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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奥古斯丁（354－430）出生在罗马努米底亚省（现在的阿尔及利亚）的塔加斯特城，他的母亲圣莫妮卡（后来被封为圣者）是位基督徒，他的法官父亲帕特里西亚是位异教徒。奥古斯丁周围的世界仍然属于罗马式的奢华生活，可它正在迅速的没落之中。在他的青年时代，野蛮人正在进攻帝国的边陲，到他中年的时候，罗马本身已落入哥特人之手，在他的老年，整个西方世界都处在崩溃的边缘。
作为迦太基城一名16岁的少年学生，圣奥古斯丁的行为是一种典型的罗马酒色之徒。“我全身心投入通奸活动中，”他后来在著名的《忏悔录》中说到了这段时间的生活。可是，在接下来的一些年头里，他因为母亲灌输给他的负疚感而放弃了乱交，娶了一个小妾，并与她厮守了15年多的时间，对她很忠心。
他是位敏捷而热切的学生，对柏拉图极为敬仰，称他为“半神半人”，后来还把很多柏拉图思想溶入了基督教教义。完成学业后，他成为迦太基城的修辞学教授，后来还去了罗马和米兰。他广泛阅读了异教哲学家的作品和基督教圣经作品，并成了基督教东部异端分枝的摩尼教教徒。可是，他越来越受到柏拉图和普罗提诺的影响，他的苦行和神秘的新柏拉图主义深深地影响了他。他对自己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更深的负疚感，也因为他那个世界的颓废而难过：匈奴人在践踏巴尔干半岛，哥特人把思雷斯国踏为平地，日尔曼人冲过了莱茵河，而在意大利，腐败正日益肆虐，苛税如猛虎，人们更沉迷于斗剑术和马戏。
32岁的时候，圣奥古斯丁屈服于他母亲的乞求而准备结婚。他把心爱的小妾送走，等着他的情人长大成人。有一天，他感到“灵魂难受，倍受煎熬”（他在《忏悔录》中说）。他正在米兰的花园里与朋友一起坐着，突然被一阵想大哭一场的冲动笼罩住了，他逃往花园的一角，却在那里听到了一阵孩子般的声音在说，“拿起来读吧，拿起来读吧。”他拿起一直在读的圣保罗著作，随便翻开了一页，就看到了下面的话：“不是在放纵和醉酒中，不是在自我幽闭和麻木不仁中，不是在争斗和嫉妒中：汝须置身于基督之上，不得为一己的肉欲和色心装备齐当。”顿时，他感到灵魂的创痛消失了，他感到欣慰不已，心中一片宁静。他放弃了结婚的打算，献身于研究，准备转教，387年复活节，他母亲骄傲地站在他身边，由安布洛兹主教（后来亦是圣徒）替他施了洗。
他回到了非洲，把自己的财产都给了穷人，并在塔加斯特成立了一家修道院。他甘于贫困，在那里度过了好几年满意的独身研修生活。然后，他响应附近的希波小镇的主教华勒里安的邀请，去帮他做教区的工作。圣奥古斯丁进入了僧侣生活，几年之后，年迈的华勒里安主教退休了，他勉强接替了希波主教的工作。他一直呆在这里，直到34年后去世为止，那时候，罗马已经被哥特人所劫掠，汪达尔人也到了希波的门前，离整个帝国西部的完全沦陷已不过50年之遥了。
作为希波主教，圣奥古斯丁仍然过着僧侣的生活。尽管个子很小，身体脆弱，而且长期受慢性肺病的困扰，可是，他仍然积极参与宗教议论和辩驳，以及与异端的斗争，而且还想办法写作了卷帙浩繁的信件、布道辞和大量的著作，包括他著名的《忏悔剥》（奇*书*网^。^整*理*提*供），甚至花费了13年的时间完成了他的杰作《上帝之城》。他在这些著作中的主要目的，是想使理智与教会的教理调合起来，可是，每当它们产生冲突的时候，他都由自己的感觉来决定，“不是为了相信而理解，而是为了理解而相信。”
圣奥古斯丁成了天主教有关教理事务方面最有权威的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如此。他的裁判权延伸至他所说的有关心理学的任何话，尽管他本人从没有系统地处理过这个问题。他对心理学的观点，如同对所有科学的观点一样，都混合着真知灼见和模糊不清之语，因为他认为心理学跟其它任何科学一样，在它们为宗教目的服务时都是好的，否则就是坏的。除了《圣经》里面的话以外，所有的知识要么就是邪恶的，要么就是冗余的：“不管人从其它来源学到了什么东西，那都是有害的，它就在那里受到诅咒（即在《圣经》里），如果它是有用的，一定早就已经在里面了。”可是，在他的著作里，有一大批心理学材料被保存下来，因而也就为学者和黑暗时代以及中世纪早期的“教会医生”们所了解。
比如，圣奥古斯丁之后的加伦就是其中一个，他重复过圣奥古斯丁的话，认为，灵魂或者意识会受到身体状况的影响，反过来，灵魂或者意识也可以影响身体状况。圣奥古斯丁举例说，太多的胆汗，会使一个人很容易动肝火，可是，一个容易因为外界的事件动肝火的人也会引起他的身体产生过多的胆汁。
圣奥古斯丁利用早期的教父们引用过的异教哲学家们来解释意识的结构，即记忆、理智和意愿这三重功能。可是，有时候，他所说的有关这三重功能的话会变得非常神秘，比如，他用心理学来解释这个三重体怎样也可以变成一体：
由于这三重的记忆、理智和意志并非三条生命而是一条，亦不是三种意识而只是一种，因此，它们不是三种物质而是一种物质……这三种东西之所以是一种，其原因是它们是一个生命体，一种意识，一种存在。可是，它们之所以是三种，是因为我记得我有记忆和理解力以及意志。我知道我理解，我有意志，我会记忆，而且我希望我有意愿，有记忆，有理解力……因此，虽然每个作为一个整体的人与一个整体的人相等，每个作为整体的人与所有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是一样的，这三种东西也就是一种，一种生命，一种意识，一种存在。
圣奥古斯丁认为在活体的人中，意识与灵魂是等同的，可是，他说，灵魂是非物质的，不可摧毁的，而且，人死后它会离开身体而变得永生不死。他是怎么知道这个的呢？他的理论是这样的：灵魂，或者意识，可以设想永恒，这个概念是它不可能从感官得到的。正如思想即存在一样，设想更高层次的存在亦是存在的一部分。
可是，他也经常以更为自然主义的术语来描述精神生活。他以自己特有的尊贵口吻，重述了早期对感官和记忆的机制非常有兴趣的异教哲学家们的一些观点：“我进入了记忆的旷野和小房间，这里有无数从感官得来的各种事物的图像之宝。”在这样的情绪之下，他感到万分惊叹，图像怎么会通过感官沉淀在记忆里，记忆为什么不仅仅容纳了图像，而且还有概念，发生在意识里面的东西为什么有时候是一些自然感觉到的记忆的系列，为什么有时候又是有意寻找的结果。
然而，跟很多的异教哲学家们一样，圣奥古斯丁认为从感官得来的知识是不确定和不值得信任的，因为我们不能够肯定我们的感官是不是客观现实的正确反映。而确定的东西，超越了任何疑惑的东西，是自我意识的原初体验，因为产生疑问即是思想，思想即是存在；疑惑的存在这个事实本身即可以确定，我们都是活着的，我们都能思想。他就以这样的办法辩驳了怀疑论者，并确立了柏拉图的知识学说，他比柏拉图更多地依赖于作为知识和真理通道的内省。弗兰茨·亚历山大和谢尔登·塞内斯尼克两位博士在《精神病学史》一书中说：“圣奥古斯丁不仅是胡塞尔现象学的先锋和存在主义的最早开拓者，而且也是心理分析学的远祖。”
的确，这种内省法的使用远远超过了柏拉图的方法。《忏悔录》中令人惊叹的自我启示乃是文学上的首例，从圣奥古斯丁这里到卢梭，再到弗洛伊德，这个直系的关系是非常明显的。可是，这是从内省导向自觉，而圣奥古斯丁的目标远非仅止于此。在《上帝之城》和其它的神学著作里，我们可以找到对内省如何可以显示更高真理的解释。他说，通过理智，我们可以上升到比感官局限更高的地方来获取类似“数”和“智慧”等的概念，可是，我们获取最高理解力的层次却只能通过内省性的、对上帝的注视才能达到。跟柏拉图一样，圣奥古斯丁用一阵狂文书写自己感到的彻悟，通过这些沉思，他感到自己“一级一级地上升到创造了我的生命的他的高度”，而且接近了人可以找到的最高的真理。
对于圣奥古斯丁来说，最为重要的意识功能是意志，因为它提供了如何解决邪恶存在这个神学问题的答案。如果上帝是全能的，睿智无比和善的，他就不会创造邪恶，也不会不知道它将会存在，也不可能有另外一个与这位创造了邪恶的神同样威力巨大的邪恶存在。那么，怎样解释这一点呢？圣奥古斯丁推理说，因为人类是善的，他们就应该有能力来选择善的，而不是恶的（上帝并没有创造邪恶，邪恶只是善的缺失）；因此，上帝给了人以自由意志。可是，人类有可能会失去行善的意愿，甚至有可能去行不义之举，这就是邪恶之所以存在的原因。
圣奥古斯丁本人亲历过失败，他自己的意愿曾不想选择善的，他曾与小妾沉溺于声色之中。他在原罪的遗传中找到了对邪恶的解释，它给了色欲以很大的力量，超过了我们的力量，使我们情愿去作恶而非行善。一个人有时候不愿意看到自己玉树临风，可当他自己已为肉欲所征服时，他也无法仅凭意愿使自己玉柱倾倒，形颏自消。性快乐实际上会使镇定自若的思想瘫痪掉，而肉体也会统治人，在他藐视上帝的意愿时也会否决他的意愿。
可是，圣奥古斯丁说：“真正的善人，如果可能的话，是希望不需要经历此等情事而生养后代的。”如果亚当没有犯罪，他和夏娃——以及他们所有的子嗣——可能在没有快感的情况繁殖子孙而不犯罪。为什么呢？这就很难想象了，他自己也承认，可是，他并没有在这个难题面前退缩，他在这些问题上的想法是一些超级混合物，既有深刻的心理学观察，亦有苦行僧的狂想：
在天堂里，生殖的种子会由大夫来播撒，而妻子将会去孕育它……是有意的选择，而非出自不可控制的色欲。毕竟，我们凭意志来移动的，不仅仅是一些由关节和骨头组成的手和手指，脚和脚趾，我们还可以控制肌肉及神经的放松和张紧……（有些人）可以使自己的耳朵移动，一次一只，或者两只同时动……（另一些人）可以从身体的后面弄出一些音乐曲调来，你还以为他们是在唱孔……人体器官，在没有肉欲的激发时，可以为了为人之父的目的而尊从人的意愿……当没有无法控制的色欲来激发生殖器官时，当所需要的一切是由有意的选择来进行时，精液的流动可以尽量少地刺破处女膜而进入子宫，而且就像时下的情况一样可经由同一个阴户管道进入；反过来，则会在行经时进行。
人类在心理学的头8个世纪里学到的有关人类意识的知识，圣奥古斯丁就是这样选择和改造的；这也就是得到了他的权威的准许印行令的一些主要概念，在接下来的8个世纪里，它们成为惟一可接受的心理学。
教父调停人：
烦琐哲学家
圣奥古斯丁死后的几个世纪里，很少有人对这些问题再发过任何议论。势力强大的罗马遭到了反复的劫掠和扫荡；它的人民潜移至乡村小镇和有城堡的村庄，直到6世纪，只有5万人生活在曾经辉煌一世但现在已是烧毁殆尽的废墟上。它和其它城市的图书馆散布各处而且大半焚毁；过去的科学知识以及其卫生习惯、风度和艺术都不见了。西欧社会的大部分都慢慢变成了原始的村庄、简陋的采邑和小王国，其好战的首领们不是经常彼此袭击和围攻，就是组成联军对抗入侵的诺曼人、诺斯人、马札儿人、撒克逊人、法兰克人、哥特人和摩尔人。
最后，战乱让位于封建制度稳定下来的秩序，可是，封建地主们对于学习没有任何兴趣，他们沉醉于侠义的马上枪术比赛、战争、东征、阴谋诡计、魔法和谦恭的求爱仪式。在一个其生活龌龊不堪、残酷而且短暂地世界里，心理学作为一种人造文化物品跟欧几里得的几何和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一样被人遗忘而且与生活毫不相干。
从6世纪到8世纪，西欧惟一有一些机会去学习心理学知识的人就只有牧师了，他们在少数一些修道院里得以读到有限的一些教父们的著作。可是，这些论题很少引起大部分牧师的兴趣，因为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早就因为信仰问题和僵硬的封建生活而消耗一空了。只有少数几位其名字不为我们今天的人所知的人慢慢熟悉了已经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