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特·帕斯查尔的邮政巡查员。
卡伯里不但没有胁迫利文，还尽力让他放松，使他拉近与周围人的心理距离。卡伯里还保持某种礼节，一直称利文为“利文先生”，并强调说他现在是要努力帮助利文。卡伯里说，如果他彻底坦白，法官在量刑时会充分考虑这个因素。
卡伯里先讯问威尔基斯的情况，利文从在花旗银行的迎新晚会上与威尔基斯认识开始讲起，毫无隐瞒地把他与威尔基斯的前后关系坦诚相告。卡伯里感到高兴的是，利文没有企图只讲对自己有利的方面。他主动承认是他引诱威尔基斯进行这种交易的，并说他还拉拢了索科洛和里克。利文说，他在一种“直觉”，知道谁可能合作。他还主动表示，里克拒绝收取他支付的报酬，并在成为沃克泰尔、利普顿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后中止了这种关系。卡伯里不喜欢受审者为急于减轻自己的责任，竭力夸大他人的罪责。他觉得利文在这方面做得不错。
利文还供述了西科拉的情况，并表示当他得知西科拉也在莱屋银行开了一个账户时，简直“惊呆了”。他坦白了那天晚上潜入拉萨德·弗雷雷公司办公室偷窃资料的事，并交待了他和威尔基斯利用《芝加哥论坛报》和《纽约时报》搅市一情。利文还说，他知道索科洛在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发展了一个线人，这个人不在该公司兼并收购部工作，而是在抵押业务部。利文称他从来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只知道他的代号是“戈蒂”。
接着，卡伯里讯问那个著名套利人的情况，利文很快确认了大家的怀疑——那个人是伊凡·布斯基。利文说，他与布斯基的联系是以给他邮寄关于博伊西·卡斯卡达公司和埃尔夫·阿基坦公司的机密材料开始的，他寄这些材料一方面是想通过布斯基推高这些公司的股价，一方面是想使布斯基对他产生印象。后来，他给布斯基打电话，公开提出向他提供信息，并邀请布斯基出来见面，之后两人具体商定了提供信息与支付报酬的协议。利文表示，他一直渴望与布斯基认识，既为攀附布斯基的名气，也为向他提供信息。
利文的律师们一直注意不在利文提供布斯基的情况方面承诺过多。他们从未表示布斯基的问题是一件容易的案子，也从未宣称单凭利文的证言就可以使布斯基定罪。然而，利文显然非常坦率，卡伯里对此印象很深。利文供述的与布斯基之间的信息报酬协议非常详细，涉及提成比例根据利文所提供信息的时机和效果不同而变动，这个情况不会是利文捏造出来的。它有一种内在的可信性，尤其是如果利文泄露的信息能够与布斯基的交易纪录相吻合时。
卡伯里通常不过问案犯的作案动机，但他对利文的行为动机却颇感兴趣，禁不住问他这个问题。利文回答说，他想开一家自己的公司，当套利人或商业银行家，雇用“专业人士”为他服务。这个回答与他经常给威尔基斯所讲的相同。他对卡伯里等人说，他的目标是2000万美元，准备一挣到这个数就洗手不干。
利文还说，他与威尔基斯、里克和索科洛一样，对投资业务员的工作很厌烦。这个说法令卡伯里等人感到意外，因为他们一直认为，投资业务员是一种时尚、体面的工作，投资业务员们都过着一种富裕、奢华、纸醉金迷的生活。不仅卡伯里他们有这种看法，当时的大多数人都这么看。利文说，事实远非如此。相比之下，内幕交易非常刺激。卡伯里认为，利文无论挣到多少千万都不会罢手。一旦达到了2000万美元，他又会想3000万，然后又想4000万，欲壑难填，永远不会有够的时候。
卡伯里认识到，利文喜欢刺激和冒险，很适合做秘密工作。卡伯里决定通过利文秘密诱捕同案者，利文好像对这项安排很热心。然而，在这项工作开始之前，卡伯里收到了一封声称要杀死利文的威胁书，从而引起了一阵担心。这种刺激超出了利文的预料，他不得不在政府的保护下转移到乡下去。有关部门很快追查到，这封威胁书是一个有名的怪人发的。利文回到城里，按照安排向威尔基斯、里克、索科洛和布斯基打电话，并对通话暗中进行了录音。
6月2日晚（即利文对威尔基斯说“我爱你如兄弟”那次通话后没两天），利文把电话先打给了威尔基斯。
“鲍勃，你应该合作。”利文说，“我知道我们都很顽强，但他们什么都知道。找你的律师吧。”威尔基斯从利文说话的语气马上就意识到情况有所变化。
威尔基斯肯定他们的通话正在被录音，知道他应该挂断电话，马上叫律师。但他不能。他认识到他在某种程度上仍认为利文会保护他，会帮他安全摆脱这场灾难。他没有挂电话，说了对自己不利的话。
利文给其他几个人打电话都不顺利。他给布斯基打过两次。第一次，布斯基好像很担忧，但什么也没有承认。“我很同情你的家人，”布斯基说，“也很担心你的心理健康。记住，一切都会过去。”第二次打时，布斯基把电话挂了，说他们没有理由交谈。索科洛和里克也是一听到是利文就马上把电话挂了。但是这些电话达到了一个目的，即警告这些嫌疑者政府可能已知道他们的身份。
就在第二天，索科洛的律师给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打电话，商谈索科洛认罪的事。大卫·布朗的律师也这样做了。索科洛很快确认布朗就是他在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拉拢的线人“戈蒂”。索科洛和布朗都同意认罪，接受两项罪名，并向证交会缴纳了罚金。后来，索科洛被判入狱一年零一天，布朗被判三十天。
几天后，威尔基斯正忧心忡忡地在家里呆着，突然门铃响了。门卫说：“兰蒂来看你。”威尔基斯知道是西科拉来了。尽管律师警告他不要与西科拉接触，他还是出去见了他。两人走进滨河公园。西科拉看上去极度紧张。
“兰蒂，你应该找一个律师。”威尔基斯说。说这话时，他有几分伤心地记起利文曾给他相反的建议。
“有件事我从没有告诉过你。”西科拉长吁短叹地说，“就是关于我女朋友的事。”
“别告诉我。”威尔基斯坚持道，“我不想听。”西科拉停住了。
“你说话必须注意。”威尔基斯说，“他们在对通话进行录音。下次我要给你打电话，他们就可能录音。”
“我准备去找拉萨德·弗雷雷公司的阿伦·麦克法兰。”（麦克法兰是该公司的资深合伙人。）西科拉继续道，“我要告诉他我只是清白无辜地找你请教工作的。”说着停顿一下观察威尔基斯的反应，然后接着说：“我可不准备说你是正人君子。”
威尔基斯感到这小子要翻脸不认人了，于是有一种要垮下的感觉。“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威尔基斯说，“反正我要完了。”
检察官和证交会人员对利文的整体合作很满意。6月5日，利文来到联邦法院，承认有罪，接受了那四项罪名。法庭里人山人海，扛着照相机和摄影机的记者们一直排到法庭外的楼梯上。利文显得很平静。他身穿深色西服，看上去有点瘦了。
最后，利文面无表情地宣读律师给他准备的一份声明：“与对我的指控相对抗只会延长我家人的痛苦，也会传送错误的信息。我违犯了法律。我对自己的行为深感懊悔，我无可辩解。”利文与证交会的协议也公开了。他被罚款1160万美元，个人只剩下一套公寓和一辆汽车，并且永远不得再从事证券业。
威尔基斯在赫顿银行的办公室里上班时看到了利文认罪的消息。这时，他仿佛听到他的丧钟敲响了。他最担心的就是利文做出对他不利的事，现在这个担心不幸被确认了。威尔基斯赶忙去找纳夫塔利斯，请他与政府商谈认罪协议。但是，威尔基斯的拖延使他的原有优势丧失殆尽。由于利文已与向政府提供了很多东西，他已没有什么再提供的了。尽管他认为自己的罪行比利文的轻得多，但政府方面仍然不容商量地给他提出了与利文一样的四项控罪。纳夫塔利斯告诉威尔基斯，他别无选择，只有接受，然后争取通过努力与政府合作为自己换取一些好处。威尔基斯同意了。接着，纳夫塔利斯陪他来到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在卡伯里的办公室，威尔基斯哭诉自己卷入内幕交易的经过。
威尔基斯对政府的主要价值是他可能佐证利文提供的布斯基和里克的情况，而且可以把西科拉牵出来。在纳夫塔利斯的指导下，威尔基斯搜肠刮肚地把利文告诉过他的关于“俄国佬”和“威利”的情况努力回忆出来。虽然威尔基斯从不知道这两个人的名字，但他的记忆力非常好（这一点曾让利文感到害怕），他的供词使利文讲述的主要情况都得到了证实，卡伯里等人似乎很满意。
威尔基斯还顺从地在卡伯里的办公室给西科拉打了一个录音电话。毫不奇怪的是，由于威尔基斯此前向西科拉警告过录音电话的事，这次通话没有获得对政府有用的东西。威尔基斯给西科拉泄过密，这一点非常明显。卡伯里给纳夫塔利斯打电话说起这事时大为光火。
“你真是个傻瓜！”纳夫塔利斯呵斥威尔基斯，“你还想保护那小子。就凭这一点他们会给你加刑四五年的，难道你不知道？这个认罪协议你可能会全输掉。卡伯里现在对你很恼火。这很不妙。”
协助威尔基斯一案的政府调查员巴里·戈德史密斯第二天告诉威尔基斯：“卡伯里恨不得要宰了你。”卡伯里对威尔基斯说，威尔基斯本来是一件有还几分价值的“商品”，但他自己把自己贬值了。“我知道鸡丁沙拉与鸡粪的区别。”卡伯里说，“你现在给我的就是鸡粪。”
威尔基斯慌了神，赶紧寻找补救措施。他突然想起西科拉以前说过以他女友名字进行内幕交易的事。他记得西科拉女朋友的名字，并了解到她在奥兰多人民快递（Ｐｅｏｐｌ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公司工作。威尔基斯把这个信息提供给卡伯里，希望以此弥补过失。
“我对录音电话的事很抱歉。”威尔基斯后悔地说。两天后，政府调阅了西科拉女友的交易记录，看到西科拉的确用她的账户进行了内幕交易。在证据面前，西科拉无话可说。他同意认罪，接受一项逃税罪名（因没有申报内幕交易收益而逃税），同时接受证交会的指控，被罚款2．18万美元。最后，西科拉被判六年缓刑。哈佛大学商学院暂停了他的学籍，保留他再申请的权利。
7月，威尔基斯承认有罪，接受了四项罪名。同时，他也接受了证交会的处罚，被罚没330万美元和公园大道上的一套公寓（他还没有来得及搬进去），只允许保留西78街上的一套房子、一辆别克轿车和6万美元。最后，法庭判他入狱一年零一天和五年缓刑。听着法官的宣判，威尔基斯泪流满面。
威尔基斯再没有跟西科拉说过话。当他最后把西科拉牵扯出来时，戈德史密斯对他说：“这小子会恨你，但他从来不会知道你为他所做的牺牲。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让这个小伙子给你干这个。他比丹尼斯·利文还要惨，他才22岁。”
现在，利文交易圈里的直系成员只剩下一个了，那就是里克。里克的情况对办案人员来说难度比较大。不像其他成员，他没有收取过非法利益，也没有自己做过交易，因而没有书面纪录可查。惟一的证据可能就是利文揭发里克的证词，但利文有在作证中撒谎的记录。相比之下，里克是一名正直而诚实的律师，而且是纽约很有名望的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于是，卡伯里决定再利用一下利文。
7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也就是在利文认罪后大约一个月，里克在紧张地帮助本事务所的客户ＮＬ工业公司对付一起恶意兼并企图。上次在洛杉矶发生试图自杀事件后，里克认识到自己与利文的内幕交易关系并无具体证据，于是以此感到宽慰。如有必要，他决定否认一切。为了思想不受此事的折磨，他把妻子和孩子打发去汉普顿斯（Ｈａｍｐｔｏｎｓ）避暑，自己则更加疯狂地投入到工作中。
一天，当里克与ＮＬ工业公司的人开完会回到办公室时，秘书告诉他，有一个“挺烦”的人给他打过三次电话，但没有留下姓名。下午4点半左右，秘书报告里克，那个人又打进来了，并坚持说里克认识他。里克接起电话，听出是利文的声音。“你好，伊兰。”利文有气无力说。
“你怎么样？”里克问。
“我在一个电话亭。”利文说，“你找个电话亭给我打吧。”
里克心生怀疑。他坚定地说：“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利文解释说：“政府在向我施压，要我供出我们之间的事，但我不知道怎么说。”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