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论- 第37部分

　　　　克服上述不协调现象的前提是，创造一种社会条件，从而保证人人作为社会生活一切领域中的多种多样的活动的主体能够得到同等的机会满足需要和发挥才能。但个体差异并不因此而消失。而主观对活动种类等级如何划分以及在各种活动中实现自我的成效如何，也决定着个人对自己生活的满意程度。

　　　　穆兹德巴耶夫①研究了人数众多的几组工人关于人生意义的看法和对生活的满意程度之后认定，我国不满意自己生活的总人数不超过２０％。

　　　　检验满意与否的主要标准是劳动生活和家庭生活如何。但在不同的生活阶段，两者的对比关系也不同。

　　　　对自己生活意义最不满意的是２５岁以下的人，这显然是与进入成年和走上独立生活所带来的困难有关。

　　　　２５岁至３０岁，这种困难得到克服，人们感到自己的生活最有意义、最充实。

　　　　３０岁以后出现新的矛盾：最初获得的生活成就和抱负已经是明日黄花，劳动和生活变得平淡无奇，结果使得生活意义感和充实感再度下降。

　　　　５０岁以后，已经积累的经验允许较现实地评价期望和成就的对比关系，人们开始对自己的生

　　　　①参见穆兹德巴耶夫，Ｋ。

　　　　：《作为个人需要的人生意义》，载《集体关系系统中的个人》（１９８０年５月２０—２２日在库尔斯克市举行的全苏学术会议报告提要汇编）

　　　　，莫斯科，１９８０，第１６４—１６５页；同上作者：《生活满足、幸福感、个人生活意义的体验》（经验研究资料摘录〉，载《进入八十年代的苏联工人阶级》，莫斯科，１９８１，第１８１—１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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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我　论１６２

　　　　活道路进行某种总结，这时人会重新感到自己的生活道路是有意义的，生活是顺遂的。不言而喻，所有这些起落后面都有着无数的个体变异和社会变异。

　　　　国外的心理学文献对所谓“中年危机”

　　　　有大量的载述，并习惯地把它划在４０岁至５０岁这个年龄期。这个问题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中年”之于许多男女的确是一个“艰难的年龄期”。当代人可把青春感保持得很久，但到了４０岁上下便日益感到有许多事自己已经“不能做”或“想要着手做也迟了”。

　　　　这倒不是因为自感体力不济的缘故。

　　　　大多数人年近４５岁时，在技艺方面和供职方面都已达到以至越过了高峰（只有政治职务晋升和学术晋升例外）。

　　　　身有一技之长带来了社会的承认和精通本行的乐趣，但同时也使劳动技能在某种程度上趋于成规化，伴随而来的则是对工作的心灰意懒，对自己能力的失望。家庭里也呈现出种种成规化的过程：夫妻问的爱情失去昔日的狂热，在日常生活的琐事中变得冷淡了；本来起着巩固家庭作用的孩子已长大成人，他们宁愿过独立生活，而家庭以外的交往圈年复一年地缩小，更何况这种交往活动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变得单调乏味。如果说在青年期和成年早期，自我知觉的主要参数是所谓“现在的未来”

　　　　（生活在今天，但不是为了今天，而是为了今天所预见到的、所创造着的明天）

　　　　，那么到了“中年”时现时便逐渐变成目的本身。时间远景的缩短往往转变为冷漠、消沉和对新事物的惧怕。

　　　　有些人试图恢复过去有过的自由散漫生活，甩掉已承担的义务的包袱，挽回已逝的青春。还有一种“永远年轻的人”

　　　　，他们不能、也不愿意进入成年。影片《似梦非梦》向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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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２自　我　论

　　　　众展现的就是一个这种类型男人的形象。常在的青春看来很美好，但它象久驻的春天一样，注定永远华而不实，而这必将成为主体本身及其周围人的沉重包袱。利用想象中的翅膀只能在梦中飞翔。试图恢复自己青年时代的生活方式以克服停滞感的做法，只能表明个人缺少创造能力。要想放下肩上昔日生活的重担，就不应向后看，而必须向前看——瞻望未知境界，对自己以及他人承担新的责任。

　　　　尽管生活危机以及度过这些危机的方式因人而异，但不可脱离社会背景来探讨它们，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背景的制约。如果一个４０岁至４５岁的美国工人就已经被认为没有发展前途，从而生活在被解雇和失业的威胁之下，那么在他的“自我形象”中显露出同年龄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甚至想象不到的焦虑情调又有什么奇怪呢？此外，还存在着更细微的社会职业因素。一个青年工人或大学生会钦佩和羡慕一个１５岁—１６岁的女子艺术体操世界冠军的成就。但他本人还要走过一段漫长的、充满欢乐的上升道路，而体育明星的职业年龄老化得较早，不得不在以后为自己另辟蹊径，而且在新的活动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能与当年取得的成就匹敌者极为罕见。如何帮助这些人在青春期预防“明星病”

　　　　，而在此后防止“好景已去”的感觉，这是体育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一个课题。

　　　　成年这个概念，如果抛开它形式上的年龄限定，则一方面表示适应，即青年期极端主义的摆脱和对生活的适应，另一方面也表示创造性活动即自我实现。但在多大程度上具备这些品质，却因人而异。法国心理学家查佐分析了人们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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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我　论３６２

　　　　自己由青年过渡到成年的用语之后发现，在这方面存在两极。

　　　　对于一些人，成年意味着“自我”的扩大，活动领域的丰富，自制力和责心感水平的提高，简而言之，意味着自我实现。

　　　　另一些人则相反，他们强调的是适应形势、迫不得已，是往日轻松自如感和情感表现自由的丧失等等①。

　　　　对于他们来说，成年不是有所得，而是有所失，不是自我实现，而是自我物化。

　　　　前者是体现在自己的事业和与他人关系之中的积极的、富有创造力的“自我”

　　　　，后者是视自己为外力和形势的玩物的消极的、物化的“自我”。

　　　　这种自我知觉与其说是年龄因素造成的，不如说是由个人因素所致。这在老年期表现得最为明显。

　　　　迟　暮　之　年

　　　　可怕的是，人越老越感到他身上的生命力变得更宝贵（就对世界的影响而言）

　　　　，因此，浪费生命力，用非所当就也很可怕。仿佛它（生活）

　　　　变得越来越浓烈（青年时代可以溅洒它——它里面还没有果汁）

　　　　，及至末了，生活变得很浓厚，简直就是一杯果汁。

　　　　列夫。托尔斯泰

　　　　没有一个年龄期象老年这样被人描述得矛盾百出。有一

　　　　①查佐：《成年人的成熟感》，载《童年》（法文版）

　　　　，１９６９年第１—２期，第１—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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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６２自　我　论

　　　　种智慧老者，对于他的经验必须虔敬地聆取。让。萨尔曼的剧本《马穆雷》的主人公马穆雷这个形象便是一例。可我们再看这几行诗：金发少年郎，切莫学老翁！

　　　　人老多昏聩，昏聩且癫狂①。

　　　　有人大谈晚年多么幸福，可以坐享自己的劳动成果。

　　　　也有人扬言，不如趁年轻的时候死掉，免受年迈体衰之苦和老朽无用的屈辱。

　　　　“有一种偏见认为：迟暮之年甚至可能是一种获得（”皓首多智“）

　　　　，但这主要是指艺术家、作家和哲学家等而言，至少总是指知名人物而言。“马克斯。弗里希写道。

　　　　“他们的存在，或者只是他们的著述对舆论界的影响，不禁使人把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声望等同起来，而声望的衰老要慢得多。”

　　　　②

　　　　那么，在形形色色的老年哲学背后，又有什么具体的内容呢？

　　　　老年之智是指随着年龄增长而积累的生活经验和知识，而体质下降、记忆衰退等则指心理和生理的退化。究竟多大年岁算作老年呢？一个７０岁的人和一个９０岁的人能力是不同的。

　　　　埃。埃里克森认为，进入完整性的境界，意识到并承认以往的生活以及生活中所遇到的人都有其内在的必然性，都

　　　　①《茨维塔耶娃作品集》，两卷本，第１卷，第１１６页。

　　　　②马克斯。弗里希：《１９６—１９７１年日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１９７２，第３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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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我　论５６２

　　　　只能如此，这是老年的“关键性任务”。所谓智，就是认识别自己的生活不会再有什么“假如”

　　　　，而必须把它，包括一切成败得失，全盘接受下来。否则就难免因为磋跎岁月、一事无成而感到失望、苦闷。

　　　　但智的概念是多义的。在任何哲学传统中，智都是指一种特殊的知识，一种需花长期功夫才能悟得的对生存真谛的深刻认识。但“西方”哲学传统，自古希腊罗马时代起，一直强调智性和理性的作用，而“东方”哲学传统（佛教的禅宗，道教，伊斯兰教的苏菲派，印度教）则认为理性过多是危险的，强调直观和恻隐的价值。

　　　　美国心理学家克莱顿和比伦作了一次很有趣的实验，他们请一批２１岁的攻读老年学初级教程的大学生、一批４９岁的老年学学者和一批７０岁的洛杉矶老年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描述智者的典型特征并指出各种年龄的人在多大程度上具备这些特征。结果，在１５个修饰语（上年纪的、富于同情心的、有经验的、温和的、聪明的、内向的、有直觉的、知识渊博的、有主见的、有观察力的、爱好和平的、讲求实际的、有幽默感的、体谅他人的、睿智的）中，只有“上年纪的”和“有经验的”这两个概念始终与年龄联系在一起，“有直觉的”

　　　　、“聪明的”和“有观察力的”这三个概念与年龄根本无关，其余属性则都取决于被试者本人的年龄。

　　　　①“足智的老年”如同“浪漫的青年”一样，都是大众意识的范型，从

　　　　①克莱顿，Ｖ。

　　　　和比伦，Ｊ。

　　　　：《古代人生才智发展观探讨》，载巴尔特斯和布林合编：《生命全程的发展和行为》一书，第３卷，第１０３—１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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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２自　我　论

　　　　来没有人认为“智”和“老”是同义词。与此同时，不能不考虑到各种年龄范畴的含混性和矛盾性（模棱两可）。

　　　　社会意识中的老年范型，与实际的年龄层理、老年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密切相关。许多学者认为，尊重、孝敬老人是某些民族的长寿原因之一。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一个衰弱的老人单从体力上讲也无法生存下来，他注定一死，而同族人则帮助他死去。

　　　　因此病弱老人形象不可能在当时的文化中得到稍许有影响的反映。与此相反，“智叟”

　　　　，传统的承袭者和活化身，在任何一个没有文字的社会都地位显贵。尽管早在古代就建立了尊长和敬老的原则，但“长者”的概念并不被理解为年龄范畴，而多用来表示人的社会地位。许多古代社会不仅规定了担任一定社会职务的年龄下限，并且规定了年龄上限。

　　　　在思考老龄问题时，不能不考虑到寿命的动态变化。在１７—１８世纪，５０岁的人就算老了。今天，由于寿命延长，劳动教育和培训期延长，只有小青年才这么看。

　　　　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年长者的威望除了靠传统的敬老规范外，还要靠财产所有权和一定的财产继承程序来维持。

　　　　在老年人还没有象莎士比亚笔下的李尔王那样放弃自己权利之前，他至少还受到表面上的关怀和敬重。然而老年如果和权力结合起来，就会加剧对老年的批判态度，强化“父与子”

　　　　冲突的动机。因而产生了不再代表才智，而是代表生活中贪恋权势、因循保守因素的老人形象，如专横地主宰一家人命运的老太爷，阻挠一切新生事物的老学究，等等。

　　　　到了现代，社会和文化革新突飞猛进，父权已经衰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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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我　论７６２

　　　　而老年范型发生了新的变化。老人既不能以才智使青年人倾倒，也不能强制他们唯命是从，因而逐渐变成了软弱无能的化身。

　　　　尊重昔日功德的原则现在只能乞灵于怜悯和同情了。

　　　　老年不再使人联想到可怕而又可憎的体力衰竭（试回忆普希金那句“晚年生活是如此可憎……”）

　　　　，而是使人联想到对社会无益的感觉。正因为这样，人们都极力逃避老年或至少也要缩短老龄期，这表现在人们不愿意使用老年这个词，常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