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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若发现自己有了烦恼，或是精神上象埃及骆驼寻找水源那样猛绕圈子转个不停，我就利用激烈的体能练习活动来帮助自己驱逐这些烦恼。
那些活动可能是跑步，或是徒步远足到乡下，或是打半小时的沙袋，或是到体育场打网球。不管是什么，体育活动使我的精神为之一振。每到周末，我就从事多项运动，例如绕高尔夫球场跑一圈，打一场激烈的网球，或到阿第伦达克山滑雪。等到我的肉体疲倦了，我的精神也随之得到休息，因此当我再度回去工作时，我精神清爽，充满活力。在我工作地点的纽约，经常有机会到俱乐部健身房去待上一个小时。没有人在滑雪或作激烈运动的时候还烦恼，因为他忙得没时间烦恼，烦恼的大山很快就变成微不足道的小丘，一项新念头和新行动很容易就能将它“摆平”。
我发现，烦恼的最佳“解毒剂”就是运动。当你烦恼时，多用肌肉，少用脑筋，其结果将会令你惊讶不已。这种方法对我极为有效，当我开始运动时，烦恼就消失。
穆勒公司工厂主任吉姆·勃德素德素说，我是人人皆知的“维吉尼亚烦恼大王”，因为我只学会烦恼这一项不良习惯。
十七年前，我就读于维吉尼亚洲的布莱克斯堡军事学院时，是人人皆知的“维吉尼亚烦恼大王”。我烦恼得太过分了，因此常常生病。事实上，由于我常常生病，所以学校医院里经常为我保留一张病床，每当护士看到我上门了，就会自动跑上前来为我注射一针。我对任何事情都很烦恼，有时候，我甚至忘了我究竟在烦恼什么，我很担心会因成绩不好而遭学校开除。我的物理学和其他科目考试不及格。我知道我必须维持在平均分数七十五至八十四之间。我很担心我的健康：急性消分不良、失眠。我担心我的财务状况。我觉得很不舒服，因为我不能经常买礼物送给我的女朋友，或是带她去跳舞。我担心她会嫁给另外一位军校学生。我日日夜夜总为十余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而烦恼。
在绝望之下，我把我的烦恼向杜克·巴德教授倾诉。巴德教授是企业管理学教授。
我会见巴德教授的那十五分钟，对我的健康及幸福的帮助，远比我在大学四年所学的还要多得多。他说，“你应该坐下来面对现实。如果你能把用来烦恼的一半时间和精力，改为用来解决你的问题，那么，你就不会再有烦恼。你以前就只学会烦恼这一项不良习惯而已。”
他为我订立了三项规则，帮我打破烦恼的习惯：
1、正确查明你烦恼的究竟是什么问题。
2、找出问题的原因。
3、立刻进行一些建设性的行动，以解决问题。
经过这次会谈后，我拟定了一些积极的计划。我不再因为物理学不及格而烦恼，我现在转而反问自己为什么会不及格。我知道那并不是因为我天资愚笨的缘故，因为我已是校刊的总编辑。
我发现，我之所以无法通过物理学考试，是因为我对这门功课没有兴趣。而我之所以不感兴趣，是因为我认为它对我将来从事工业工程师并没有多大的帮助。但是，现在我改变态度了。我告诉自己：“如果学院当局要求我通过物理考试才能取得学位，我怎能对他们的智慧表示怀疑呢？”
所以我又埋头研究起物理学。这一次我通过考试了，因为我不再浪费时间烦恼物理学是如何困难，改而专心学习。
我以额外打工的方式——例如在舞会中贩卖果汁解决了我的经济困难，同时我又向父亲贷款，毕业后不久即将贷款还清。
我也解决了我的爱情难题：向我担心会移情别嫁的那位女孩子求婚，她现在已是吉姆·勃德索夫人。
我现在回想起来，发现我当时的问题，只是不愿去寻找烦恼的原因，并勇敢地面对它们。
国家搪瓷与打印器公司加州代表泰德·艾利克森说，我很高兴完成世界上最辛苦的工作，使得我所有其他的日常问题在与它比较之下，全变得微不足道。
我以前是个很糟糕的“烦恼大师”。不过，现在可不是了。
一九四二年夏天，我有过一次经验，使我的忧虑烦恼全部丧失——我希望能永远如此。那次的经验，使所有的烦恼在相互比较之下，皆变得微不足道。
多年来，我一直希望能在阿拉斯加的一艘渔船上工作一个夏天，因此，在一九四二年夏天，我签约上了阿拉斯加科地亚克的一艘三十二尺长的鲑鱼拖网渔船工作。在这艘船上，只有三名船员：船长负责督导，另外一个副手协助船长，剩下的那一个则是日常打杂的水手，通常都是北欧人，而我正是北欧人。
由于鲑鱼拖网必须配合潮汐进行，因此我经常连续工作二十四个小时。有一次，我则整整这样工作了一个星期。我做的是其他人不愿意干的工作。我洗甲板，保养机器，还在小船舱里利用一个烧木材的小火炉煮饭，小船舱里马达的热气和恶臭令我作呕，我还要修船，把鲑鱼从我们的船丢到另一艘小船，送去制罐头。我穿着长统胶鞋，但双脚总是湿湿的。我的胶鞋里面经常有水，但我没有时间将水倒出来。但上述这些工作，跟我的主要工作比起来，只算是游戏而已。我的主要工作即是所谓的“拉网”。这个工作看起来很简单，你只要站在船尾上，把渔网的浮标和边线拉上来即可，我的工作就是如此。但是，实际上，渔网太重了，当我想把它拉上来时，它却动也不动，我想把渔网拉上来，但实际上却把船本身拉下去了。由于渔网动也不动。我只好用尽力量沿路拖着不放。我这样做了好几星期，几乎把我累死。我浑身痛得很厉害，而且一连痛了好几个月。
最后，当我好不容易有时间休息时，我在一个临时搭成的柜子上摆下潮湿的被褥，然后倒头就睡，我浑身上下无处不疼——但我却熟睡得象服用了安眠药——极度的劳累就是我的安眠药。
我很高兴当初吃了那些苦头，因为它们使我不再烦恼。现在，一旦遭遇了困难，我不再烦恼，我反问自己：“艾利克森，这会比拖网辛苦吗？”我总是回答说：“不，没有事比它更苦！”
于是我振作起来，勇敢地接受挑战。我认为，偶尔尝试一下痛苦的经验是件好事。我很高兴完成世界上最辛苦的工作，使得我所有的日常问题在比较之下，全变得微不足道。
世界上最著名最受爱戴的歌唱牛仔吉尼·奥特里引用了一句军事专家的话：作战的第一原则是保持补给线的畅道。
我想，人们绝大部分的忧虑和家庭事务及金钱有关。我很幸运，娶了一个奥克拉荷马的小镇女郎，她的家世背景和我相似，我们的兴趣和爱好也相同。我们俩人都尽量遵守这条金科玉律，所以我们的家庭烦恼也就减少至最低。
我同时采用两种方法，使我的金钱烦恼减少到最低程度。
第一，我总是保持一个原则，对任何事情都百分之百诚实。我若向人借了钱，就必须如数归还。诚实可使人免去许多烦恼。
第二，每当我展开新事业时，我总是预留后步。军事专家说，作战的第一原则就是保持补给线的畅通。我认为这原则同样可应用于个人“战斗”上。例如，我自小生在德州和奥克拉荷马，在当地遭到干旱侵袭时，我品尝了真正的贫穷滋味。我们十分辛勤地工作，只够维持最起码的生活。我们太穷了，我必须驾着篷车，带着交换的马匹，到处奔跑求生活。我希望找一个比较可靠的差事，所以我在一家火车站找到一份工作，闲暇时，则学习拍发电报。后来，我得到另一项工作，为佛里斯科铁路公司工作，当一名轮班员。我经常被派到各处去接替其他生病或休假的火车站站员，或在他们忙不过来时前去支援，那项工作的月薪为一百五十元。后来，当我出外开创更好的前途时，我总是觉得铁路公司这项工作在经济上很有安全性。所以我总是把回到那项工作的路子开放着，那等于是我的补给线，我从来不把那条路关闭，除非我已稳定建立了一个更佳的新位置。
例如，在一九二八年，当时我为佛里斯科铁路公司工作，被派到奥克拉荷马的齐尔市工作。有一天晚上，一位陌生人漫步走进车站办公室，要求拍发一封电报。他听到我弹吉他，唱着牛仔歌曲。他对我说，我弹得不错，也唱得不错。他还告诉我，我应该到纽约去，在电台或戏院里找份工作。自然，我觉得他是奉承我。当我看到他签在电报上的名字时，我几乎惊讶地喘不过气来：威尔·罗吉斯。
我并没有立刻跑到纽约去。我仔细把这件事想了又想，一连想了九个月。我最后获得结论：到纽约去，我绝无损失，一定会有收获。我有铁路证件，可以免费乘车。我可以坐在火车上睡觉，我可以带些三明治、水果点心和三餐食品。
当我到达纽约之后，找了一间每周房租五元并有家具的房间住下，在餐厅吃饭，在街上流浪了十个星期，却一无所成。如果我没有工作可以回去就任，那我真会急出病来。我已在铁路公司服务了五年，这表示我有就职的优先权；但要想保留这项优先权，我不可以离职超过九十天。那时候，我已在纽约呆了七十天，于是我利用我的证件赶紧奔回奥克拉荷马，又开始工作起来，以保持我的补给线不断。我工作了几个月，存了一点钱，然后又到纽约再试一遍。这一次，我有了进展。有一天，在一家录音房等待考试时，我对着那些女接待员弹着吉他唱了一首歌：《珍妮，我梦到紫丁香》。当我正在唱那首歌时，恰巧那首歌的作者纳特·史却克劳特走进办公室来。当然，他很高兴听到有人演唱他的曲子。于是他写了一张条子，要我到维多唱片公司去试试看。我录了一首，但成绩不理想——太生硬、不自然。于是我接受了维多唱片公司录音师的劝告。我回到杜沙，白天在铁路公司上班，晚上在当地电台演唱牛仔歌曲。我很喜欢这种安排，这表示我的补给线是敞开的，因此我也就没有烦恼。
我在杜沙电台演唱了九个月。在那段时间内，吉米·朗和我合写了一首《我那白发的父亲》，结果甚获好评。美洲唱片公司老板亚瑟·沙得利要求灌一张唱片，甚为成功。我另外又灌了许多张唱片，每张五十美元，最后终于在芝加哥WLS电台找到一项工作，演唱牛仔歌曲。薪水每周四十元。在那家电台唱了四年后，我的薪水提高为每周九十元，同时我每晚又在戏院登台表演，另外有三百元的额外收入。
接着，到了一九三四年，我的机会来了。当时好莱坞的制片家决定拍摄牛仔影片，但他们要的是一种新型的牛仔——会唱歌的。美洲唱片公司的老板同时也是“共和影片公司”的老板之一，“如果你们想找一个会唱歌的牛仔，”他对合伙人说：“我的唱片公司里正好有这么一个人。”
我就是如此闯进电影圈的。我开始拍歌唱牛仔影片时，周薪是一百元。我十分怀疑我拍影片是否能够成功，但我并不忧愁。我知道，我随时可回到我原来的工作岗位。
我在电影上的成就，远超过我的意料之外。我现在年薪为一万美元，不包括我所有影片的一切红利。不过，我知道这种情况并不能永远保持。但我不忧虑。我知道不管发生了什么意外——即使我失去了所有的钱——我随时可回到奥克拉荷马，在佛里斯科铁路公司里找份工作。我的补给钱永远敞开。
小说家荷摩·克洛伊时常想起他母亲说的一句老话：“不要为打翻了的牛奶哭泣。”但这并不是牛奶，而是我的心血。
我一生中最悲惨的时刻，发生在一九三三年的一天，警长来到我家前门，我则从后门溜了出去。我失去了位于长岛佛洛里斯特山的家，我的孩子都在那儿出生，我和家人亦在那儿住了十八年。
我从没想到这种事竟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十二年以前，我认为我坐在世界项端上。我将我的小说《水塔之面》的影片版权以好莱坞最高价卖给一家影片公司，我和家人在国外住了两年，我们到瑞士避暑，冬天则住在法国南部——标准的百万富翁生涯。
我在巴黎住了六个月，写了一本小说《他们必须见见巴黎》，后来改编成电影，由威尔·罗吉斯主演，这是他的第一部有声影片。他们要求我留在好莱坞，再为罗吉斯写几部电影剧本，但我还是回到了纽约，我的麻烦就从此开始了！我渐渐觉得自己拥有一些尚未发展的潜在能力，我开始幻想自己是一名精明的生意人。有人告诉我，约翰·贾可伯在纽约投资购买空地，而成了百万富翁。贾可伯是何许人？只不过是一名移民美国的小贩而已。如果他能成功，难道我就不能？
……我马上就要发大财了！我开始阅读游艇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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