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的新事物，其中许多是与盖伦的论述或已被公认的观点相矛盾的。建立以直接的人体
解剖经验为基础的解剖学知识，并且为了比较，建立以动物解剖为基础的解剖学知识，
以及提倡医学专业的学生们、解剖学家和医生们自己动手完成解剖工作，这些也都是崭
新的、闻所未闻的事情。维萨里不仅用实例说明，这种实地解剖已经产生了新的知识；
而且他还为读者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告诉他们应当怎样看手进行解剖，以便证明维萨里
本人的描述，或“得出某种独立的结论。”维萨里著作的革命方面的价值，因其精美而
详尽且艺术性很强的解剖学图解有了相当幅度的提高。正是为了强调“自己动手”这一
革命性建议，维萨里甚至还在书中用了一整页的插图，以展示完成他建议读者去做的解
剖所必备的工具。
毫无疑问，维萨里成功地在解剖学这一学科中、在解剖学的教学方法方面开始了一
场改革。据奥马利称：“到了17世纪初，除了少数几个保守的中心如巴黎和帝国的某些
地方外，维萨里的解剖学既赢得了学术界的支持，也赢得了公众的支持”（1976，12）。
然而奥马利并没有说，维萨里使解剖学这一学科革命化了，也没有说维萨里开始了一场
革命，甚至在其很有权威性的传记的开头这样讲：“现在，大部分学者并不认为安德烈
·维萨里是现代解剖学的奠基者”（1964）。我也没有发现，科学史家们——或者，就
此而论，生物学史专家、医学史专家以及解剖学史专家们——曾普遍地提到过一场“维
萨里革命”，尽管与通常使用的“哥白尼革命”这一表述中所表示的所谓天文学改革相
比，维萨里在改造他的科学中的实实在在的成就和直接的影响似乎更值得使用“维萨里
革命”这一称谓。
对维萨里的评价之所以未把他看作是一位革命者，一个可能的理由恐怕就是，他秉
性谦虚，这一点从他对盖伦的实际评论中可以略见一斑：他曾把盖伦尊称为“医生王子”。
在他出版的著作中，他既没有对盖伦或盖伦学说采取正面攻击的方式，也没有对盖伦进
行批评或纠正，除非有这样的特殊情况，即“他觉得有充足的理由采取这样的行动”
（奥马利1964，149）。他“从来没有违反过他的这一行为准则”，他也从来没有嘲笑过
盖伦或“公开以盖伦为戒”。（另请参见本书第5章的补充材料5．2中有关维萨里的人道
主义的论述。）
维萨里并未采取一种反对盖伦的革命态度。他在公开表述任何与盖伦的教导不同的
观点前，都要犹豫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当他最终这样做时，他只是批评盖伦关于解剖
学的著作，而不是“从总体上批判盖伦的医学体系”（沃尔特·佩奇尔和P．拉坦希196
4，318）。尽管维萨里大胆地批评了盖伦的那些从未“与他有过丝毫偏离”的追随者
（维萨里1543，pref·4；法林顿译，1932，1362），但维萨里马上又补充说，他本人并
不希望让人觉得似乎“对这位作者有价值的东西背叛无遗，或者对其权威有任何不敬之
举。”这样，在用对事实的描述性陈述否定了盖伦的“腔静脉发端于肝脏这一说法”后，
在指出盖伦“没有注意到已观察到的腔静脉口的大小是主动脉口的三倍”之后，维萨里
总结说，“然而，我并不觉得更详细地去研究这些问题以及其他许多问题有什么乐趣可
言”（奥马利泽，1964，177）。这种态度也许与（后面所讨论的）具有反叛精神的帕拉
切尔苏斯的态度形成了对比，后者公开把阿维森纳的医学著作付之一炬，借以宣布，所
有这些著作毫无价值。
据说，左心室和右心室中间隔着的那层隔膜（壁）上存在着微孔，在对此微孔的讨
论中，也许能最清楚地反映出维萨里的这种不革命的态度。这些微孔或通道是盖伦生理
学的一个基本的组成部分，它们提供了一条必由之路，使得血液可以一次一滴地从所谓
“动静脉”（对我们来讲，是指肺动脉）渗入“静动脉”（或肺静脉）。盖伦在授课时
说（而且盖伦主义者也相信），空气就是通过“静动脉”从肺部输送到心脏，它在“静
动脉”处与从隔膜上的微孔中渗过来的一滴一滴的血结合在一起，从而产生出了动脉血。
我们现在知道，尽管在隔开左右心室的隔膜上有一些微小的凹斑，但并不存在这里所谓
的从左心室通向右心室的微孔（反之亦然）。这些凹斑是难以识别的；“甚至连一根细
细的毛发也无法穿其而过，从心室的这一边进入到另一边”（查尔斯·辛格1956，14）。
然而查尔斯·辛格注意到，“有些人对理性的证明视若无睹，他们仍然继续相信确实存
在着这样的思路。”为什么？“伟大的盖伦相信它们存在，这就足矣！”
通过对人的心脏的实地解剖，维萨里马上就明白了，并不存在此类从心脏的一边通
向另一边的通道。我认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说，整个盖伦的生理学、
甚至以此为基础的盖伦医学肯定错了，而且应当立刻予以抛弃，因为它们事实上是没有
任何根据的。但维萨里并没有这样做！相反，他在其书的第二版中（巴塞尔，1555）表
现出“缺少自信”，这可能只会使他对盖伦有关心脏和血液的学说进行改革（M．6，Ch
．15）。我们得知，他有意识地“使他的教科书在很大程度上‘迎合’盖伦的学说（do
gmata）。”维萨里之所以恪守盖伦的生理学学说不敢越雷池一步，并非是因为他真诚地
相信它们是正确的，而是“因为他觉得他无力完成改革工作”（佩奇尔和拉坦希，1964，
318）。
维萨里在《构造》中指出，心脏隔膜是“由心脏中极为致密的物质构成的，”因此
——尽管隔膜“两边凹斑密布”——“就我们所能感知的情况来看，没有哪个凹斑的构
造是从右心室通向左心室的。”有鉴于此，他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因而我们不得不
为造物主使血液从右心室穿过肉眼看不见的微孔进入左心室的技术［industria＇所叹服”
（辛格泽，1956，27）。在《构造》的第二版中，这段话略有修改（同上）：
尽管这些凹斑有时候十分明显，但就可感知的情况来看，没有哪个是从右心室通向
左心室的…我还没有发现最隐蔽的穿过心室隔膜的通道。然而，那些断言血液是从右心
室输送到左心室的解剖学教师还在描述这类通道。无论如何，我对心脏这方面的功能是
十分怀疑的。
在他对这一问题的另一处讨论中，表现出了他在逐渐独立于盖伦的迹象（辛格泽，
1956，28）：
在涉及到心脏的结构及其各部分的作用时，我使自己的论述大体上与盖伦的学说相
符：这并非是因为，我认为这些学说无一不与真理协调一致，而是因为，有时在提到这
些部分的新的用途和功效时，我自己依然信心不足。不久以前，我还不敢与盖伦这位医
生王子有丝毫偏离……然而，心脏隔膜与其他部分一样厚实致密。因此，我无法想象……
哪怕是最小的微粒怎么能从右心室通过隔膜材料到达左心室。
我们似乎可以同意查尔斯·辛格就维萨里对心脏的态度所作的解释（1956，25）：
“在他那个时代，整个生理学都是以盖伦的观点为基础的，盖伦的观点要求人们相信，
存在着穿过隔膜微孔的通道，使得血液可以从右心室进入左心室，这种观点还要求人们
相信，空气是通过静动脉（即我们所说的肺静脉进入心脏的。”“不对心脏的活动作出
解释”，维萨里就难以“对此提出怀疑，”而他要这样做就要因此“推翻有关人体的著
作中的所有流行的见解，使一切都发生变化”；而这却是维萨里“不愿意做的。”因此，
“他在著作中暗示，穿过心脏隔膜的通道并不真的存在，但他并非一开始就这么毫无保
留地说了出来”（同上）。维萨里并不是一位成熟的革命者。他并没有完全彻底、直截
了当地否认人体可能是像盖伦曾经讲授过的并且与维萨里同时代的人依旧相信的那样活
动的。
当然，个别矛盾的事实的确不像T．H．赫胥黎（1894）所说的“一个美丽的假说被
一个丑陋的事实扼杀了”那样，能够把理论推翻。许多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都指出过，
一些理论尽管与个别的实验事实或观测事实相矛盾，但在有更好的可以取而代之的理论
出现之前，它们仍然继续存在。或者，像麦克斯·普朗克（以及约瑟夫·洛夫林约SO年
以前所说的）那样，旧的理论在所有相信它们的人死光之前绝不会消失（1949；参见本
书边码第467页）。不过，这种矛盾事实的积累，最终将会敲响某一理论或某一科学体系
的丧钟，并导致T．S．库恩所说的一个范式取代另一个范式。实际情况是，在《构造》
（以及后来的《概论》）中，维萨里并没有采取他在帕多瓦和博洛尼亚采取过的那种大
胆的反叛态度，那时潍萨里公开用有关节连接的人类的骨骼和类人猿的骨骼来说明，盖
伦的骨骼解剖学适用于他解剖过的动物，而不适用于人类。
维萨里采取了不革命的态度，即使在论证盖伦的某些错误时也是如此；这种态度无
疑与他的个性有关。不过我们也必须记住，要在科学领域中充分表现出一种革命的态度，
恰如我们所看到的伽利略、笛卡尔、哈维以及后来的问世纪的科学家们在其著作中表现
的那样，这对于1543年那个时代而言毕竟还是早了一些。此外，维萨里深受人文主义传
统的影响，这种传统基于对古典哲学、文学。艺术和科学之伟大的仰慕，并且寻求恢复
古希腊文化的社会准则（参见本书边码第485页，第5章的补充材料5．2）。维萨里大概
认识到了，他的任务就是做一名希腊解剖学的改革者和希腊解剖学传统的恢复者，而不
是去充当对有关盖伦科学的流行看法展开攻击的发起人。我们将会看到，维萨里不是革
命者，而威廉·哈维却是位革命者，他显然愿意抛弃盖伦生理学的基础，并愿意接受因
此而可能对医学实践产生的任何影响。
具有反叛精神的帕拉切尔苏斯
许多史学家在提到与维萨里同时代但比他年纪稍长的帕拉切尔苏斯时，都说他的思
想富有革命性。的确如此，帕拉切尔苏斯（1493…1541）的生活和事业中有着一种反抗和
反叛的痕迹，或许还有革命的痕迹。甚至他使用帕拉切尔苏斯这个名字（他36岁左右时
起的一个别名），也许就是在指他已经出版了“推翻传统的”反论式著作（佩奇尔1974，
304）。“反论”这个词源于希腊语中的“超出…之外”和“看法”，合起来意为“与……
看法相矛盾”，亦即“与已被承认的看法相矛盾”。1527年，帕拉切尔苏斯在巴塞尔被
任命为市立医院的医生和教授时，他拒绝进行例行的宣誓；相反，他却发起了一次猛烈
的攻击，声称他不同意盖伦原则，并且宣布了一种新的医学体系。仅仅过了几个月之后
（1527年6月24日）他当众焚烧了一本当时标准的教科书：阿维森纳的《医典》。
与学院的规则和传统截然相反，帕拉切尔苏斯讲课时不使用拉丁文，而使用日耳曼
方言，他甚至允许理发师兼外科医师进入他的讲习班。他对“有组织的宗教活动和古典
的学问”同样予以拒绝。人们描述他说，与他“对传统科学和医学的大规模谴责相类似
的情况，在他那粗鲁的行为和勉强对传统习惯和权威所作的让步中也可以看到”（佩奇
尔1974，306）。非正统的行为举止和进行论战，是他晚年生活的特征，他的生活犹如钟
摆动荡不定，一会儿从事有精良设备的上等职业，一会儿又成了“漫游四方‘一身乞丐
打扮的’世俗的鼓动者。”他于1541年在萨尔茨堡去世，“在他死后很长一段时间内”，
他的墓地成了“患者们朝拜的一块圣地”（p，305）。帕拉切尔苏斯教名中的Bombastu
s，长期以来被认为是“bombast（大话）”这词的来源。
作为一个科学革命者，帕拉切尔苏斯在两个重要的领域很有影响，这两个领域是：
医学和化学。在他的那个时代以及后来的大约两个世纪的时间内，几乎所有的医学理论
和医学实践都受这样一种古老的学说支配，即疾病是因四种体液（包括血液、粘液、胆
汁或黄胆汁、以及抑郁液或黑胆汁）不平衡造成的。据信，这种不平衡所导致的疾病，
是关系着每个人身体的特定“构成”的这些体液中的某一种或某几种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