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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斯基对你说什么了？”一个律师问他。穆拉迪安心有顾虑地看看房间里的两位女律师。
“他说‘球’了吗？”那个律师继续问道。
“你们真地想知道吗？”穆拉迪安不安地问，生怕他说出来冒犯别人。
“他说：‘你这个傻球！’说了一遍又一遍。”穆拉迪安陈述道。
穆拉迪安按照布斯基的命令销毁了有关那笔530万美元款子的详细对账表，这份材料正在成为这起调查中惟一最重要的文件。但是，他继续努力把那些底账重新做出来，当布斯基改变主意后这项工作就开始了，是与玛丽亚·特迈因一起做的。穆拉迪安结合特迈因保留的一些资料和他在文件夹中找到的零碎记录，设法把原账表复原。
穆拉迪安很快成了本案律师们的非正式顾问。这些律师大多数对金融市场和证券运作几乎一无所知，他们甚至连最基础的买空卖空或选择权和购买权这些名词都不懂，更不用说布斯基和米尔肯在非法活动中采用的深奥、复杂的策略了。这些律师对会计工作也知之甚少。穆拉迪安用几个小时向他们讲授这些知识，然后仔细研究交易记录，这些记录显示出数据是如何与各种策略相吻合的。他在这些律师们中间成了一个极受欢迎的人，很讲求实际，极力取悦别人。穆拉迪安自己逐渐明白并理解了布斯基为什么做出合作的决定。他认识到，当你自己处于危险时，你对合作会有与众不同的看法。他发现，如果布斯基不与政府合作，不老实坦白，那是没有作用的，因为有太多的其他可能证人（包括穆拉迪安）知道真相。
在穆拉迪安供述的作用下，政府不久获得了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会计查尔斯·瑟内尔和普通职员唐纳德·巴尔萨的合作。这两个人的辩护律师是西摩 ·格兰泽尔，格兰泽尔是华盛顿的一位刑事律师，由彼得·弗莱明和亚瑟·利曼推荐担任瑟内尔和巴尔萨的代理。一开始，格兰泽尔指示他的当事人，如果被讯问，就引用《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
瑟内尔是一个受到专门培训的会计，可能因在米尔肯非法活动中的作用面临指控。然而，他对政府更有价值，因为他与米尔肯没有私人情结，对米尔肯无所谓忠诚不忠诚，他可以对布斯基的供词提供印证。瑟内尔在工作中只是执行米尔肯的命令。巴尔萨对米尔肯活动的参与是最小的，他不过是一个旁观者。当时，米尔肯授意洛厄尔起草一封声称那530万美元是咨询费的信函，洛厄尔起草完毕后，强行拉当时碰巧在旁边的巴尔萨一起在这封信上签了个名。
卡伯里觉得可以给瑟内尔和巴尔萨豁免。他必须想办法让他们开口，给予他们豁免就要求他们诚实回答问题。既然他们的供述不会被用来起诉他们，他们就不会再引用《第五修正案》闭口不语。
不过，把这个过程称为合作是言过其实。格兰泽尔在与米尔肯的律师团交流时强调一个事实，即瑟内尔和巴尔萨的作证是被政府强迫的，他们不会主动牵连任何人。与穆拉迪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瑟内尔很少自愿提供情况。像布斯基一样，米尔肯很多事情都瞒着下属。米尔肯从没有告诉过瑟内尔让他做这做那的原因，所以在确定米尔肯的动机和心态方面瑟内尔几乎没有作用。有一次，瑟内尔作证说，米尔肯甚至没有要求他保存那些账表。另一次，他说米尔肯称那些账表是“满纸废物”。
瑟内尔小心翼翼地行事，虽然不撒谎，但尽可能少说。有好几次，检察官们不得不威胁他说，如果他不彻底交待，将以伪证罪指控他。桑德勒不断与格兰泽尔联系，格兰泽尔夸口说瑟内尔没有给政府任何帮助。
然而，政府方面对瑟内尔的证词有不同的理解。瑟内尔可能是一个不情愿的证人，但他承认他毁掉了用于计算那530万美元款子的电脑磁盘。虽然他没说他这样做是米尔肯直接命令的结果，但他清楚地表示，他事先得到了米尔肯发出的要他这样做的意旨。他证实了与穆拉迪安一起对账的事。重要的是，瑟内尔作证说，那份530万美元“咨询费”分配表是在米尔肯个人控制下划定的。（米尔肯的律师们就是拿这份材料说服约瑟夫和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律师，声称米尔肯关于这笔款子的说法是正确的。）所以，瑟内尔不能根据自己的了解说这种分配确切反映了这笔钱的目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可能影响约瑟夫和德莱克赛尔的律师对这份材料的看法。但是，当柯宁找瑟内尔了解他都跟政府说了什么时，格兰泽尔授意瑟内尔对柯宁的多数问题都不要回答。柯宁离开时，米尔肯的律师团向他保证说，瑟内尔没有做对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有害的事。
米尔肯的律师团要求瑟内尔避免与政府真正合作，瑟内尔所受的压力很大，有一句玩笑可以强调这一点。瑟内尔可能向政府坦白的消息一传出，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便流传一句玩笑：“谁是德莱克赛尔薪酬最高的人？瑟内尔的食物品尝员。”
尽管瑟内尔的作证好像没有对米尔肯或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产生伤害，但贝弗利山分部人员的持续沉默开始让柯宁感到不安，他们对政府在传票中列明调查的那些事项直接知情。接着，4月28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那笔530万美元款子的文章。文中非常详细地描述了这笔钱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并报道说：“这笔钱的发票是在已经付款后匆忙开出的，而且是在布斯基先生的审计员质疑这笔大额款项缺少单据时才开出的。”柯宁和约瑟夫被这篇报道弄得很不痛快，看来在这件事上记者知道的情况比他们知道的还多。他们担心，这篇文章说的可能是正确的。
米尔肯阵营没有这种怀疑，他们在德莱克赛尔内部和在关心此事的其他人面前对这篇报道表示不屑一顾。威廉斯不断提醒他们谨慎，而正当这时候，他对此案的控制开始变弱了。1987年年初，威廉斯做了癌症手术，这使他明显衰弱。威廉斯没有觉得这起案子到了应该考虑与政府进行任何种类谈判的地步，而且他知道米尔肯不会接受这种可能性。但是他知道，与检察官办事处保持联系是明智的。正如他私下给利特说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在这起案子上可能会越来越占上风，而不是相反。
威廉斯做完手术后不久，在纽约与检察官办事处的卡伯里安排了一次会谈，办事处方面的参加者还有刑事处主任霍华德·威尔逊和参与这起案子另一位检察官。威廉斯独自与他们会见，没有带米尔肯律师团的其他人。他们讨论了这起案子取得的有限进展。卡伯里一再表示，调查还处于开始阶段，他不愿说的太多。最后，威廉斯问道：“这个案子要多长时间？”
卡伯里估计在正式起诉前需要两年。威廉斯沉吟片刻，看上去很伤感。“到那时我都死了。”他说，“你们不能快点吗？”
1987年2月11日（星期三）下午离开西格尔的公寓后，杜南赶紧回到圣安德鲁斯广场与卡伯里和尼尔·卡图西耶罗开了一个会。卡图西耶罗是助理检察官，受卡伯里之命参与处理西格尔调查案派生出来的案子。由于塔伯尔显然注意到自己被秘密调查，时间所剩不多了。杜南想在第二天就对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采取行动，并要西格尔在那个星期的星期五进行法庭答辩。卡伯里同意了。
卡伯里认为，这三个嫌疑犯应该被逮捕，而不应该像西格尔和布斯基那样被传讯或等他们来自首。前些时在对布斯基进行调查中已对弗里曼进行过传讯，他没有一点愿意合作的意思，不过卡伯里从一个律师那里听说，弗里曼现在已经“紧张得不成人样了”。塔伯尔刚被美林公司解雇，好像也容易就范。卡伯里认为，实施公开逮捕会使这些人产生压力，从而可能使他们中的一个人或更多人投降和坦白。他断定，华尔街上的人犯罪感不强，他们对自己的面子关心太多。
卡伯里和卡图西耶罗到楼上与吉尤利安尼和威尔逊开会研究此事。卡伯里相信，弗里曼参与了直接的非法内幕信息交换。他不仅个人进行内幕交易，还进行内幕信息交换，这种违法行为对市场公正造成的破坏更大。至于威格顿和塔伯尔，西格尔没有说他们对他与弗里曼的内幕交易关系知情。但是，西格尔至少有一次向他们提到弗里曼是消息来源者奇＋shu网收集整理，因而卡伯里相信他们应该知道西格尔在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有消息人。这一点从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套利部的交易模式中是显而易见的。
“让我们逮捕他们。”卡伯里说。吉尤利安尼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他们没有讨论这样做可能引起的公众反应。逮捕嫌疑人是正常的。他们从帕斯查尔所做的西格尔的供词记录中整理出一份宣誓书，由杜南在上面签名，然后据此得到了所需的逮捕证。接着，杜南急忙前往塔伯尔所住的上东区公寓。
事情几乎从一开头就开始出差错。塔伯尔在他所住的公寓楼大厅里被戴上手铐和搜身，并经允许回到他的房子里拿上衣，然后当天晚上被关在大都市教养中心。检察官们希望塔伯尔会坦白和合作，但他拒不就范。卡伯里可能错误地判断了华尔街上许多人的心态和效忠。布斯基和西格尔愿意坦白和合作，他们在这些人中算得上是例外，而不具有规律性。华尔街仍然是一个狭小的、封闭的世界，在这里，支撑人们行为的是金钱、互惠和强烈的效忠。另外，也可能塔伯尔从来就不知道西格尔与弗里曼的关系，没什么可坦白的。塔伯尔在大都市教养中心关了一晚上后，与政府的对抗性好像比前一天更强了。
第二天上午，天上下起了雪，纷纷扬扬的雪花掠过金融区林立的高楼落到灰色的地面上。杜南和两个邮政巡查员来到位于布劳德大街的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总部大楼。“我们要逮捕罗伯特·弗里曼，这是逮捕证。”杜南对大楼门卫说。惊恐的门卫顺从地把他们带到楼上。
弗里曼的办公室在二十九层，四周围着玻璃，与公司交易大厅不远。当杜南等人走进弗里曼的办公室时，弗里曼站了起来，有些吃惊。他正在忙着清理手头上一些未完的事务，原计划那天下午出去度总统节的大周末，与家人一起去洛基山脉滑雪。
“这是联邦逮捕证。”杜南对弗里曼说，“我现在要逮捕你。”弗里曼按照杜南的命令向前探下身子，把双手放在桌子上。杜南对他进行搜身，把他口袋里的东西都掏了出来。弗里曼什么也没说。这种动静在交易大厅引起了一阵混乱，交易员们纷纷伸长脖子观看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情。
弗里曼请求用电话叫公司的一位内部律师，律师急忙赶来。接着，这位内部律师给劳伦斯·佩多威兹打电话。自从弗里曼因布斯基案被传唤后，佩多威兹被雇担任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代理。
佩多威兹以前在美国检察官办事处与杜南共事过。杜南向佩多威兹解释了对弗里曼的指控。杜南说他有搜查证，要对弗里曼的办公室和周围进行搜查。然后，两位邮政巡查员押着弗里曼去电梯。他们一到大楼前厅，就给弗里曼戴上了手铐。杜南留下来，在弗里曼的办公室周围用绳子围出一大片区域，开始在办公桌抽屉和文件柜里仔细检查，并把有关文件摞放在纸箱里。
当两法邮政巡查员把弗里曼押出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总部时，另一队联邦执法人员来到了位于汉诺威广场的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办公楼。理查德·威格顿的办公室在十八层，他正在办公桌前忙着，抬头看到公司一位女接待员站在他的办公室门口。“有一位莫兰诺先生要见你。”她说。
威格顿瞟了一眼桌上的日程表，看到2月12日上午没有约会。现在交易正忙，他不想离开岗位。“我这会儿没时间。”他对接待员说，“他没有预约。”威格顿怀疑又是找工作的人找他，如今大学毕业生都想到金融公司找工作，有的在华尔街上挨公司敲门。于是，威格顿继续工作。
几分钟后，那个接待员又过来了。她看上去很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