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造就了无数杰出的科学家和著名的天文学家。
但是，拉朗德并没有把“革命”一词用于说明哥白尼对托勒密权威的反叛，也没有
用于伽利略或开普勒发现或引入的全新的东西；他显然把“革命”一词用于称呼发现和
改进的过程——他认为这个过程是最近几个时代确立和详尽阐述天文学这一学科的过程
的一个部分。当然，我们必须谨慎地设想，在拉朗德的论述中出现的这个差别，来源于
一个关于用法的有意识的和清晰的决定。也许最重要的只是：拉朗德的确在科学中引入
了革命概念。
在法国大革命前十年出版的巴伊（1736…1793）的著作向人们指明了科学中革命的概
念是如何获得它借以在19世纪继续牢固确立起来的形式（当然有变化）的。在其《近代
天文学史》一书中，巴伊介绍了几种重大的革命——从哥白尼宇宙体系和牛顿自然哲学
的大规模的详尽阐述一直到望远镜的设计和使用中的革命性的创新。作为一名经验丰富
的天文学家，巴伊企图附加十字准线，尤其是测距器来改进望远镜：“对工具的这个完
善，实践中的这种精确性，以一种非常明显地产生一场革命的方式对所有观察或观测产
生影响”。而且，“这场革命，这种巧妙的运用的想法应归功于皮卡德和奥祖（1785，
2：272…273）。
巴伊探讨了过去以及他那个时代的革命，甚至预测了即将到来的革命，尽管只是一
些小规模的革命——主要是新的计算（无近似值）和积分的工具和方法。他也预言了摆
钟将被取代。巴伊的历史也引入了一个非常清楚地拟定出的两阶段革命的概念，这个概
念适用于大规模的科学革命，在这些革命之中，首先要摧毁已被认可的概念体系，然后
确立一个新的概念体系（见&；13．1）。然而，甚至在巴伊的著作中，周期性的革命
变革的陈旧概念与对“革命”这个术语的新的用法，都是用于指称科学中根本的、激动
人心的变革，某一个人的著作和思想的影响是特别经常地存在的。
正是巴伊把已经发生了一场哥白尼革命的思想传播开来的，尽管他的两阶段革命理
论显然会使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无论是伽利略还是开普勒，他们实际上都没有促成一
场他认为哥白尼已经促成的那种革命。他确实坚信牛顿学说所引发的革命，这在他的历
史著作中一再表现出来。巴伊充分认识到笛卡尔所作的显著贡献，但是他显然没有发现
笛卡尔的创新是革命性的。巴伊说，天文观测当然是针对原因而提出问题：“敢于把宇
宙的一般运动规律归结为地球上的物体的运动规律，的确是一个卓越的思想。这样一种
胆识和雄心是我们近现代以来的几个世纪独有的；这个荣誉和功劳应归于笛卡尔”。而
且，“笛卡尔发现，同一种机理无论在天空中还是在地面上都必定是物体的动力”。巴
伊继续写道，即使笛卡尔没有完全想到真正的机理，“我们也决不能忘记，这个新的卓
越的思想是他的天才的结果”（1781，xi）。他说，“在公正地评判笛卡尔的时候”，
我们“没有减损牛顿这位伟大人物的任何荣誉”。而且，“假若笛卡尔用他在几何学中
的新发现打开了通往最美好的发现的道路，那么开普勒预见到并且留给我们比他所拥有
的更多的自然科学（物理科学）的真理。笛卡尔敢于做的事情比较多，而且他的胆识是
衡量他的天才力量的尺度；他只是不够精明。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在他那个时代广为人知
的许多事实”（1785，2：192）。
巴伊也从天文学发展中一个循环过程方面着手写作。因此，一场革命有时可能意味
着回到某个比较古老的思想或观念，或某个比较陈旧的原则。但是，巴伊敏锐地注意到，
人们决不能仅仅因为现在使用的某个思想或观念可能从前曾经出现过就设想不存在任何
真正的变革。他举出了一个奇怪的例证：“异教神学设想世界是从一个鸡蛋中产生出来
的；无知和渊博的知识通过相反的道路达到同样的结果殊途同归，这并不是第一次”
（2：519）。在他的历史著作的第2卷的开始，巴伊对由于循环革命所引起的变革作了更
完全的表达（2：3－4）：
在写这部历史的时候，我们发觉，一方面，人们相信宇宙机理的简单，因而仍然倾
向于这个思想，甚至在无视它的时候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思想是给我们
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一个思想。结论自然是我们回到我们由此开始的思想：这就是我们
的道路，我们总是在一个圆圈中转来转去。然而，这个思想，这个已知世事的第一个开
端已使自身变成了一场革命的目的。
巴伊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一次又一次地谈到（如1：bk．8，&；1）随着文明的起
落天文学科学的兴衰。巴伊认为，古代巴比伦人、印度人和中国人的天文学是“我们不
知道其伟大作用的一种比较早的文明”的科学的“残骸”，“它们被一场伟大的革命所
摧毁”（1781，18）。这种文明丧失了天文学思想，只能是“因为某次大的革命，这次
革命毁灭了人、城镇和知识，剩下的只是残骸。一切都证明，这场革命是在地球上发生
的”（p．59）。在《物质通论》或索引——其中包括他的三卷本的《现代天文学》和单
独的一卷《古代天文学》——对这两种革命的论述（参见“革命”条）先于对恒星和行
星革命的论述。
巴伊认识到，在革命中可能存在循环的过程——这对任何职业天文学家来说都是非
常明显的。这一事实并不减低他在论及以一个世俗的而非循环的巨大变革为特点的历史
事件时使用“革命”一词的冲力。由于巴伊不仅用“革命”来表示科学中的根本变革
（这同达朗贝和狄德罗是一样的），而且事实上把这个词汇和概念整个引入到他关于现
代天文学的历史著作中，所以我们可以提出结论：到这个时候，“革命”得到充分认可
并被引入到科学史的叙述以及对科学思想、理论、方法、思想体系的生成和发展的分析
之中。
18世纪末论述科学革命的著作者
到18世纪幼年代，法国出现了许多直接论述科学中所产生的这一场或那一场革命的
作者。但是，孔多塞的情况也许尤其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据利特雷说，他是“revolu
tionnaire”（革命的，革命者）这个术语的首创者。科学中的革命这个概念（以及用
“革命”一词来表达它的做法）经常出现在已故科学院院士的颂词中。正像丰特奈尔
（Fontenelle）早先曾经做的那样，孔多塞在担任科学院常任秘书期间，一直承担着这
些颂词的写作和宣读。因此，在杜哈梅·杜蒙西奥的颂词（1783）中，孔多塞是这样说
的：“他将成为科学史中一个时代的标志，因为我们发现，他的名字是同那场专门把科
学导向公共用处的思想革命联系在一起的”。哈勒的颂词（1778）说：“冯·哈勒在其
中公开这些发现的著作标志着解剖学革命的时代”。达朗贝的颂词（1783）说：“这个
原则是物理…数学科学中一场伟大革命的时代标志”。欧拉的颂词（1783）中说：“他以
其在数学科学中引发的革命而赢得这一荣誉”。（见孔多塞1847，2：300，641；3：58，
40，以及7，8，9，28）如此等等。在这其中的三个例子中，我们看到孔多塞把“时代”
和“革命”这两个术语并列用于一个世纪之久的传统，它明确地介定了“革命”一词的
非循环的意义。
孔多塞在其中对革命概念和术语使用最为突出的主要著作是《人类精神进步史梗概》。
该书初版于1795年。孔多塞在该书中论述了新近发生的美国革命以及尚未完成的法国革
命，同时敏锐地阐明了造成这两次革命各具不同特点的原因。他对笛卡尔的探讨在目前
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他认为，笛卡尔给予“人们的思想以一般的动力，这种动力是人类
命运中的一切革命的第一条原则”（孔多塞1955，147；1933，173）。在解释化学的兴
起时，孔多塞对这一学科作了某些改进，“这些改进扩展了这一学科的方法，而不是增
加了它的真理，预示着一场成功的革命并为这场革命作了准备，因此实际上影响到整个
既定的科学体系。”孔多塞试图“发现”收集和分析气体的“新方法”；为化学物质
“编制一种（新的）语言（术语）”；“采用一种科学的符号法”；“亲和力的一般规
律”；将物理学的“方法和手段”用于“计算具有严格精确性的实验的结果”；而且
“把数学运用于结晶现象”（1955，153－154；1933，180－181）。孔多塞在此也清楚
地说明了他关于我们所处这个时代人们激烈争论的话题的科学的看法。
孔多塞在谈到化学而不是物理学、天文学或生命科学时特别使用了“革命”一词，
自然是因为他事实上已经亲眼目睹近期发生的化学革命。这场革命是拉瓦锡在双重意义
上引发的，因为他是这场革命的主要设计师，而且为化学革命命名。他至少在三部手稿
中用“革命”这个特有字眼谈论他自己的工作。
拉瓦锡并不是18世纪从“革命”方面来谈及他自己在科学中的工作的唯一科学家。
另外两个人是西默尔和马拉。至少三位科学家用“革命”这个词描述他们正在做的事情，
这个事实标志着科学中革命的概念———被清除了任何循环、回归或盛衰的寓意——已
逐渐成为一个被认可的理解科学中如何取得进步的方式。
如人们所料，约瑟夫·普里斯特利——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一位热烈的支持者—
—是那些把革命的概念从政治领域移置到科学之中的人之一”’。在1796年出版的一部
关于燃素和水的分解的著作中，他认为新化学的胜利是“科学革命’才最伟大、最突然
和最普遍的一项革命（见第14章）。
普里斯特利与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科学中的革命并不总是
进步的，而且也并不总是引起知识状态中某个更迅速的发展。他说：“在所有实验哲学
分支的历史中，没有什么是比成功或失败的最出人意料的革命更平常的了”。他这样解
释他的观点（1966，300）：
的确，一般说来，当许多有独创性的人们专心致志于某个已被充分展开的学科时，
研究是愉快而平等地进行的。然而，正如在电学的历史以及现在有关空气的发现中一样，
从最出人意料的地方现出了光明，因此，科学大师们不得不从新的更简单的原理重新开
始他们的研究；所以，对于科学的某一学科来说，甚至当它处在其发展的最迅速或最有
希望的状态之中时，遇到停滞或挫折也不是不正常的。
其他运用科学革命概念的人有威廉·卡伦，A．－R．－J．杜尔哥和伊曼纽尔·康德，
以及那些经历过生命科学中哈维革命的人们。另外一位曾经论述过科学中的革命的18世
纪科学家是一位瑞士生物学家查尔斯·博内。他在1779年写道：“关于植物的叶子的那
本书再一次把我同另一位伟大的人联系在一起，不久他就在生理学中进行了孟德斯鸠在
政治学中进行的同样的革命：我所说的是已故的哈勒先生”（1948，155）。因此，博内
同意孔多塞关于哈勒在科学中的革命影响的看法。（。电子书。整*理*提*供）
到18世纪末，有许多作者论述了在从牛顿到拉瓦锡和伏打这个世纪启蒙运动中科学
的革命性发展。特别是其中的三位作者发展了研究这样一些革命的理论基础和观点：萨
缪尔·米勒，苏格兰的约翰谱莱费尔（关于他请参见下面&；18．1）以及德国的克里
斯托夫·李希膛贝格（参见下面514．2）。米勒是新泽西的一位教土，他第一个对18世
纪的思想成就作了全面的考察（《对18世纪的简短回顾》第一部分）；他在长达两卷的
文字之中，对那个时期在科学、艺术、文学中的革命和改进作了概括（纽约，1803）。
显然，米勒用“革命”一词概指巨大的进步，因为它强调被认作他正在考察其成就的那
个世纪期间的规范的科学（以及艺术和文学）的发展模式。正如他本人所承认的（2：i
x），他的著作是一个汇集，而不是独创性的原文：“尽管这部著作的较大部分是由汇编
组成的，但是作者声明自己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汇集者。他认为他已提出了他本人的观点、
感想和推论”。米勒在阅读（包括许多法文著作，这一点在其脚注和附注中是特别明显
的）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