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的革命”。然后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从没有人想到要写艺术的革命，
并且在自然中寻找艺术产生、成长、辉煌和颓废的物质和精神原因呢？”（1787，9：2
97）哲学家孔狄亚克对人类思想的发展阶段和“帝国的革命”也作了类似的比较，因为
他曾经说：“信仰革命源于帝国的革命”（1798，14：17）。
但是，在1755年，孔狄亚克曾敏锐地指出：“培根提出了一个过于完善的方法以至
不可能成为一场革命或变革的动力；相反，笛卡尔可能是比较成功的”（1947，l：776）。
在这里，孔狄亚克也提出了非循环论的革命现。在经济学家A．R．J．杜尔哥（1727－1
78）的一些早期著作中，我们也发现了“革命”一词的多少类似的用法。在18世纪50年
代的“论通史”这篇论文中，杜尔哥对科学思想（哲学）的历史作了简短的考察。他述
及亚里士多德、培根，还有“伽利略和开普勒。正是由于他们的考察，因此奠定了哲学
的真正基础。然而，却是比他们更大胆的笛卡尔沉思并进行了一场革命（1973，94）”。
把一场革命归功于笛卡尔这样一种做法，在18世纪著作家中间是相当难得的，尽管法国
科学家和哲学家必然会称赞他所进行的根本的创新。在1750年写于索邦神学院的另一篇
文章（《对人类精神连续发展的哲学评论》）中，杜尔哥改变了自己的态度。他慨叹道：
“伟大的笛卡尔，即使你并不总是喜欢发现真理，至少你已经摧毁了谬误的专横和暴虐”
（1917，58）。在后面（&；13．1）我们还将看到，这个时候，人们相信有一场两个
阶段的革命。笛卡尔完成的只是第一个阶段——根除谬误——但尚未完全发展到第二阶
段，即创立一种新的学说以取代旧的理论。
伏尔泰
当新的概念发展时，尤其是当一个新的概念是对一个旧的概念的改造时，总是要有
一些模糊和混乱的时期。18世纪中叶曾反复出现过这种现象，但是也许没有比伏尔泰的
著作中所清楚表现出来的更典型的例子了。伏尔泰最早的著作包括他的《哲学通信》或
《关于英国的通信》（1733）。在该书中讨论反三位一体主义者时（第七封信），伏尔
泰表达了我们刚刚在孔狄亚克那里所遇见的同样的思想：“您看，在舆论中，像在帝国
里那样，起了何等的革命”。关于这个循环式的革命过程的例子是：“出了三百年风头、
又被遗忘了四个世纪，阿里乌派死灰复燃了。”伏尔泰在这些“信”中一次又一次地向
人们指出17世纪科学和哲学（尤其是伽利略、培根、牛顿和洛克）的伟大。但是，他从
来没有用“革命”这个术语，他也没有用比较容易地转换成激进的“现代”科学观的术
语来表达新科学的伟大。
在《哲学通信》出版近对年后，伏尔泰出版了他的《路易十四时代》（1751）。这
是一本历史文学的经典，而且也是一本以将思想史与政治历史相结合而引起广泛注意的
著作。在第二节中，伏尔泰介绍了革命的含义：“每个时代都产生了它的英雄和政治家；
每个民族都曾经历过革命；所有历史对于那些仅仅希望记住事实的人来说，都是一样的”。
也许，这里所说的“革命”一词的含义是指在“四个幸福时代”达到其类似循环的顶点
的盛衰，“在这四个幸福时代之中，艺术趋向成熟”；而它们都分别开创了“一个人类
思想崇高的纪元”。另一方面，伏尔泰可能赞成革命作为一个在其中产生某些全新的东
西的事件的新的含义。后者更多地同他在几段文字之后讨论什么“我们叫作路易十四的
时代”这一问题时的说法相一致。伏尔泰认为，在这一时期，“产生了理性的哲学”，
也就是说，“从C．黎塞留的晚年到路易十四死后的那些岁月这一段时间，与在我们的政
体方面一样，在我们的艺术、精神和习俗等领域发生了一场全面的革命”。在这一例证
中，并没有任何真正想回到法国任何先前的状态的意思，尽管伏尔泰可能早就记住，这
个伟大变革的阶段具有与其他三个伟大时代（菲利普和亚历山大的时代，恺撒和奥古斯
都的时代，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时代）开始时的共同的特征。因此，在这个句子中我们也
许会理解，为什么“革命”的两个含义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为什么关于创新和变革的
世俗的或非循环观念是从关于盛衰的循环的观点或观念中产生的。
在论述路易十四时代的著作中，伏尔泰用“革命”一词来描述发生在英国的光荣革
命（ch．15，pars．9，20），但是并没有“光荣的”这个形容词。作为一个法国人，伏
尔泰只能表达这样一种观点：在欧洲大多数国家，威廉被看作是“英国的合法国王和民
族的解放者”，然而，“在法国，他被看作是他的岳父的王国的篡夺者”（1926，140）。
通过对“经历了人类思想的革命”的这个幸福时代的描述，伏尔泰引入了科学——这是
第对章的主题。我认为，既然这样，那么这里关于“革命”的非循环的含义就没有什么
模糊之处了，尤其是因为伏尔泰此后开始介绍伽利略、托里拆利、居里克（1602－1686，
德国物理学家、工程师和自然哲学家）和笛卡尔在科学中所进行的新的创造。但是，对
哥白尼的讨论引入了一个复兴的概念。伏尔泰没有直接提到他的名字，但是却提到“一
位苦恼的圣徒”。他确实“把长期被人们忘却的古代巴比伦人的古老的太阳系复活了”
（p．352）。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伏尔泰提到一场“人类精神的革命”，以及“在我们
的艺术、精神和习俗中发生的全面的革命’，但他似乎从末使用“科学的革命”（scie
ntific revolution）或“科学中的革命”（revolution in the science）这样一些表
述方法，他甚至也没有引入与某一门单独的科学——譬如说天文学或力学——或某个单
独的科学发展或个人（如哥白尼或牛顿）或日心说的引入相联系的“革命”一词。这是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因为伏尔泰认识到像伽利略和牛顿这样一些重要的开创者在科学中
进行的创新的是多么重要，又是如此根本。
在伏尔泰1756年出版的最富雄心的历史著作《风俗论》一书中，革命的概念频繁出
现。该书的序言是从讨论地球本身业已经历的变迁开始的；而且他一开始就谈到“我们
这个世界所经历的变化也许与国家经历的革命一样多”（1792，16：13）。这里所说的
“革命”的确是指某个伟大的（甚或天翻地覆的）变革事件，这一点似乎是没有什么疑
问的。随后对在我们的地球上发生的这些“伟大革命”的讨论使这一解释确定无疑。例
如，伏尔泰断言，“所有这些革命中最伟大的革命”或许是“阿特兰提斯洲（大陆）的
消失，如果世界的这个部分确曾存在过的话”（p．15）。而且，对“革命”一词的这个
显然非循环的用法出现在第197章对整个历史的总结中；这个总结一开始就谈到“查理曼
时代以来［整个地球所经历的］革命的这个大舞台”——天灾和破坏——以及“千百万
人惨遭杀戮”。
革命是不连续性和变革
除去这么多的可作多种解释的例子之外，到18世纪中叶，“革命”一词开始主要用
于指称某一次伟大的变革，不再具有某一次盛衰或循环延续的必要的、特定的言外之意。
狄德罗和达朗贝编纂的《百科全书》，虽然是一部自封的“科学艺术和贸易辞典”，但
在“革命”这个条目中把革命一词作为“在一个国家的政体中发生的重要变化”的政治
含义放在首位：
1：REVOLUTION，s．f．signifie en terme de politigue un change－
ment considerable anive dans Le gouvernement d'un etat
（也就是说，“革命”是一个阴性词，以政治性的措词说，它
表示“在一个国家的政体中”发生的“重要的变化”）
对该词的注释包括三个句子。首先，“这个词来自拉丁文词revolvere，指滚转、移
变、岁月之周而复始、回归”；其次，“从来没有哪个国家未经历过某些革命”；第三，
“维尔多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两三部关于不同国家的革命的杰出的历史著作。”紧接着的
一段述及革命和英国。该辞条指出，“尽管大不列颠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曾经历过许多革
命”，但是英国人使用这个词时特指1688年的革命。关于光荣革命的这个条目后面的署
名是“D．J．”（即谢瓦利埃·德·让古）。
在这些关于政治革命的讨论之后，对科学中发生的革命又作了三个表述。这三个表
述没有专门讨论科学发展中已发生的革命（关于这方面的内容，请参看下面第13章），
而是专门探讨了作为几何学（革命的动力）、天文学（在天文学中，证明存在两种形式
的“革命”：一种是轴向的旋转或循环，一种是轨道的革命）和地质学中的专门名词的
革命。在这三个表述中，最长的是由“O”（达朗贝）所写的对天文学的描写。关于地质
学的条目被冠之以“地球的革命”这一标题。这些被认为是“博物学家”（自然主义者）
给予这样一些“自然事件”的称谓：“在这样一些自然事件之中，我们地球的面貌由于
火、空气和水的作用已在其不同的部分发生了改变，而且现在仍然在变化着”。最后，
还有一个更长的条目，要比论述政治学和科学的条目加在一起的内容长出三倍多，这个
条目就是“钟表学中「所运用」的革命”。这篇论文（署名为“M．罗米利”）探讨了钟
表机构中传动装置的齿轮和组合。
在地质学中使用“革命”一词具有特别意义。revolutions of theearth或earth's
revolutions这样一些表达方法主要见于市丰的著作中。例如，在1749年出版的《地球
论》的第二篇论文中，他写道（布丰1954，IO4）：
由于海水的自然运动，以及下雨、冰冻、流水、风、地心之火、地震和潮水等等的
作用，地球的表面曾发生过数以万计的革命、剧变、特殊的变迁和蚀变。我们不可能对
此表示怀疑。
因此他认为地球表面所发生的变化是“自然革命的延续”的结果（p．105）。对
“革命”一词这同一用法还见于布丰的其他著作，尤其是他的《自然的纪期》（Epochs
of Nature）（1779）。该书开始是这样说的（1954，117）：
在公民史（Civil History）中，人们图谋自己的利益和权利，寻求自己的荣誉，并
且解释古代的碑文以推定人类革命的纪元，确立人类的或公民的（civil）事变＇精神的
事件」的日期，在自然史中人们运用的也是同样的方式。因此有必要钻研世界的档案，
从地球的内部获取古代的遗迹，收集它们的碎片，并且把所有能够使我们回到自然的不
同时代的物质变化的线索汇集到一系列的证据之中。
G．居维叶在1812年极其明显地运用了布丰对历史学家和地质学家的比较。居维叶把
自己看作是一个新的文物研究家；他“不得不同时学习如何复原过去革命的遗物并且解
释它们的意义”。布丰论述在那些极为久远的年代所发生的变化，论述完全被人们遗忘
的事件以及“在人的记忆之先的革命”（p．118）。在布丰看来，革命显然是连续发生
的，但是这些革命——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自然史领域——决不是循环的。
布丰对“革命”（revolutions）概念的使用后来极大地影响到德国哲学家J．G．赫
尔德。赫尔德的从类历史哲学大纲（1784…1791）》一书第1卷第3章的标题就是：“我们
的地球经历了许多革命以后才变成它今天的样子”。赫尔德被公认为人类学研究和原始
文化科学研究的先驱。他运用一种“进化论的”观点说明为了人类而存在并且表现出人
所没有的缺陷的低级生命形式。但是，这些低级生命形式不一定就是向人类演化的生物
的先前的状态。他的人类进化论不是人的生物学发展，而是人的文化发展。他的著作把
人类历史解释为“关于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的人的力量、行动和爱好的一
部纯粹的自然史。”人类的文化发展被看作是一个完全自然的过程，是人与它周围变化
着的物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赫尔德遵循布丰的做法（见索特，1910），从由
于水、火和空气的作用而产生的革命方面论述了地球的历史（1887，13：21）。他特别
指出，这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