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包含了现代功能分析的基本要点。
①
总之，通过一个“结构功能”理论，斯宾塞把“结构”
、“功能”
、“分化”
、“整合”等概念结合为一个有较高解释力的分析范式。
斯宾塞最后总结说，“社会通过简单的体积增大和群体的结合与再结合形成为一个整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而从同质向异质（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ｔｏ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的变化则为许多实例所证明：从其各部分完全相同的简单部落社会，发展为具有结构与功能差异性的文明国家。伴随着一体化与分化的发展的是凝聚力（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的增大。我们看到流浪汉们好像一盘散沙，没有能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纽带；由其成员构成的部落通过服从于一位首领而较有内聚力；一些部落则
①参阅斯宾塞：《社会学原理》第２７１节；乔纳森。特纳《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中译本第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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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１９世纪实证主义社会学１６２
通过一种政治结构联合起来，有一位领袖及其他一些次要的头领；及至于文明国家，其团结的纽带足以支持千年以上，与此同时确定性（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ｎｅｓ）也随之增大。……进步是朝着更大的规模、凝聚力、多样性与确定性的方向发展“。
①
（２）社会类型：尚武社会与工业社会
斯宾塞的社会类型学基本上是以其进化论为根据的。有时他按社会的复杂程度，分为简单的、复合的、双重复合的与三重复合的；有时按政治组织的复杂性分类，分为无控制中心的，有一个这类中心的内核和有中心的等；有时则一律按定居的程度划分社会类型。这些分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按社会组织及管理的类型所作的社会分类，即所谓“尚武社会与工业社会”的对比。
这是两类社会组织：一个直接起源于对个人目标的追逐，仅仅间接地导致社会公利，无意识地且不靠强力发展起来的；另一个直接起源于对社会目标的追求，只是间接地带来个人福祉，有意识地并且通过强力发展起来的。
②各自追求的活动也是对立的，前者是“成长的活动”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ｃｔｉｏｎｓ）
，后者是“制造的活动”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ａｃｔｉｏｎｓ）。
斯宾塞的类型学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与一个全力保证其成员能获得最大可能的幸福的社会相比，一个与其它社会完全处于敌对状态的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
①斯宾塞：《社会学原理》，第２７１节。
②斯宾塞：《社会学原理》，第４４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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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２西方社会思想史
这种比较在斯宾塞看来是可能的。他借用了孔德的“共识”一词，认为社会是高度认同的，他声称在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间，特别是在社会成员优先追求的活动、社会组织、流行的价值体系、心理特征等方面存在着极其一致的同源性。
斯宾塞相信，不同的社会类型取决于塑造社会的不同的条件。
如果我们忽视次一等重要的条件，如传统、人种特征、文化（斯宾塞这么认为）等，首要的条件是是否存在外部冲突。
外部的威胁导致所有活动都服从于一个目标。每个男人都须携带武器战斗；其余人都服务于战斗的需要。其结果社会分成武士、主人与苦役或依赖于武士的人。这种依附的经济基础是土地财产。创造这样一种集体生活的组织的主要原则是实施严密的管制，也就是说，把全社会变成一个军事组织。
因此，尚武社会只有一个中心，它负责控制社会的所有成员及其所有活动，不只禁止某些活动，而且决定应该作些什么。无论僧俗，军人或老百姓，政治还是经济，无可逃乎其权力掌握之外。每个成员在地位、职业上有一个确定的安排，在社会等级秩序中有一个先赋的位置，这个位置与后天的努力无关。没有人可为自己的工作获致奖励，因其所为乃与身份相一致的社会职能。社会结构是确定不变的。社会对其成员的控制扩大到对其思想的控制，这导致观念的完全一致。
任何自愿组织是被严禁成立与发展的，所能存在的组织，只能是与整体社会不可分的且是必要的，并须接受社会中心的严格监视。法律并不是为了维护个人利益建立的，而主要是使身份法规化，维持社会不平等并加强权威的力量。法律的源泉不是社会的成员的意志（契约）
，而是统治者的权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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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１９世纪实证主义社会学３６２
意志，后者被描绘成具有超自然的神圣性。
①
尚武社会的成员有其特定的精神特征。斯宾塞格外强调这一点，因如果在个人的思想和情感中不存在一个基础的话，这个社会是不能存在下去的。这些心理的精神的特征是：一致、服从、忠诚、墨守陈规、无创新精神、依赖权威，以及关于现状既是自然的又是唯一可能的信念。由具有这种思想组成的社会必然是保守的和敌视创新的，不灵活的及难以重新组织的，斯宾塞认为这些特点决定了尚武社会是极端低效的，因为为适应变化的条件，必须要不断地改变方案。斯宾塞将古代埃及、斯巴达、秘鲁及俄国视为尚武社会的典型。
工业社会正好是与尚武社会对立的，当然，历史的实例并不多，即便被认为是工业社会的代表的，如雅典、汉撒同盟、尼德兰、北美社会及英国等，也要加上若干保留条件。
工业社会首先被认为是作为进化之最高阶段的一个理想。
这个理想社会的主要之点如下：用有助于社会过程的自我管理的各自为政取代中央控制；取消积极的法规，只保留消极的禁令；取消个人对国家的服从，把捍卫个人利益作为国家的最高职责；抛弃划一的信念；用自愿联合的多元化组织取代严格的管制组织；以自致角色取代先赋身份制；用国际合作代替自我孤立；用保护个人间契约的法律代替维持身份的法律；用多个中心取代对社会所有领域加以控制的单一中心，将对个人活动的社会控制减少到最低点；用独立意识与求新求变精神代替舆论一律；以对他人权利的尊重代替对
①斯宾塞：《社会学原理》，第５３５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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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２西方社会思想史
权威的崇拜；以社会流动代替职业地位的固定不变；以创新精神代替保守主义；以个人的信念力量代替外部的强制力；以合作的伙伴关系代替役使关系。
斯宾塞的社会类型概念与其它学者的类似概念一样，首先是一种社会转型——从一个旧社会向新社会的转变——概念，这场从１９世纪初开始的社会转型令许多思想家为之着迷，吸引了诸如黑格尔、圣西门、基佐（Ｇｕｉｚｏｔ，１７８７—１８７４）
、托克维尔（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１８０５—１８５９）等人的探究兴趣。斯宾塞理论的许多要点在那时是十分流行的：如新的工业文明正在取代旧的军事与征服文明的观点；再如新的社会组织取消了对个人的旧式的服从与限制等。作为一种历史发展观，斯宾塞的理论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其最有意思的思想是认为各种社会秩序模式是孤立发展的。但是这多少与他的进化论不相一致，而事实上这部分思想与其进化观点的联系最松散，但却是富有成果的，因为这一类型说有助于在一更概括的水平上分析社会现象。比起他的包罗万象的进化论或描述社会学来，这一类型分析也更具思想性。
（３）社会与个人
通过前两节的介绍，我们已经发现，实证主义的整体论有机体论倾向与原子论唯名论倾向在斯宾塞一人身上都有强烈的表现。没有人怀疑他是一个有机体论者，但也是斯宾塞不知疲倦地重申，“社会只不过是一个称呼一群个人的集合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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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①有机论与唯名论的调适问题是斯宾塞社会学的一个主要理论难题。从个人主义观点出发，他认为社会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组成社会的个体的性质；但从社会学主义观点出发，他又强调，那些只有通过许多人的联合行动才能获致的结果，我们应视其为社会的产物。最初这些成果显然归功于个人的联合的努力，但当社会的规模日趋增大，组织性越来越高时，它们便日益脱离个人的努力，而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质。斯宾塞承认这正是社会学所以必要的理由。
斯宾塞试图解决这个对立，但他是否真打算调解，连他本人也没有十分清楚的认识。
他在谈论他的唯名论观点时，概念界定远不是清晰判然的。他说“集合体的性质取决于其单位的性质”时，这个命题可有不同的意思。有时斯宾塞指“基本的”
性质，有时他又声称单位的属性仅仅规定了整体性质的“限界”。他时而倒向边沁，因其功利主义只用个体人性解释一切社会活动；但又时而拒斥边沁的人类学，因功利主义的人性论与其理论是完全对立的，他的全部理论基于这样一个假定：人性乃是社会影响的产物。
斯宾塞最后求诸于一种单位与整体的互动论：整体的性质源自于其构成的单位，同时，个体也被整体的影响所塑造。
“集合体施于其组成单位的控制，旨在塑造他们的活动、情感及观念使之符合社会的要求。而这些活动，情感与观念也试图重新塑造社会使之符合其要求。除了个人的本性与由个人组成的社会的本性外，还应考虑这两者派生的性质。最终相
①斯宾塞：《社会学原理》，第２１２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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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的调整与改变成为两者变形的强有力的原因。“
①
斯宾塞这里的相互作用说显然不得要领；他终不能突破穆勒的个人主义唯名论，因为他没有提出行动的个人如何干预或参与社会过程的机制。他对工业社会的论证与孔德的集权型社会观是对立的。以结构和功能不断分化，不同机构之间以及部分与整体之间相互联系为基础的工业社会必然缺少单一的控制中心，这一见解无论如何与他的类比于生物机体的社会系统观无法调和的。然而他的有机体论的实证主义恰恰成功地阐明了社会是结构和系统，与他论证的工业社会与分权型新社会组织的同一性的观点一样有价值。系统的决定论原本内在地包含在他的社会有机体的假设中，他却没有循着系统、结构、功能、普遍需求的思路去连接起社会的结构与行动的个人，他的原子主义阻止他将整体的决定论贯彻到底。二元论在斯宾塞那里终还是二元论。
斯宾塞进化论的另一个重要缺点是反历史的倾向。这不是悖论吗？斯宾塞的确通过社会有机体的增长、分化等概念沟通了社会学的结构分析与过程分析，这一点我们在本节一开始就予以充分肯定。但斯宾塞的进化理论只限于讨论结构（功能单位）分化与功能分化，他既未将历史的因素，如阶级等纳入其社会有机体结构模式，又没有说明进化既产生结构与功能分化，还产生利益分化。因分工不同而形成的不同的社会团体，各有彼此不同的利益。这些不同利益多半是冲突的。
斯宾塞既未能提出作为集体现象的利益观，如集团利益、
①斯宾塞：《社会学原理》，第１０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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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利益、更遑论将之纳入社会变迁的动力学之中加以考虑？
因此我们说他的有机体社会类比观实只剩下共时分析而没有或很少历时分析。丢弃具体的社会历史因素而谈进步进化理论，最终没有或很少不陷入反历史主义的困境之中的，１８世纪的进步理论是如此，孔德及斯宾塞也是如此。
实证主义进化论的反历史倾向还表现在其直线式进化观上，根据这一思想，一切民族都经过同样的发展阶段，并且在同样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下，文化和政治实施等始终都是一样的。这种观点不理解社会发展的多样化，以过分简单的公式硬套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实证主义进化论惯用的比较－历史方法就变为不加批判地收集事实以加强先验的分析的手段。历史学派批评实证主义进化论的机械论，迷恋于任意概括、牵强附会和公式主义，的确都打到了痛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