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星期一，正当证交会人员被上星期五《华盛顿邮报》的那篇报道弄得焦头烂额时，《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由普里西拉·安·史密斯和比阿特丽斯·加西亚撰写的文章。文章指出，根据计算，布斯基仅利用丹尼斯·利文提供的内幕信息所获得的实际非法收益即达2．03亿美元，这意味着证交会对布斯基课罚不够。文章说：“这个情况的披露看来可能会使证交会受到的批评雪上加霜。证交会此前已经受到了一场广泛指责，因为它曾允许布斯基先生在他出事的消息于11月14日宣布之前悄悄出售4．4亿美元的股票，以此筹集他上缴1亿美元罚款所需要的资金。”
这个计算是不公平的，因为布斯基的那些非法收益大部分流向了他的投资人。布斯基的投资人是布斯基非法交易的不知情的受益者，所以证交会并不处罚他们。按照布斯基合伙公司的收益分配比例，布斯基所占份额很小，与他确定罚款协议时他的总资产不到2亿美元。证交会本来可以把这个情况指出来，但该文称：“在上周末的电话采访中，证交会一位女发言人始终拒绝对此发表意见。”于是，布斯基实际非法收益远远高于处罚的说法被其他传媒转载和报道，并逐渐深入人心。而且，对布斯基非法收益的估算数也越来越高，不久达到了3亿美元。
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继续极力把公众的注意力从它身上引向政府。它不断大造舆论，声称政府律师不正当地向传媒——特别是《华尔街日报》——泄露破坏性信息，但它并没有拿出支持该项指责的证据。尽管如此，这个话题还是引起了广泛报道。
媒体接二连三的负面报道很快引来了一片更尖锐的批评声，多数矛头都直指证交会。纽约国会议员查尔斯·舒默尔对证交会大加挞伐。众议院监督与调查委员会主席约翰·丁格尔要求证交会做出正式解释，并举行公开听证会。他甚至要曾通过莱屋银行做过内幕交易的前美林公司经纪人布赖恩·坎贝尔作证。丁格尔惊呼坎贝尔是一个“26岁的神奇天才”，说他“破译了利文先生的密码，从而搭利文的顺风车做了二十多起内幕交易”，而与此同时，证交会“尽管拥有最先进的技术工具……，却不能发现利文的问题”。林奇大为恼火，认为坎贝尔本身是个嫌疑犯，却在证交会受贬抑时得到美言。就这样，证交会人员无暇继续进行调查工作，大量的宝贵时间被用在平息国会非难和回答质询上。
更糟糕的是，证交会自己信心也产生了动摇。沙德曾把宣布布斯基消息的新闻发布会看作是他在证交会工作生涯的巅峰时刻，而现在却被负面宣传击昏了。他好像责怪起林奇来。林奇认为，证交会委员们开始拖延批准他的额外传讯要求，而进行额外传讯对于调查工作的继续是至关重要的。他感到自己有被削弱的危险。
11月24日，林奇召集情绪低落的属下们到会议室开会，想给他们鼓鼓士气。这不容易。其实，林奇自己的情绪也非常低沉，整日寝食不安，甚至认真考虑起辞职问题。但他担心自己一旦辞职，别人将难以把案子撑下去，调查会中途夭折。他深知违法者罪行累累，非法收益触目惊心，而且这些犯罪活动多数仍在继续，他不能任其肆无忌惮地恣意忘为。因此，他鼓起勇气，重聚决心。
林奇觉得，他们现在所面临的情况很类似索尔克疫苗的发现，该发现是人类的一个福音，但发现者却受到批评，说他在实验中杀死了猴子。他提醒属下们说，更不利的宣传很可能还在后面。他们将要进行的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而现在这场战斗只是刚刚开始。
“我们正在从事一件可能是我们一生中所能遇到的最重要的事情。”林奇对属下们说，“我们必须继续战斗下去。”
1986年10月29日晚6点半，马丁·西格尔回到家里。他走进卧室，把外衣扔到床上。现在正是晚饭时间，能赶在这个时候回家吃晚饭真是惬意。他走到书桌前，凝视窗外。他的书桌紧靠一个大窗子搁着，隔窗而望，可以一览格雷西广场公园全景。
丹尼斯·利文被捕以后，西格尔有好几个月心情紧张，但现在他感到好多了。利文出事的消息公布的那天，西格尔受到了惊吓，第二天他去看医生。他感到身体不舒服，认为自己是过于紧张。其实，他是想要医生问问他为什么感到这么难受、这么焦虑，他好倾诉一下自己。但是，医生给他做了一个快速检查，没有理会他的诉说。“你只是太累了。”医生说，“马上会好的。”
可能医生的话是对的。上个周末，西格尔和妻子与朋友们一起在凯比斯坎度过。他们乘双体船在海上兜风，海风很大，阳光很强，西格尔玩得非常尽兴。
他微笑着望着窗外出神。外面的游乐场上，孩子们在欢快地玩耍。突然，电话响了，打破了室内的宁静。西格尔本能地拿起话筒，而没有等保姆多丽丝去接。一个男子的声音把他从沉思中拉了回来：“是马蒂·西格尔吗？”
“是的。”西格尔回答。
“我是比尔。”一阵沉默。星期一，多丽丝就告诉西格尔有个叫比尔的人打电话，没有留下号码。昨天又是如此。那两天西格尔都是在通常时间——晚上8点左右——回到家里。他对这两个电话没有很在意，一时弄不清比尔是谁。
“哪个比尔？”西格尔问。
“你知道的。”对方以暗示的语气说，“比尔。”
“我不知道。”西格尔回答，有点急了。这是一个骚扰电话？又是一阵沉默。
“你看到我的信了吗？”比尔问。
“没有。”
“你知道我发的那封信吗？”
西格尔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干脆把电话挂掉。他接着回答：“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信件。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接着又是一阵沉默，然后对方抛出了一枚重磅炸弹：“我是指，你与那个俄国佬的关系。”
西格尔闭起眼睛，眼前净是布斯基的影子。他努力显出毫无忧虑，平静地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给你发了一封信，”比尔继续道，“我在信中给你说，我想跟你见个面。”
“我不认识你。”西格尔说。
“哦，得了，别想骗我。”比尔说，声音变得具有威胁性，“我知道的。”
西格尔再次坚持说他不知道这个人在说什么，然后比尔明显显出一阵不安，他问：“你是不是以前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工作而现在德莱克赛尔工作的那个马丁·西格尔？”
“是的，没错。”西格尔说，觉得他已经受够了，“不要再打扰我了，否则我就报警。”
“我怀疑你没那个胆。”比尔挖苦地说。西格尔打电话挂了。
西格尔摇摇晃晃地离开桌子，握着拳头。他一直担心会有这么一劫。“要得报应了！”他大声喊道。突然，他感到胃里翻得厉害，想吐，赶紧跑到卫生间。
过了一会儿，简·戴进来了，发现丈夫弯着腰在厕所里呕吐，非常着急。当西格尔直起身来，努力恢复精神时，戴问道：“你没事吧？”
“一定是胃又闹毛病了。”他对妻子说，“来得这么突然。”
简·戴一出去，西格尔就马上打电话找马丁·利普顿。不管是从私人关系还是从业务关系上讲，西格尔都觉得利普顿是与他关系最近的律师。利普顿的秘书告诉西格尔说利普顿正在休斯顿出差，但给了西格尔一个电话号码，说打这个电话可以找到他。
西格尔拨通了这个电话。“我是马蒂，有人敲诈我。”他对利普顿说，接着把接到那个神秘电话的情况大体讲了一遍。利普顿要他第二天去找劳伦斯·佩多威兹。
第二天上午，西格尔找到佩多威兹，向他详细讲述了比尔打电话的情况，并提到比尔多次说起发给他的一封信，要求与他见面。佩多威兹问：“你检查了在康涅狄格住所的邮箱吗？”
西格尔这时意识到他和简·戴都两个多星期没有回康涅狄格的住所了。于是他开车赶回那里，打开信箱，发现那封信正醒目地躺在一堆未开封的邮件里。西格尔戴上塑胶手套，好保护指纹，然后哆哆嗦嗦地打开信封，匆匆扫了一眼信上的内容。这封信简短而神秘，上面先说了一句“我知道”，然后是要钱，并声称如果不给，就向国内税收署举报西格尔。西格尔小心翼翼地把这封信和信封一起装进一个大信封里，封好，然后折回纽约。
佩多威兹看到这个证物时，觉得可疑。他自忖这封信和那个电话是否可能是政府精心设计的一个骗局。这好像不可能，但是，利文案之后政府一直在继续调查，任何事情似乎都有可能发生。尽管如此，佩多威兹建议西格尔先等一等，看看是否再有其他事情发生。
接下去的那个星期，西格尔接到布斯基一个电话，布斯基表示要与西格尔见个面。西格尔拒绝了，但布斯基的电话搅得他心神不安。接着，11月10日，几个国税局的人员不宣而入地来到在西格尔的办公室。西格尔当时不在，他听到这件事时打电话告诉了佩多威兹。这次，佩多威兹说他认为最好与美国检察官办事处联系一下。
“你联系吧，”西格尔说，“我想把这件事弄清楚。”
那天下午，西格尔又接到佩多威兹的电话。“明天上午你要先到我这儿来一趟。”佩多威兹说，听起来有什么重要情况，但他没有具体说。
第二天上午，佩多威兹告诉西格尔说：“检察官办事处对那封信的事一清二楚，他们对你和布斯基的事也都知道。”他不必再往下说了。西格尔的防御崩溃了，他抱头哭了起来。
“我做了那些事。”他抽噎着说，“我有罪，我后悔。我要改正。”
佩多威兹说他已经与本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们说了这事，他们认为沃克泰尔、利普顿律师事务所不能做西格尔的代理，因为该事务所在可能与对他的指控有关的那些交易中代理的客户太多了。但佩多威兹提出帮他在其他事务所物色一个刑事律师。“有的律师与政府对抗，有的律师与政府合作。”佩多威兹说，“你愿意找哪种？”西格尔说他要先把这事给妻子谈谈，然后再做决定。
西格尔打了辆出租车回家。他知道他的事不能再对妻子瞒下去了，但他又最怕把这事告诉妻子，担心妻子可能会离开他。这会儿是上午10点来钟，出租车夹在车流里走得很慢。坐在车上，西格尔脑海里幻起一幅自杀的图景：到家后，他不上楼，而是把家里的厢式货车从车库开出来，驶到城外，沿95号州际公路往东走，一直开到迈阿纳斯河桥，然后从桥上猛冲下去。死的前景似乎挺诱人，但一想到车毁人亡的情景他立刻吓得面如土色。
西格尔到家时，保姆告诉他简·戴出去购物了，圣诞节即将来到，她提前去买些节日用品。西格尔在屋里踱来踱去。妻子的36岁生日只差两周就到了，看来这个生日庆祝要被他毁了。这时，他听到前门开了，赶紧来到门厅。简·戴大包小包地回来了。她看到丈夫在家，吃了一惊，然后激动地向他介绍她买的东西，并讲起她的过节计划。西格尔强迫自己打断了她。
“有件事我得告诉你。”他边说边把妻子领到起居室。简·戴脱下外衣，坐到沙发上。西格尔把双层门关上，然后挨着妻子坐下，握着她的手。他深吸一口气，开始道：“你还记得搅得我很不安的那封信吗？——就是寄到康涅狄格家里的那封。关于这封信有点事。我犯了一个大错，不知道你怎么才会原谅我。”
简·戴很快就掉起了眼泪，她从丈夫的语气和举止意识到发生了可怕的不幸。西格尔硬着头皮继续讲下去，他快速地把与布斯基进行内幕交易的事大致说了一遍。他感到非常痛苦。简·戴继续抽泣着，西格尔惊恐地看到自己如此伤害了妻子。这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
简·戴哽噎着说：“你做的事是可怕的。”她接着说，她最难过的是她受到了欺骗：这么大的一件事他一直向她隐瞒着。她说西格尔打碎了她对他的信任。
然而，尽管说着这些，她也认识到丈夫的痛苦和绝望，这时她的震惊和难过马上被一种担心所取代——担心丈夫可能自杀。于是，她又赶忙安慰丈夫，并表示会支持他坚持下去，而这种支持正是西格尔所需要的至关重要的东西。她说：“你一直是一个好父亲和好丈夫。”说完不禁又潸然泪下。
下午1点左右，西格尔又回到沃克泰尔、利普顿律师事务所见佩多威兹。“我不想对抗，”西格尔对他说，“我要把这件事了结，我要赔罪。”最后，佩多威兹帮助西格尔选择杰德·拉考夫作他的律师。拉考夫以前当过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反证券欺诈处主任，后加入穆吉·罗斯·加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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