９７８年增长了２１倍；城市居民平均收入增长率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