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陋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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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陋的中国人- 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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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脸撕破,再想继续下去,前途不卜可知。第二个严重的反应是,有两位专栏作家在报上提出义正词严的攻击,主要的意思是:一个开妓院的竟敢堂堂皇皇地招待记者,成什么话?

关于前者,对一个开妓院的名鸨,一直等到脸被抓破之后,才咆哮如雷,我们除了遗憾外,还有啥可说的,一说就说到红包上,柏杨先生能吃得消?那么,对于后者,也就是对于那些学问很大,而又道貌岸然,有地盘可以写方块文章的衮衮圣崽,不得不请他们听一听托尔斯泰先生的言论。

何秀子女士当鸨儿是一回事,人权又是一回事,中国宪法是不是规定妓女不准招待记者?一个妓女受了委屈,是不是不准呻吟,一呻吟就“成了什么世界”?只有蒙古的征服者才把人分为四等十级,“南人”最差,难道我们自己也将妓女划成一个最低阶层,不受法律和人道的保护?

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现在政府一再申令警察不得刑讯犯人,不管做到做不到,立脚点固站在这个观念上。一个人犯了法,当然应该判罪,但如果大家都认为他不是东西,走上去拳打脚踢,甚至把鼻子耳朵都割掉,还不准他哼哼:“哼哼啥?你偷了人家一百块钱,还有人格呀?还敢乱叫呀!”这应是吃人的野蛮部落的事,而不应是现代化中国的事。

福禄泰耳先生曰:“尽管我反对你所说的话,但我仍拼命为你争取说话的自由。”而一些自命为民主的人士,却用他们的大笔,封杀一个可怜女人的嘴,真使人如丧考妣。
 

 
只我例外
 
民主政治的精义是“我不例外”,大家都不准闯红灯,我自己也不闯。大家都不准随地吐痰,我自己就不吐一口。人人赞成法制,我就不要求特权。既然建立了制度,我就不破坏它。可是这玩意一到了中国,就成了“只我例外”,我反对闯红灯,只是反对别人闯,我自己却可以闯那么一闯。我反对随地吐痰,只是反对别人吐,我自己却可以想怎么吐就怎么吐。我赞成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但我自己却不能跟别人平等。我赞成建立制度,但只希望你们遵守制度,我自己聪明才智要高明得多,不能受那种拘束。盖我阁下如果不能例外,岂不 

有失面子,活着还有啥劲?

夫“面子”是啥?洋大人怎么研究都研究不懂,有人解释为“面皮”,言其只顾外表一层,不管实际内容。有人解释为“尊严”,言其虚荣第一,实质第二。我老人家想,面子也者,大概是神经衰弱和牢不可破自私的一种产品。因精神衰弱,做贼心虚,所以处处必须用骄傲来弥补自卑。因牢不可破的自私,惟恐怕不能占便宜,所以才处处都要“只我例外”。

自私心人皆有之,不但未可厚非,而且它是促进社会的原动力。但这种自私心一旦超过某种限度,成了臭屎球,就只好抬到了太平间门口,等着断气。呜呼,一个计划也好,一个办法也好,一个会议也好,一个决策也好,甚至一件官司也好,参与谋事的家伙第一个念头就是:“俺可以在里面有多少好处?”那就是说,俺可以弄多少钱?享多少权?少负多少责任?一字一句,一举一动,都在这上兜圈圈,上也如此,下也如此,你如此,我也如此,大家抱着屎臭球死也不放。
 

 
谋利有啥不对
 
孙观汉先生认为“旧观念”和“酱缸”名异实同。柏杨先生想,它们似乎只是一部分相同,旧观念中也有好的,在旧观念下产生的行为,也有和日月并明的。只有酱缸蛆观念,即令它是新的,也是堕落的、恶毒的。

在“旧观念”中,一直到今天,人们还瞧不起做生意,认为做正当生意赚钱是丢人的,这跟文化走到岔道上有关。盖我们的文化本来是走在光明大道上的,却被长期的封建政体和 

儒家学派圣人们,群策群力,连推带打,活生生地塞到酱缸里。大家最初还叽哇乱叫,后来酱成了酱缸蛆,不要说教啦,连哼的声音都归于沉寂。孟轲先生的学说便是“何必曰利,惟有仁义而已”的,这位不曰利的祖师爷,为千万个酱缸蛆制下了仁义的假面具,明明害了杨梅大疮,鼻子都烂塌啦,却把面具一戴,喊曰:“都来看呀,俺好漂亮呀!”

在表面镇静而心里奇痒的状态之下,儒家朋友对商人充满了轻视、嫉妒、愤怒。一提起商人,就是“奸商”。奸商当然多的是,但公务员中也有坏蛋,却从没有听说过有“奸官”的(不过,“赃官”一词倒层出不穷)。夫商人以正当合法的手段赚了钱,吃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就有人眼红。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却他妈的高贵得不得了,人人跷起大拇指称赞他“有办法”。

一位中国文化学院夜间部的学生,向柏杨先生谈到他的教习傅宗懋先生。傅先生讲课很受学生们的欢迎,不仅口才好,而且有深度,日前他在该院这学期最后一节课时,曾对儒家的那种“正其谊不谋其利”学说,迎头痛击。傅先生鼓励学生用正当合法的手段赚钱,“谋利”不是一种耻辱,谈钱谈利也不是一种耻辱。恰恰相反的,那是一种光荣。儒家那种口不言利,口不言钱,但心里却塞满了钱和利的畸形观念,必须纠正过来,社会民生,才能蒸蒸日上。

那位学生转述这段话时,对傅先生充满了尊敬。柏杨先生听这段话时,对傅先生也充满了尊敬。盖中国人心中那块隐藏的私欲,必须取消,这块保留地一天不取消,自私心便一天牢不可破。“哀莫大于心死”,呜呼,心死者,自私心牢不可破之谓。也有一种现象不知道读者老爷注意到没有,中国人讲仁义说道德的嗓门,可是天下嗓门中最高的,聪明才智和判断力,也可是天下第一流的。问题是,千万不能碰到心里那块保留地,只要碰到那块保留地,就立刻糊涂成一罐糨糊,什么原则,什么逻辑,都会女大十八变。

沉重的感慨

在中国社会上,侠义情操已被酱成了“管闲事”,对之没有一丝敬意,更没有一丝爱意,而只有讥嘲和忌猜。或尊之为“傻子”,或尊之为“好事之徒”,成为千古以来最大的笑柄和千古以来最大的殷鉴。年轻人血气方刚,可能考虑不到这些,即令考虑到这些,也可能不在乎。而柏杨先生早已老奸巨猾,我岂能惹这种无聊的麻烦?这正是我老人家聪明之处,世人不可不知。盖中国人最大的特点是聪明过度,中国社会正是由这种无数聪明过度组合而成。而聪明过度是吝啬同情心的,这不能怪谁,同情心一丰富,就聪明不起来。

中国人同情心的贫乏,使狄仁华先生有沉重的感慨,一团沸腾的灵性被酱成一条麻木的酱缸蛆,要它活泼起来,恐怕非一时之工所可收效。
 

 
第一是保护自己
 
圣人曰:“知而不行,不为真知。”仅知合作的重要,而不能在行为上合作,就不算真知。仅了解团结就是力量,而不能在行为上团结,就不算真了解。毛病似乎不出自中国人本性,而出自大家吃儒家学派的药太多,吃得跟柏杨先生尊肚一样,害了消化不良之疾。盖儒家在原则上只提倡个体主义而不提倡群体主义。孔丘先生对那些“有教无类”的二级圣人,教来教去,固然也涉及到群体行为,但涉及的分量却比蚌壳里的珍珠,还要稀而且少,大多数言论都是训练个体的焉。儒家最高的理想境界,似乎只有两个项目,一个项目是教小民如 

何地藏头缩尾,国家事管他娘,而只去维护自己的身家财产;用两句成语,那就是“明哲保身”、“识时务者为俊杰”,鼓励中国人向社会上抵抗力最弱的方向走。另一个项目则是求求当权派手下留情,垂怜小民无依无靠,用御脚乱踩的时候,稍微轻一点;其成语曰“行仁政”。

孔丘先生有一段话,是躲祸消灾的最高准则,其话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翻译成白话,就更明白啦:

危险的地方,千万不要去。危险的社会,千万不要住。天下如果太平,就出来弄个官。天下如果不太平,就赶紧保持距离,能溜就溜。国家大治,而你却没有弄个官,丢人;国家大乱,你却弄了个官,也同样丢人。

这段“圣人教训”充满了聪明伶俐和见风转舵,人人变成了滑不溜丢的琉璃蛋。别人把天下打太平啦,他就当官,等需要大家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候,他却脚底抹油,便宜事教他一个人占尽啦;把儿子女儿送到美国“传种”的老头老太婆,大概就是儒家的正统,可当孔孟学会理事矣。在势利眼里,只有努力适应,努力使自己安全,“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知识分子连可能有瓦片掉下来的地方都不敢去,则对政治的腐败、小民的疾苦,事不干己,看见了就假装没看见。盖看见难免生气,生气难免要嚷嚷,嚷嚷难免有祸事。呜呼,儒家的全部教训中,很少激发灵性,很少提到权利义务,很少鼓励竞争,而只一味要他的徒子徒孙,安于现状,踌躇满志。啥都可干,就是不可冒任何危险。所以孔丘先生谁都不赞成,只把穷得丁丁当当的颜回先生,当成活宝,努力赞扬他的安贫气质,却不敢进一步研究研究使这位二级圣人穷成这个样子的社会责任,更没有想到应如何去改造这个群体的社会,而只是瞎着眼教人“穷也要快乐呀”。一旦每个中国人都这么快乐,国家民族就堕落成原始社会。
 

 
尿入骨髓
 
不认真,不敬业,悠悠忽忽,吊儿郎当地“混”,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特征。它在人性上形成的畸形心理,令人流泪满面。盖不认真不敬业的结果,必然产生强大的文字魔术诈欺。嗟夫,“真”在历史文件中没有地位,中国的历史文件就跟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样,也不得不走错方向。在这种走错了方向的脚步声中,中国同胞遂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去追求“美”,追求“善”。独对“真”提都不提,一提“真”就摇头,要想他不摇头也可以,那就得打马虎眼。上上下下,大大小小,一致认为文字的力量可以封杀或曲解真实的事实,可 

以把白的染成黑的,把黑的漂成白的,把二加二证明等于八,把月亮证明四四方方。玩文字魔术的知识分子,十分有把握地认为:天下小民全是狗屎,而大批酱缸蛆也偏偏心甘情愿地──而且用一种潘金莲喝尿的精神,来坚信自己并没有受骗。怪不得苏西坡先生叹曰:“尿入骨髓,化作酱缸泪。”该泪流到今天,都没流完。
 

 
洋人进一步,中国人退一步
 
祖先崇拜在本质上是充满了灵性的,可是再优秀的细胞都可能堕落成致命的癌,灵性有时候也难免堕落成僵尸。祖先崇拜遂一步栽下楼梯,成了对僵尸的迷恋。孔丘先生是驱使祖先崇拜跟政治结合的第一人,那就是有名的“托古改制”,“古”跟“祖先”化合为一,这是降临到中华民族头上最早最先的灾祸。孙观汉先生曾在《菜园里的心痕》中对此生出很大的困惑,盖外国人遇事都是进一步想的,中国人遇事却退一步想。呜呼,“退一步”,这正是儒家那种对权势绝对驯服的明哲保身哲学。其实,“退一步”只不过是果实而已,在孔丘 

先生当时,这种思想已经十分浓厚,他阁下对社会的不平、政治的黑暗、人民的疾苦,都有深切同情,而且也有其解决的方法,不过他的解决方法不是努力“向前看”,不是提出一个新的时代方案,而是努力“向后看”、“向古看”、“向祖先看”、“向僵尸看”,看三皇、看五帝、看尧舜、看周文王。他的本意可能只是画一张蓝图挂到祖先的尊脸上,以便当权派有个最高榜样。但这种本意被时间冲淡,也被酱缸蛆曲解。于是,“古”也者,就成了黄水直流的香港脚,无论干啥,如果不捏捏该脚,就不算搔到痒处。必须捏得龇牙咧嘴,又唉又哼又哎哟,才是真本领,才算舒服得没啥可说。死祖先进而化成活僵尸,不但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成了万能的百事通,而且还忠勇俱备、品学并臻。道德高涨时,一辈子连女人都不看一眼,每天呆坐如木瓜,啥都不敢想,要想也只是想“道”(好像听哪个酱缸蛆说过,孔丘先生到死都是个童身,真是守身如玉,可为万世法者也)。

对僵尸迷恋的第一个现象是:“古时候啥都有。”凡是现代的东西,古时候都有,原子弹有,辐射线有,飞机大炮有,汽车有,民主有,共和政治有,砍杀尔有,拉稀屎有,人造卫星有,公鸡下蛋有,脱裤子放屁有,西服革履有,阿哥哥舞有,迷你裙有,等等等等,反正啥都“古已有之”,无往而不“有”。只要你能出一个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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