粜〉缙鳌⒖こУ然鄣谋厩；蛘吡秸呒娑兄５梢钥隙ǖ氖牵萍易畛醯�4000元是靠借贷而来的。
也靠借高利贷创业的冯仑，对此有深刻认识：“在中国，人们没有钱才办公司、没有资本才投资。这在西方是完全不可能的，那里是有钱人才投资、才创业，起码开办费可以通过正常途径借贷到。我们的起点要惨得多，两手空空，也只有三种途径可能拿来作为初始资本：一、自己家里人的积蓄。二、‘欺骗’和‘抢劫’。‘骗’可以重复三五次，而‘抢’也就一两次，不可重复，创业过程就会中断。三、借钱，债主给出时间；借债得付利息，以后想办法把资产负债表做正，让创业过程不因为资本的问题而中断。我们家里都没钱、没能力，甚至也不支持我们自己办‘皮包公司’，唯一靠谱的就是不断借债。所以，我们的资本构成中自有资本金从一开始就是负数，是从借的高利贷转成的资本金，一开始回报的压力就是‘必须暴利’的压力。没有暴利，怎么可能还了本、付了利息，还得能给自己剩下点再继续折腾？自有资本金来源于高利贷，会造成暴利倾向，显然这是一场巨大的赌博，需要找一个能赌的地方和能赌的项目。”冯仑认为，这就是中国企业家的“原罪”根源所在。
第10节：第二章 闯荡江湖（3）
就在这一年的秋天，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党的十三大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个简练而激荡人心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在当年年底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水平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领导人殷殷期盼着人民生活水平能够大幅度提高，而这也正给了黄光裕之类创业者事业蓬勃发展、财富迅速增值的巨大动力。
经济“倒春寒”，黄氏家族再次遭遇重大危机
俗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黄氏兄弟在创业初期，不但谋划周密，而且又得到了上天的眷顾。
到1987年11月24日，黄氏兄弟开了第二家门店。1988年5月和12月又分别开了两家。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国美迎来了家电零售业的转折期。
经过数年的调整和增长，中国经济在1988年再次驶入了危险地带。随着轻工产业的迅速发展，物资供应日益紧缺，推行了4年之久的物价双轨制越来越显现出它的负面影响，一些人利用手中或大或小的权力，从双轨制中牟取暴利。据统计数据显示，在这一年，中央国家机关系统开办的各类公司达2万家，其中很多是专门从事物资倒卖的皮包公司。
在这一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发表了《致命的自负》一书。书中，他系统地论证了计划经济的局限，而国际环境的趋势，是朝着自由市场主义方向快速转型；也在这一年，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访问了中国，并受到中央领导人接见。他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应该立即放开价格管制。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一份调查显示，75。3％的人赞成“只要改革能进行，我们生活水平暂时低一点也行”。这几个因素，促使中央领导人决定冒险一试，宣布取消双轨制，进行“物价闯关”。
但让人难以预料的是，调价政策一出台，便引起了公众物价看涨的恐慌性情绪，先是肉食价格，紧跟着是小商品等价格开始迅速上涨。当时的报纸这样形容社会恐慌的一幕：“人们像昏了头一样，见东西就买，连滞销的也不放过，电视机有图像就抱，电风扇能转就买，电冰箱有冷气就要……”
“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燃烧了我……”在年初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台湾歌星费翔演唱了一首《冬天里的一把火》，而这把火将当年的中国物价烧到了狂热状态。根据国家物价局《中国物价年鉴》记载：“1988年是我国自1950年以来物价上涨幅度明显加剧的一年。计算全年零售物价总指数比去年上升18。5％，这个上升幅度又是在持续三年物价累计上涨23。7％的基础之上的。”
当年10月，中央开始调整策略，提出了“宏观调控，治理整顿”的方针。1988年的“物价闯关”引起了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被视为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最大的一次经济失控。这也让在通货膨胀中利益受损的人们开始产生一种心理失衡，认为改革造成了社会不公、好处都被“官倒”占去了。
黄氏兄弟自然在这一年的抢购风中乐开了花。当时家用电器消费旺盛，特别是彩电供应尤为紧张，价格在一天之内能够上涨数次，一台400元的彩电涨到2000元照样购者如潮。各个彩电零售商家被热浪冲昏了头脑，开始大量囤货。黄氏兄弟也将他们当时能够调动的现金全部用来囤货。但等国美的库房全被电器塞得满满时，黄氏兄弟突然出自本能地产生了一种恐惧感，于是率先放水甩货，以比市价低得多的零售价把库存商品清理一空。等1989年的寒潮来临时，很多家电零售商遭遇了灭顶之灾，国美却意外地逃脱了厄运。
对于私营经济来说，1988年是真正取得合法地位的一年。当年4月12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新宪法中增加了这样一段至关重要的文字：“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这是1956年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私营经济后，首次以宪法的形式重新确立私营经济的地位。
第11节：第二章 闯荡江湖（4）
转瞬之间，中国经济从热气腾腾的1988年进入到寒冷肃杀的1989年。这一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政治紧张、经济疲软的年份。通货膨胀、官员腐败、民工热潮等诸多难题都在这一年加速发酵。因为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政局的持续恶化，再加上国内发生的政治风波，以及野草般疯长的私营经济，让一些人开始担心：这些会不会让社会主义中国“变色”？此种担忧最终导致中国经济出现了“倒春寒”现象。
在这股“倒春寒”中，年广久以贪污、挪用公款罪被捕入狱；李书福、王廷江、蒋锡培等被“吓坏”的私营企业家，纷纷把自己的企业送给当地政府，以求退财消灾；而在民营经济发达的广东、福建等省，则出现了企业家携款外逃的现象。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记载，1989年下半年，全国个体户注册数减少300万户，私营企业从20万家下降到9。06万家，减少一半多，这个数字要到1991年才略有回升。
刚刚创立两年的国美电器也遭遇了严重的危机。曾经被抢购的家用电器，一下子变得无人问津。另外，国美的数家门店也在一次清查行动中被关、很多货物被抄走，黄俊钦再次被拘查，黄光裕则被逼得在外面东躲西藏。黄氏家族遭遇了第二次重大危机。
至于被查的原因，没有明确的说法。但据资料分析，最大可能的是两种原因：一个是涉嫌偷税漏税；一个是有贩卖走私家电之嫌。而这两点，可以说是当时大多数私营企业的普遍问题，算得上两宗典型的“原罪”。
偷税漏税是这年经济领域的治理整顿重点打击的对象，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江苏省，从1989年5月便开始重点普查私营企业的税收情况，普查后得出的结论是：“当前个体户偷税漏税情况非常严重，占到企业总数的80％”；而整顿的第二个重点是对国有体系外的新兴企业进行清肃，打击与国有企业争夺生产资料的“恶劣行径”，而新兴的家电行业是重中之重，被视为“通货膨胀、市场失控”的罪魁祸首。在原材料受到严格控制的当时，众多企业只能通过“倒爷”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倒爷”的途径无非是两条：一个是通过权力，把计划内的原材料搞出来，再卖给计划外的企业；另外一个则是大量走私的成品或配件。也就是在这一次整顿中，联想创始人柳传志受到了严重惊吓——1989年4月，广东警方查处了一起走私案，顺藤摸瓜找到了联想门上。柳传志只得向领导求援，最后以罚款300万元了结。
这股寒潮持续了3年之久。美国学者库恩在其2008年底出版的《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一书中，描述了那段时期的形势：“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封锁和孤立的政策，外商投资止步观望。经济上由于治理整顿措施以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为主的形式出现，要求很急、力度很大，加上其他因素影响，致使经济下滑。而在思想政治方面，‘左’的东西死灰复燃。1990 —1991年间，一些地方出现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批判市场经济的风潮。有些人提出‘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有些人说全党和全国人民现在有‘双重任务——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中国都处于一种低谷状态。”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1989年1月13日，诗人海子写出了自己最具影响力的诗句。但幻想中的温暖抵抗不了现实中的冷酷，两个月后海子在山海关外卧轨自杀。在这一年，感性的诗人和理性的商人一起陷入了绝望之中。
性格和志趣各异，兄弟俩最终分道扬镳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1992年，中国改革开放在经过短暂的停滞后，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一书中，作者库恩如此写道：邓小平始终渴望中国能够稳步走上发展壮大之路，他对由于保守者影响而放慢改革步伐很不满意。1992年初，这位88岁高龄的领导人决定把问题摆到台面上来。他深知为了建成一个与世界强国平起平坐的强大中国，必须迅猛扩大它的经济基础，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第12节：第二章 闯荡江湖（5）
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南方之行。与1984年第一次南方之行的相对谨慎相比，这一次邓小平热情洋溢地称赞了特区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绩，并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基本路线要坚持一百年”等旗帜鲜明的观点。正如其后“两会”期间刊发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标题所渲染的一样，全国又掀起了一股新的下海经商热。仅北京一地，每个月新开的公司便以2000家的速度递增，以至于半年后，全市库存的工商执照全部用完，只得紧急向天津市调运1万个救急。
经过三年的跌跌撞撞，国美电器终于生存下来。1990年，珠市口店3年的合同期满，兄弟俩又续签了1年。1年后，这个狭小的地方已经满足不了兄弟俩日益火红的生意，他们决定放弃这家门店。而此时，他们已经在北京开了好几家新的门店。1992年，黄氏兄弟几家电器店的销售额已经近2亿元。
就在生意红红火火进行的时候，1992年底，黄氏家族发生了一件大事：曾经一起创业、同甘共苦的黄俊钦与黄光裕兄弟两人，却因为志趣各异，最终分道扬镳。
黄氏兄弟的聚合，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热点。想当年，黄俊钦出门闯荡天下，黄光裕紧跟不舍；后来，黄光裕来北京试水，黄俊钦不放心，马上也跟了过来。当时的兄弟情义，让天涯仿若咫尺。而如今，黄俊钦位于新恒基大厦的办公室与黄光裕位于鹏润大厦的办公室，直线距离不超过300米，但兄弟俩却关系平淡，绝少往来，仿若咫尺天涯。据鹏润内部人士讲，“只有在事涉利益的时候，双方才会坐到一起谈一谈。”是什么原因，令兄弟俩的关系从天涯咫尺变成咫尺天涯呢？
一种说法，是因为两人的产业理想和商业观念渐行渐远。具有商业眼光的大哥黄俊钦，敏锐地抓住了房地产这个中国最暴利行业的脉搏，在1991年就开始介入。
据《黄光裕传奇——国美商战实录》一书记载：从1987年到1993年，经过6年多时间的艰苦创业和不断积累，黄光裕和他大哥黄俊钦为国美日后的飞速发展，打下了一个十分坚实的经济基础。在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实力之后，又兵分两路，向房地产业渗透了进去，他们投资了一家全资的房地产公司——新恒基地产。
两人开发的第一个项目是新恒基大厦。据说新恒基这个名字的由来也很有意思：当初黄光裕刚到北京时，曾在北京火车站对面的一个小旅店里住过一夜，后来，那个地方建起了一片高档的写字楼，名字叫“恒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