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行为，开始都曾支持废除该银行，但他们的态度很快久发生了变化。当凯恩斯敲开美国财
政部长莫金撒的房门时，莫金撒吃惊地看着平素态度和风范都无可挑剔的凯恩斯情绪激动，
满脸涨红，他用尽可能平和的口气说他认为国际清算银行应该继续保持运作直到新的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成立，凯恩斯夫人也在一边游说莫金撒。当觉察到莫金撒承受了要求
解散国际清算银行的巨大政治压力时，凯恩斯退一步承认该银行应该关闭，但是关闭的时机
也很重要。莫金撒则坚持“越快越好”。
沮丧的凯恩斯回到自己的房间，立刻召集了一个英国代表团的紧急会议，会议开到凌晨2 点，
凯恩斯亲笔草拟了一封致莫金撒的信，要求国际清算银行继续运作。
第二天的会议上，莫金撒的代表团令人吃惊地通过了解散国际清算银行的决议。当得知这一
决定时，麦基垂克立即给莫金撒和英国财政大臣写信，强调战争结束后国际清算银行仍然有
很大的作用，但是他同时又表示国际清算银行的账目不能公开。事实上它的账目从1930 年到
现在的76 年中从未向任何政府公开过。
尽管麦基垂克在战争中的种种可疑行径，他却备受国际银行家们的欣赏，他后来被洛克菲勒
任命为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副总裁。而国际清算银行最终也没有被解散。
战后，国际清算银行的活动更加隐秘。它是由一个被称之为“核心俱乐部”的六七个中央银行
家组成，其中有美联储、瑞士国家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意大利银行、日本银行、英格兰
银行的董事们，法国银行和其它国家的中央银行被排除在核心圈子之外。
“核心俱乐部”最重要的理念就是要把各国政府坚决排除在国际货币决策过程之外。瑞士国家
银行本来就是私有银行，完全不受政府控制。德意志联邦银行几乎和瑞士银行一样我行我素，
在利率变动这样重大的决策上也完全不和政府打招呼，它的总裁普尔甚至不愿坐政府安排的
飞机到巴塞尔开会，他宁愿自己座他的豪华轿车到瑞士。美联储虽然受政府一定程序的制约，
但是在货币问题决策上白宫和国会完全无缘致啜。意大利银行在理论上必须接受政府控制，
但它的总裁从来就是和政府不咬弦，1979 年政府甚至威胁要逮捕意大利银行总裁帕罗。巴非
（Paolo Baffi）， 在国际银行家们的压力之下，政府却没之奈何。日本银行的情况较为特殊，
但在80 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崩溃之后，大藏省对日本中央银行的干预被形容成罪魁祸首，日
本银行趁此机会挣脱了政府的钳制。英格兰银行被政府看得很紧，但他的总裁都是手眼通天
的大人物，所以也被算作核心成员。■■■■■法国银行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它被看成是政府的
傀儡，被坚决排除在核心之外。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
“他们会说IMF 非常傲慢。他们会说IMF 从来不曾真正倾听它所致力帮助的发展中国家的呼
声。他们会说IMF 的决策是秘密的和不民主的。他们会说IMF 的经济‘疗法’经常使问题更加
恶化– 使（经济发展）缓慢恶化为不景气，从不景气恶化为衰退。他们说的不错。我从1996
年到（2000 年）9 月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经历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世界经济
危机（亚洲金融风暴、拉美和俄罗斯金融危机）。我亲眼目睹了IMF 和美国财政部对这次危机
的措施，我被惊呆了。” ＇6。15＇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作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在世界银行和IMF 的2000
年年会前一周发表了这一针对这两个最大国际金融机构的强烈抨击，他当即被世界银行行长
沃尔芬森“强制退休”了。其实，开掉斯蒂格利茨的不是沃尔芬森，而是美国财政部部长萨摩
斯（Lawrence Summers），而美国财政部拥有世界银行17％的股份，拥有世界银行行长的任
免权和一票否决权，在事实上控制着世界银行的运作。萨摩斯对斯蒂格利茨厌倦到了无法忍
耐的程度，他甚至不愿强制斯蒂格利茨默默地退休，而一定要动用“赶走”（ Removal）的极端
形式来羞辱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于2001 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斯蒂格利茨还曾担任克林顿总统的首席经济顾
问。
问题不是出在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水平不够，而是出在他的“政治立场”有问题，主要是对国
际银行家分外热心的“全球化”持消极态度。他对这两家国际金融机构的评价和见解当然是建
立在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之上，但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制造和利用这些问题”正是这
两家金融机构的使命。
斯蒂格利茨完全不相信“阴谋论”的观点，同样的，在世界银行和IMF 工作的大多数经济学家
和工作人员，其中也包括来自中国方面的人员，也不认同他们的工作中存在任何“阴谋”。
事实上，从操作层面（Operation Level）上看，所有的工作完全是科学和严谨的，每一个
数据都有出处，每一种算法都有科学分析，每一个方案都有成功的案例，如果说他们的日常
工作中，存在着“阴谋”，那确实是冤枉了，换任何人用同样的数学模型和方法都会得出大致
相同的结论。
这正是高手设计的高明之处！细节和操作完全透明化科学化，几近无懈可击，而真正的“阴
谋”出在政策层面（Policy Level）上。经典战例就是，波兰和前苏联的经济转型效果大相
径庭。
哈佛教授杰佛瑞。萨克斯（Jeffrey Sachs），索罗斯与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花旗银行
副总裁安诺。鲁丁（Anno Ruding） ，一同炮制了“振荡疗法”。索罗斯自己是这样总结这一疗
法的：
“我考虑到必须展现出政治体制变化会导致经济改善。波兰就是一个可以尝试的地方。我准
备了一些列广泛的经济改革措施，它包括3 个组成部分：看紧货币、调整结构和债务重组。
我认为三个目标同时完成要好于单独实施。我主张一种宏观经济的债务与股份置换。”
结果在波兰“振荡疗法”实施的过程中，美国财政部和国际银行家在金钱上给予了实质性地支
持，在大笔金钱的“输血”下，波兰的“振荡疗法”大见成效。
等到“北极熊”被经济“大夫”们放上手术台上，一阵开膛破肚之后，美国的援助和国际银行家
们原本答应好的金融“输血”，却嘎然而止，病人的下场可想而知。难怪萨克斯教授大呼“冤
枉”，明明被波兰案例验证过的成功“手术”却出了意外，“北极熊”病人竟然一命呜呼了。
其实，波兰“振荡疗法” 的成功原本就是一个套儿，这种“政策层面”上的阴谋，就不是萨克
斯和斯蒂格利茨教授在“操作层面” 上所能理解的了。
在布雷顿体系设计之初，这两家金融机构的建立为的是确立美元的世界货币霸权地位。国际
银行家废除金本位的理想分为三大步骤来实现，罗斯福在1933 年废除了传统的金本位体系
后，黄金与美元的直接兑换关系（Gold Standard）被黄金间接兑换（Gold Exchange Standard）
所取代，完成了废除黄金的第一步。在国际流通市场中，外国的美元持有者仍然可以将美
元兑换成黄金。而布雷顿体系更进了一步，用美元兑换（Dollar Exchange Standard）取代
了黄金被黄金间接兑换， 即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只有外国中央银行才
能拿美元兑换黄金，黄金进一步被挤出了货币流通领域，自此，废除黄金完成了第二步。
IMF 和世界银行都是由美国实际控制，IMF 是欧洲人坐头把交椅，为了防止局面失控，美国财
政部设计了在诸多重大议题上，必须达到赞成票８５％以上才能实施的条款，从而相当于赋
予了美国财政部（１７％投票权）一票否决权。而在世界银行，由于是美国财政部挑选行长，
在完全掌握人事权的情况下，只有很少的情况下才设置８５％赞成票的门槛，以便提高“效
率”。这就是玩“政策设计”和仅局限于“操作流程”二者之间层次的落差。
布雷顿体系的总设计师凯恩斯还构思出一个更“精彩”的概念：“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来构筑未来的世界货币框架，“特别提款权”就是所谓的“纸黄金”，以弥
补美国由于长期的入不敷出所造成的黄金实物短缺。这可是人类历史上一项空前的“发明”，
人为地规定某种“纸币”永不“贬值”，等同于黄金，但永远不能兑换成黄金。这个概念在1969
年美国发生严重的黄金支付危机时被“隆重推出”，但是仍然没能挽救美元与黄金兑换关系的
国际承诺的崩溃。布雷顿体系解体之后，“特别提款权”又被重新定义与“一篮子”货币汇率挂
钩。至今，这一凯恩斯４０年代就构想出来的“世界货币”也没能发挥太大用场。
当1971 年尼克松宣布中止黄金与美元关系后，IMF 和世界银行的历史使命其实就已经终结了，
不过国际银行家很快就为它们找到了新的定位：“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全球化”。
在斯蒂格利茨被解雇之前，他拿到了大量世界银行和IMF 的机密文件。这些文件显示了IMF
要求接受紧急援助的国家签署多达111 项秘密条款，其中包括出售受援国的核心资产：自来
水、电力、天然气、铁路、电信、石油、银行等；受援国必须采取具有极端破坏性的经济措
施；在瑞士银行里为受援国的政治家开设银行账户，秘密支付数十亿美元作为回报。如果这
些受援国政治家拒绝这些条件，他们在国际金融市场将休想借到紧急贷款。■■■■■这就是为
什麽国际银行家最近对中国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无附加条件贷款愤怒异常的原因，中国为这
些走投无路的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
斯蒂格利茨透露，所有的国家都有同一类药方等着他们：
第一副药：私有化。更准确地说是“贿赂化”。受援国领导人在只要同意贱价出让国有资产，
他们将得到10％的佣金，全部付到瑞士银行的秘密账户上。用斯蒂格利茨的话说“你会看到他
们的眼睛瞪大了”，那将是数十亿美元的巨款！当1995 年历史上最大的贿赂发生在俄罗斯私
有化过程中时，“美国财政部认为这好极了，因为我们需要叶利钦当选。我们不在乎这是否
是一场腐败的选举。我们希望钱涌到叶利钦那里。”
斯蒂格利茨并非是一名阴谋论者，他只是一位正直的学者，当他看到由于空前的腐败造成俄
罗斯经济产出几乎下降一半，全国陷入严重衰退时，作为经济学家，良知和正义感使他对世
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卑劣伎俩非常不感冒。
第二副药：资本市场自由化。从理论上讲，资本自由化意味着资本自由地流入和流出。可是
亚洲金融风暴和巴西金融危机的实际情况是，资本自由流入来爆炒房地产、股市和汇市。在
危机来临之际，资本只是自由地流出，再流出，被斯蒂格利茨称为“热钱”的投机资本总是最
先逃跑，受灾国的外汇储备在几天甚至几个小时之内就被吸干。IMF 伸手救援的条件包括紧
缩银根，将利率提高到30％、50％、80％的荒谬程度，这样高的利息只会无情摧毁房地产价值，
破坏工业生产能力，吸干社会多年积累的财富。
第三副药：市场定价。当半死不活的受灾国被IMF 拖到这步田地时，IMF 又提出对食品、饮
用水和天然气等老百姓日常必须的产品大幅提价，最终的结果完全可以想象，大量的市民示
威甚至暴动。1998 年印尼由于IMF 削减了食物和燃料的补贴，爆发了大规模暴动。玻利维亚
由于水价上涨导致市民暴动。厄瓜多尔由于天然气价格飞涨引起了社会骚乱。而这一切早就
被国际银行家们掐算好了，用他们的术语，这叫做“社会动荡”（Social Unrest）。而这种“社
会动荡”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那就是资金像受惊的鸟儿四散奔逃，而留下一片极其低廉的
资产等待着早已垂涎三尺的国际银行家的血盆大口。
当埃塞俄比亚第一位民主选举的总统在危机中接受世界银行和IMF 的援助时，却被迫将这些
援助款项存到她在美国财政部的账户上，只拿到4％微薄的利息，与此同时却不得不向国际银
行家以12％的高利借款来救济饥肠辘辘的人民。当新总统向斯蒂格利茨乞求动用世界银行和
IMF 的援助款来救灾时，斯蒂格利茨却只能拒绝他的要求。这是对人类良知的残酷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