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格局没有深刻的了解，对敌我双方的力量没有正确的估计，缺乏战略头脑和眼光，
此时的秦始皇可能就要按照李斯的作战方针行动了。
然而，秦始皇没有行动。他开始以自己的宏才大略正确估计和判别敌我双方的
力量，以及韩非与李斯两种不同方针的得失。
秦始皇清醒地认识到，秦国的军事力量比任何一个诸侯国的力量都要强大，若
单个较量，秦军无疑占绝对优势。但是，秦国面临的是关东六国的敌人，若以秦国
兵力对六国总兵力，优势则归对方。灭六国不能四面出击，而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
无疑是正确和明智的。要想各个击破，就必须防止诸侯合纵。六国中，韩国最弱、
赵国最强，如按李斯的战略方针，“先取韩以恐他国”，就很可能再“恐”出一个
以赵国为首的合纵抗秦的强大势力。公元前241 年、赵将庞■统帅赵、楚、魏、燕、
韩五国之师合纵伐秦，就是以赵国为首联合起来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不能再蹈
复辙。韩非的主张无疑是为先打破诸侯合纵考虑的，是一种新的形势下战略目标的
发展与转移。“举赵”以击其头，使六国群龙无首，同时“亲齐燕”以断其身，合
纵难以形成。
秦始皇以一个战略家的杰出才智，不顾李斯等人的强烈反对，毅然决定采用韩
非的战略方针：远交近攻，举赵亡韩。作出了集中主力，打击赵国的具有重大军事
战略意义的抉择。
公元前236 年，秦始皇派名将王翦、杨端、桓■率30 万大军进攻赵国。
当时赵国大将庞■正率兵与燕国交战，秦军乘虚而入，占领了上党郡及河间地
区。第二年，秦军又攻下平阳、武城。赵国军队阵亡十余万，大将扈辄死于乱军中。
公元前233 年，秦军又一举攻下了赵国的赤丽、宜安，兵临邯郸城下。赵国危在旦
夕，急从北方调回正在防御匈奴的名将李牧。李牧所率军队为赵国的精锐之师，从
北方返回后，士气高昂，锐气逼人。李牧以出色的军事才能指挥将士和秦军在邯郸
城外进行了一场血战。结果是秦军遭到了攻赵以来的第一次惨败，指挥战斗的主将
桓■由于战败而畏罪潜逃燕国。第二年，秦国大军再次进攻赵国，又被李牧指挥军
队击退。
尽管秦军兵败，但赵国的势力已大大削弱，祸不单行，公元前230 年赵国又出
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战争的消耗，灾情的折磨，政治的昏暗，此时的赵国已成
强弩之末，灭亡之日为期不远了。
赵国自身难保，联纵已不可能。趁此良机，秦始皇派兵一举将小小的韩国拿下，
昏庸无能的韩王被俘。
李牧尽管两次大败秦军，但未能挽救赵国灭亡的危局。公元前229 年，秦军大
将王翦、杨端兵分两路扑向赵国。久经沙场的宿将李牧、司马尚率赵军拼死抵抗。
两军进行了数百次厮杀，均遭巨大伤亡。将士血染战袍，尸骨遍地，苦苦搏击一年
之久未分胜负。秦始皇亲临现场观战，以鼓舞壮士不惜全力拿下邯郸。与此同时，
他采用尉缭“离间其君臣”之计，派人用重金贿赂赵国权臣郭开。郭开贪利而向赵
王诬告李牧、司马尚欲谋叛乱，只守不攻，作战不利。不辨真伪的赵王立即派赵葱、
颜聚去取代李牧、司马尚的兵权，李牧深知赵葱、颜聚皆非将才，绝不是秦国名将
王翦的对手，在大敌当前的危急关头，李牧以国家存亡为重，抵抗王命，拒不交出
兵权。赵王与郭开密谋派人将李牧抓获并处以死刑，司马尚被免职关入大牢。可惜
李牧忠诚一世，壮志未酬，没有战死沙场，却被奸臣所害。
李牧一死，赵军军心大乱，结果秦军不到3 个月，便攻克邯郸。赵国从此不再
存在。
强大的赵国一旦灭亡，弱小的魏国和燕国的悲剧命运已无法改变。尽管不乏有
荆轲那样的壮士，慷慨悲歌，以死相搏，但仍未能摆脱国破家亡的结局。两国随着
赵国的灭亡，也很快走到了尽头。
时势造英雄，但英雄必须正确驾驭和把握时势，否则便不再是英雄。
四国吞灭，秦国面临的敌人便是齐、楚。很明显，这两国的实力，楚远比齐强
大，而秦与齐和亲修好40 余载，和楚数次结怨。面对齐、楚两国的不同局势，如
何确定征讨战略方针？
当秦始皇征求文臣武将的意见之时，听到的多是先攻齐，再伐楚的战略理论。
这实则是李斯“先弱后强”作战方针的延续。
秦始皇依然没有这样做。他再次清醒地认识到，齐国虽弱，但有相当的军事实
力。如若先攻齐，免不了还要和强楚进行一次恶战。同时还要遭到齐、楚合纵的威
胁。若先灭楚，可使齐秦之交不破，齐楚合纵不成。一旦楚国灭亡，齐国不战而降。
于是，秦始皇再次使用了集中主力打击主要敌人的战略方针。公元前225 年，
秦始皇派大将李信率20 万秦兵伐楚，因年轻气盛的李信过分轻敌，秦军遭到惨败，
退回秦国。
公元前224 年，秦始皇改派王翦率领60 万大军出征伐楚。当秦军压入楚境时，
楚国名将项燕立即调动国内全部兵力迎战。王翦吸取了李信兵败的教训，坚守营盘
而不出战，待秦军养精蓄锐、斗志旺盛之际，才下令出击。60万大军洪水般冲入敌
阵，此时的楚军已失去戒备之心，猝不及防，而被秦军一举击溃。楚国名将项燕也
战死于乱军中。不久，秦军攻下楚都寿春，楚国被吞灭。
未出秦始皇所料，楚国一灭，齐国已成瓮中之鳖，被王翦的大军一触即溃，齐
亡。
齐楚征战，在显示了秦始皇杰出的军事战略才能的同时，也暴露了他使用将领
的失误和弱点。但他的失误和本身具有的弱点，没有妨碍他伟业的建立。至公元前
221 年，关东六国在秦军15 年的征讨中全部灭亡。中原大地上为期几百年的割据
混乱局面结束，历史由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然而，六国灭亡、中原统一，并未标志着秦军的征战已经结束。因为此时中原
北部的情形已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匈奴人由弱到强，趁秦灭六国的机会，单于头曼
率匈奴大军南下，攻占了河套黄河以南的地区。秦都咸阳面临严重威胁。“亡秦者
必胡”的议论已在民间流传开来。
同时，地处五岭之南的“百越”陆梁人，对秦的统一和政治的稳定，也造成威
胁和困扰。要建立一个强大而牢固的封建帝国，就势必要对这两股军事力量给予打
击。
问题出现了。摆在秦始皇面前的是匈奴人，慓悍强壮，以战征之，难攻难守。
而“百越”虽远隔千山万水，路途遥远。但部族分散，军事力量相对较弱，攻取较
易，守戍也可能成功。
面对新的局势，秦始皇毅然实行战略大转移，采取了先弱后强，先远后近的征
战方针。这实则是15 年前李斯等人战略思想的复活，秦始皇终于在历史发展进程
的今天付诸实施了。
50 万秦军兵分五路，以战略进攻的姿态出现在“百越”战场上，很快占领了
这块土地。南海也因“百越”的征服打通了。
随着对“百越”战争的胜利，秦始皇立即派大将蒙恬率30 万大军攻击匈奴，
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结果匈奴退却700 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
敢弯弓而抱怨”。
在历史的跑道上
19 世纪后半叶，著名的《进化论》作者达尔文，提出了现存灵长类中最接近
人类的大猩猩和黑猩猩的生息地点为非洲，因此认为人类发祥地可能在非洲。于是
他提出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学说。
然而，随着1892 年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上发现的直立人化石和1929年在中
国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头盖骨，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学说受到了挑战。
这种被认为最早的直立人阶段的骨化石陆续在亚洲发现，并且在亚洲也生息过
诸如猩猩、长臂猿之类的灵长类动物，加之从地理位置上看，亚洲又正是处于人类
生息的世界各大陆的中心位置，围而，许多人类学家以实物和推理两重理论，提出
了和达尔文不同的人类起源于亚洲的学说。
正在这种学说逐步得到一致认定的时候， 20 世纪30 年代，考古学家又在南
非、东非一些地区发现了大量的比爪哇和北京人（距今一百万至五十万年）更早的
南猿人阶段的骨化石和石器（距今三百万至一百万年）。于是，有人又想起了达尔
文，再次力主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学说。但这种学说维持了不久，考古学家又在印度
北部的西瓦立克山、亚洲巴基斯坦、中国云南发现了比南猿人更早的拉玛古猿化石
（距今一千二百万至八百万年）。人类起源的学说再度倒向了亚洲一方。
1975 年，在中国云南省禄丰县的煤层里，陆续发现了丰富的拉玛猿人化石。
特别是随着1980 年10 月在禄丰县的煤层里，世界上第一具拉玛猿人骨的问世，
许多科学家便认为这是与人类最亲近的一种古猿，人类就是由它演变而来的。有的
科学家甚至干脆把拉玛猿看成是人类的起点。这个起点在亚洲的东部。
达尔文最早提出的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学说，再一次受到挑战。
撇开人类起源的学说争论，从现在已发现的直立人化石来看，在欧、亚、非三
洲的“旧大陆”上均有分布。唯有北美、南美和大洋洲被人称为“新大陆”的地方
没有见到。
尽管这些直立人当时已经会使用和制造天然工具，并充分掌握和利用火来生存，
但依然没有创造人类的文明。世界人类文明的曙光又经过了近百万年的漫长岁月，
在距今7 千年前才显现出来。
毋庸置疑，人类的文明应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的解体而进入有国家社会组
织的阶级阶段为标志。这种社会中，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
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并且掌
握冶炼金属的技术。当然，这一切的标志中，创造和使用文字则是最主要的。
1968 年，英国剑桥大学丹尼尔教授在他的《文明之起源与考古学》一书中，
提出了全世界最古老的独立发展的文明为六大文明之说。这六大文明分别为埃及、
两河流域、印度、中国、墨西哥和秘鲁。
其实，丹尼尔的学说实则是荷兰著名考古学家法兰克福学说的继续和发展。早
在50 年代初，法兰克福就指出全世界范围内独立发展的文明只有三种：埃及与两
河流域组成的近东文明；中国文明；秘鲁、墨西哥组成的中、南美文明。埃及与两
河流域，印度与两河流域相互的密切联系而形成的文明，已被考古资料所证实。尽
管在中美洲和南美洲没有发现直立人化石，但他们特别是墨西哥与秘鲁最早在世界
形成独立的文明，同样被考古资料所证实。
显然，它们所形成的文明是独立的，与旧大陆无关。只有中国文明的起源这一
问题，成为传播论派和演化论派争锋的焦点。而丹尼尔和法兰克福正是站在演化论
这一边的主将。
18 世纪后半叶，法国人约瑟夫·德·歧尼提出了中国人乃是从埃及殖民过来
的理论。与此不同但相似的是法国的汉学家波提埃和卢内尔曼将汉字和楔形文字作
了一番比较后，提出了中国文明和巴比伦文明有亲缘关系的学说。当时英国的东方
学者拉克帕里将中国文明与美索布达米亚乌尔地方的迦诋文明比较后，作出了两者
之间有某种关系的结论。在英国的理格提出了诺亚的子孙曾东行到中国一说后，德
国的李希霍芬则干脆把中国文明解释成是由西方移入的结果。
1924 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中国的甘肃、青海等地发现大批彩陶，并和
苏联中亚的安诺以及南俄的特里波列等处的彩陶作了比较，以考古的资料为中国文
明起源于西方的学说提供了证据。
中国的考古学巨匠夏鼐将商代的冶铸青铜技术与铜器上的纹饰，以及甲骨文字
的特点等作了研究并和西方文明的考古资料比较后，提出了中国文明是独立发展的，
并非外来的学说，重新肯定了丹尼尔、法兰克福的结论。
……至今，关于人类的起源与文明的诞生问题，在世界科学界一直争论不休并
可能还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争论下去。不管这场争论谁胜谁负，人类的起源和
文明的诞生到底最先来自西方还是东方，是中国还是外国，我们看到的却是人类终
于以自己的智慧和不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