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思想史- 第83部分

　　　　（２）技术。意识形态。合法性

　　　　在哈贝马斯以批判的社会学为理论出发点所展开的各种批判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对科学技术所展开的批判。

　　　　哈贝马斯提出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成了第一生产力，但是，他对科学技术在这一社会中的社会功能，即社会政治效应却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他提出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正是为了说明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引起了不良的社会政治后果，从而对科学技术本身展开批判。

　　　　①同上，第５６页。

　　　　②同上，第６０—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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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章　批判的社会学３９５

　　　　在哈贝马斯看来，科学技术之所以在“晚期资本主义”

　　　　社会中产生完全消极的社会政治效应，主要在于：科学技术履行意识形态职能。

　　　　他从否定的意义上理解意识形态之含义，认为意识形态即是虚假意识、梦幻、颠倒性反映，其功能就是维护现存的社会关系，顺应既定的社会存在，当社会的一个严肃而听话的乖孩子。他认为资产阶级的统治主要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统治，意识形态的性质决定了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起着一种作为统治的基础的作用。马克思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一生致力于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实际上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批判。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公平交换”观念。故马克思的批判集中在“公平交换”观念上。哈贝马斯说道：“到了１９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英国和法国竟蓬勃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马克思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对社会的制度结构作一番重新认识，同时对由公平交换构成的合法化基础加以批判。他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形式批判了这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①从“自由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实行国家干预，“公平交换”观念破灭。于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应运而生，它履行着原来的意识形态的职能。这就是科学技术。他说道：“技术和科学今天具有双重功能：它们不仅是生产力，而且也是意识形态。”

　　　　②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实现了对自然的统治，科学

　　　　①哈贝马斯：《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波士顿，１９７０年）

　　　　，第１００页。

　　　　②哈贝马斯：《文化与批判》（法兰克福，１９７７年）

　　　　，第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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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９５西方社会思想史

　　　　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实现了对人的统治。但他并不像他的先辈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那样认为科学技术从来就是意识形态，而是强调只有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当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时，它才履行意识形态的职能。

　　　　那么，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是怎么样履行其意识形态职能的呢？对此，他是通过论述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化”

　　　　、“合法化”之影响加以说明的。

　　　　哈贝马斯把人的行为分为两个范畴：一是“工具行为”

　　　　，二是“交往行为”。所谓“工具行为”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劳动，它是“按照技术规则进行的，而技术规则又是以经验知识为基础的”

　　　　，它是工具性的、策略性的，是“手段目的”性的，它涉及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所谓“交往行为”

　　　　，则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一致”。他认为，人类奋斗的目标不是使劳动即“工具行为”合理化，而是使“交往行为”合理化。因为“交往行为”的合理化意味着“技术控制力的扩大”。

　　　　①他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生产力高度发展，“工具行为”越来越合理化了。人的劳动越来越符合科学技术的要求。人变成了劳动的工具，人像机器人那样机械地行动着，人失去了本质的存在，被异化了。技术本身成了对人的统治，技术的合理性转变成了对人的统治的合理性。与此同时，“交往行为”

　　　　①哈贝马斯：《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第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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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章　批判的社会学５９５

　　　　却越来越不合理了。人们把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方式搬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来。

　　　　他说：“两种行为类型的一种行为结构，即有目的和合理的行为的功能范围，不仅同机构的联系相比较具有一种优越性，而且还会逐渐地把交往行为本身吸收到自身的功能范围中来。”

　　　　①“交往行为”

　　　　被吸收到“有目的和合理的行为”的功能范围中来，必然造成正常的交往变得不合理，受到控制，遭致歪曲。他认为，行为主体之间的不理解、不信任、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的加剧均源于此。

　　　　哈贝马斯认为，任何社会都必须建立在被人们认可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必须具有“合法性”。他说道：“一种政治秩序总要求人们把它当作正确的、正义的存在物加以认可，而合法性意味着它有着充分的理由这样去做。一种合法的秩序理应得到承认。合法性指的是一种政治秩序值得被人们认可。”他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政府对文化传统的干预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副②作用，”

　　　　③这就是使它丧失了被人们认可的理由，出现了“合法化危机”。老百姓是因为这一社会实行“公平交换”

　　　　，信奉“企业自由”

　　　　，才认为它是合法的，值得认可的。现在既然它丢掉了“公平交换”

　　　　、“企业自由”

　　　　，那在老百姓眼里，它已变得不合法就是很自然的了。

　　　　哈贝马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使“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摆脱“合法化”危机、重新获得合法性的就是科学技术。而当

　　　　①哈贝马斯：《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第１０６页。

　　　　②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波士顿，１９７９年）

　　　　，第１７８页。

　　　　③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波士顿，１９７５年）

　　　　，第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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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９５西方社会思想史

　　　　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时，它就能很成功地使广大人民群众“非政治化”。

　　　　整个社会出现抬高技术问题，排斥政治问题，即将社会问题重新界定为技术问题，而置政治问题于不顾，人民群众中普遍滋生一种“明哲保身主义”。大家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丧失了政治意识的人民群众，只因“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崇尚“技术统治论”

　　　　，发展科学技术，生产了足够数量的物质财富，就认为它是合法的，值得认可的。他说道：“如果合法化力量（指科学技术——引者注）

　　　　能成功地把实践问题（即政治问题—引者注）重新界定为技术问题，甚至能成功地阻止资产阶级社会的价值普遍主义激进化问题产生，那么，这样一类与合法化相关的问题甚至不需要被考虑。“

　　　　①

　　　　这就是说，原来的合法化危机一下子消除了。

　　　　哈贝马斯上述对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不良的社会政治后果的揭露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由于他是站在批判资本主义的立场上来揭露科学技术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化”与“合法化”的影响的，所以，在他看来，科学技术使“资本主义社会”

　　　　，消除合法化危机，只能说明它在帮“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忙，所产生的社会政治效应是消极的。哈贝马斯的上述批判很好地反映了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正当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时，国家社会政治民主化、人际关系健康化和个人的全面发展进程严重受挫的一面，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为统治的合法性辩护的新现实。哈贝马斯的揭露和批判实质上是

　　　　①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第１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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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章　批判的社会学７９５

　　　　对科技异化的揭露和批判。

　　　　从１９世纪后半期起，不少西方思想家对作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政治效应倍感失望，展开尖锐的批判。哈贝马斯是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情况下进行批判的。他所批判的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政治效应。因此，他的批判的确大大推进了前辈思想家的事业。

　　　　同样无疑，哈贝马斯上述对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不良社会政治后果，即消极社会政治效应的揭露从整体上讲是错误的，站不住脚的。旁的且不说，就其所作的揭露本身而言，起码有以下三点值得商榷。

　　　　第一，能否把意识形态等同于“虚假意识”？

　　　　能否认为科学技术执行意识形态职能就是起掩盖事实和维护现实的作用？能否认为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又是一种意识形态？

　　　　关于意识形态的性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话：“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像机中一样是颠倒着的。”

　　　　①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把意识形态看作颠倒的意识，哈贝马斯把意识形态等同于“虚假意识”的根据也就在这里。纵观马克思的全部著作，以及列宁后来对意识形态的解释，意识形态包含了否定的方面与肯定的方面。否定的方面意味着意识形态是虚假的，具有保守的功能；肯定的方面意味着意识形态是真实的，具有进步的功能。因此，即使像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科学技术在“晚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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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９５西方社会思想史

　　　　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执行意识形态职能，也不能认为所起的作用一定是保守的、消极的。更何况，能否笼统地断言科学技术执行意识形态职能，即能否把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混为一谈，还是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没有把科学技术划入意识形态的范畴，强调不能把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混淆起来。科学技术不属于意识形态，这一点不会随着它变为第一生产力而改变。

　　　　第二，能否把人的复杂的社会活动简单地截然分为“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

　　　　能否把科学技术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归结为使人的“工具行为”合理化与使人的“交往行为”不合理化？能否完全从消极、否定的意义上去看待“工具行为”即劳动的合理化？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行为形形色色、丰富多采，绝非像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仅有“工具行为”

　　　　和“交往行为”

　　　　两类。所以科学技术对人的行为的影响也不会只限于对“工具行为”与“交往行为”的影响。而且，就“工具行为”与“交往行为”

　　　　而言，也不能简单地把科学技术对它们的影响归结为是“合理化”与“不合理化”。显然，哈贝马斯在这里套用的是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另外，即使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的“工具行为”即劳动越来越合理化了，但也不能完全从消极、否定的意义上去看待这种合理化，因为这种合理化首先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象征。

　　　　第三，能否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说成是一种“合法化”危机？能否认为是科学技术本身在促使广大群众“非政治化”？

　　　　能否断言因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晚期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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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章　批判的社会学９９５

　　　　本主义“社会已克服了”合法化“危机，重新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

　　　　哈贝马斯批评“晚期资本主义”

　　　　社会出现了“合法化”

　　　　危机，实际上是抱怨这一社会未能有效地调整社会阶级矛盾，调整上下左右关系。他在追求一种资产阶级法的完美性、有效性。不可否认，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存在着某种“非政治化”倾向，而这种倾向又直接导致了这一社会暂时获得巩固。这并不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本身所带来的，而是由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的进步制造“技术统治论”意识所致。再说，也不能把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为统治的合法性辩护所取得的效果无限夸大，似乎这一社会已完全克服了所谓“合法化”危机，重新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事实告诉我们：这一社会依然危机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