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正是荣格和弗洛伊德准备出发去美国讲学的时候。 在和弗洛伊德一起的时候，荣格兴致勃勃地谈起刚从丹麦的泥炭沼地中发掘出来的尸体（据说它们是在特殊条件下得以完好保存的远古人的尸体）。不言而喻，对一向有“怀古之幽情”的荣格来说，谈论这件事本来是很自然的。 然而这一话题不知为什么却刺激了弗洛伊德的神经并促使弗洛伊德怀疑：隐藏在荣格这种“兴致勃勃”后面的潜意识动机，乃是一种针对弗洛伊德的“死亡愿望”
，即一种潜在的“弑父动机”。他几次忧心忡忡地问荣格：“你为什么对这些尸体如此关注？”后来，在吃饭的时候，便发生了弗洛伊德那次著名的“晕厥”。
——第二次晕厥则是在慕尼黑，在第二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召开的时候。 这一次也是在和荣格谈话之后，因为担心荣格最终要“背叛”自己，弗洛伊德在饭桌上晕倒了。著名传记文学家欧文。 斯通对弗洛伊德第二次“晕厥”
所作的描写，表明了欧文。 斯通本人正是从上面所说的“性格原因”理解荣格与弗洛伊德私人关系的破裂的。
在荣格的清醒意识之中，他很想和西格蒙德重归于好。他对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仍然十分敬爱。 在他们两小时的散步中，他向西格蒙德保证说他们两人的关系已经和好如初；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们将通力合作。荣格说这些话也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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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是装腔作势。但是，从荣格脸上那稍纵即逝的微笑，从他那漫不经心的答复中，西格蒙德已经感到荣格内心的压抑——这种压抑的爆发已经为期不远了。 这是卡尔。 荣格内心要求自由、要求独立、要求决裂、要求自行其是的呼声。（《心灵的激情》，下卷，朱安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８６年，第４３１页。）
这当然仍是用“性格原因”来解释荣格与弗洛伊德的思想分歧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关系破裂。这种解释虽然是正确的，却似乎忽略了某些东西。 确实，荣格在性格上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但荣格与弗洛伊德的思想分歧以及由此而来的关系破裂却不能仅凭这一事实去作出解释。 仅仅从“性格”出发去解释荣格与弗洛伊德的思想分歧，是一种“向后看”的解释和“决定论”
的解释——这其实还是一种弗洛伊德式的解释，从而在“方法”上正是荣格本人所不能同意的。这里，我并不是要推翻“性格决定论”的解释而只是要对它作一点我认为必要的补充。 考虑到甚至坎培尔这样的荣格权威和非常令人敬重的学者，在解释弗洛伊德和荣格私人关系破裂的原因时，着眼的也仍然是两人的不同性格，我在提出自己的看法时，便不能不颇费一番踌躇和经过再三斟酌。但斟酌再三后我还是认为：在认可研究者们从性格角度提出的种种解释时，有必要提出我自己的补充。我认为荣格与弗洛伊德的分歧根本是思想的分歧。 这一分歧关联着荣格重建精神家园的意向。 虽然一开始荣格可能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分歧的实质和深度，我们却不能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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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荣格：神话人格
将它视为基于个人意气的性格差异。荣格与弗洛伊德的分歧，只有在把荣格及其思想放在整个二十世纪思想史的背景中，才有可能充分显示出它的内在意义。正如本书试图展示的那样，在对一切文化和精神现象的理解上，荣格最终都表现出与弗洛伊德本质上的不同。 荣格的“后现代意义”
，恰恰体现在这种巨大的不同上。 许多人可能并未看出这种不同的意义何在，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他们把荣格与弗洛伊德的分歧视为一种由性格决定的个人分歧。荣格一直强调：对于有创造性的人来说，应该注意的是他的著作而不是他生活中这样那样的琐屑之事。 在荣格漫长的一生中，与弗洛伊德的思想分歧（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关系破裂）毕竟称得上是一个事件。 而象征这一事件的，则是荣格的一部重要著作《转变的象征》。这部书的写作从１９０９年就已经开始，但直到１９１２年出版，却仍然处于未完成状态。荣格直到１９５０年还说，他一直感到这本书有重写的必要，却一直没有时间来完成这一夙愿，这说明该书确实具有“指向未来”的“开放性”性质，它在荣格漫长的一生中，确实象征着一种“转变”或“转折”。这种转变的意义，在当时也许并不清楚，但几十年以后应该是比较清楚了。１９５０年，在该书第四版前言中，荣格写道：
这本书因而成了一个里程碑，矗立在两条道路分岔的地方。由于它的不完善和不完整，它为我后来几十年的生涯制定了必须遵循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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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说，《转变的象征》是在最快的速度中写出来的。“我不得不在我刚刚获得自己的材料时，就匆促地把它们一齐抛出。 我没有机会让自己的思想变得成熟。 整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就像一场不可阻止的山崩。 只是在后来，隐藏在后面的匆促才被我明确地意识到：这是所有那些在弗洛伊德心理学及其狭隘视野的束缚中找不到呼吸空间的心理内容的总爆发。”——这不能不使我们想到：这本书的写作，与其说是基于观点的分歧和性格的冲突，不如说是基于一种迫切需要寻找出路的“生命需要”
，而这种“个人需要”最终将证明是代表了一种时代的需要。在令荣格感到窒息的“弗洛伊德心理学及其狭隘视野的束缚中”
，最使荣格不能忍受的，恰恰是弗洛伊德的因果论方法。“我更多想到的是他整个视野中那种还原论和因果论的倾向，以及他完全无视一切心理事件中如此显明的目的性指向的做法。”
因果论的方法对精神现象具有极大的杀伤力，出于在此问题上的特殊敏感，荣格感到自己无论如何无法接受这种“阐释方法”。此外，荣格对因果论和化简论（又称归约论）的不满，必定也包含着不满于弗洛伊德总是用因果简化的观点，把荣格的一切不同意见通通看成是“对父亲的反抗”即一种隐藏着的“弑父动机”。显然，如果不跳出弗洛伊德狭隘的思想框架而走向“精神活动具有内在的目的性指向”这一认识，荣格的“反叛”将不可避免地永远被钉在“俄狄浦斯情结”的耻辱柱上。作为一次无意识的自发喷涌，荣格只是在写完《转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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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后，才逐渐意识到这本书的内在目的性指向以及它将把自己带向何处。
就在我刚刚写完手稿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有神话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呢？
没有神话的生活又意味着什么呢？
一位教父说：神话是那种“在任何地方都始终被任何人相信着的东西”
；因而那认为自己可以不需要神话、在神话之外活着的人就是一个例外。他就像一个被连根拔起的人，与过去、与仍在我们身上继续着的我们祖先的生活、甚至与当代人类社会均没有任何真正的联系……他在一厢情愿的狂热中沉溺于他自己的发明，却相信那是刚刚被他发现的真理……
内在的“目的性”指向甚至在荣格尚未充分明白其意义时，就把荣格带往“它”要去的地方。正是沿着这一指向，荣格才确立了自己的思想，赢得了自己的声誉，并开创了越来越大的后现代影响。 这实际上已经揭示了荣格为什么不能不与弗洛伊德分手，不能不走自己“命中注定”的道路。站在今天反观当时，荣格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对人文精神的寻根以及对未来社会的隐忧，都已经在他与弗洛伊德的最初分歧中露出端倪。 到《转变的象征》一书完成时，荣格对自己开创性工作的目的所在和意义所在已经是十分清楚了——人们没有看出这些迹象，并不是荣格本人的责任。然而在写作《转变的象征》时，一开始，荣格确实并没有意识到这次写作“内在目的性指向”。相反，若按荣格本人的描述，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倒颇有些像他在《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中对自发创作冲动的描述。 在那篇著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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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荣格指出，真正的艺术家往往受制和听命于无意识中的“异己冲动”。他甚至这样形容创作过程——“他磕手被捉住了，他的笔写的是他惊奇地沉浸于其中的事情……他被洪水般涌来的思想和意象所淹没……他只能服从他自己这种显然异己的冲动，任凭它把他引向那里。”
在《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１９３１）和此后的《心理学与文学》（１９５０）中，创作过程被荣格解释成来自集体无意识的自发冲动，其性质应从如下两个方面去理解：一、它具有“内在的目的性指向”。
（“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
二、它具有“超个人”
、“非个人”的特点而不能根据艺术家的个人性格和艺术家个人生活的缺陷去作出解释。（“艺术家的个人生活对于他的艺术是非本质的，它至多只是帮助或阻碍他的艺术使命而已。 艺术家在个人生活中也许是个市侩、循规蹈矩的公民、精神病患者、傻瓜或者罪犯；他的个人生涯也许是有趣的或无可避免的，然而这并不足以说明作为艺术家的他。”）
——这实际上不仅为我们理解艺术、艺术家和艺术创作提供了一条极为重要的线索，而且也为我们理解任何富于创见的思想、理解这种思想的创立与创立者个人生活、个人性格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极具启发的洞见——人毕竟是人，人不可能完美无瑕，然而精神的花朵却不应因此遭到玷污。由此我们便不能不想到：荣格与弗洛伊德的思想分歧和个人恩怨，也许远不只是一个意见分歧和个人恩怨的问题。相反，它很可能超出了“个人”的意义而具有一种“命中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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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的性质，我们甚至可以说它具有一种内在的目的性指向，体现了“造物主的意志”。——当然，这不过是文学上的譬喻，但这一譬喻难道真地就不足以使我们的思想跳出“性格决定论”的视野，并因而得以从“非个人”和“超个人”的更大思想背景，去理解这一事件可能蕴涵着的深层意义吗？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真地跳不出“个人性格决定论”的思想框架，我们能说我们真正懂得了荣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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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的思想ｒｏｎｇｅｄｅｓｉｘｉａｎｇ
荣格的思想丰富而复杂。 以本书的篇幅，显然不可能分别考察他的宗教思想、哲学思想、文艺思想……这里所能做的，只能是紧扣本书主题，从思想的内在整体性上，择其大焉地介绍和评析荣格最核心的基本思想。基于这样的考虑，本书决定以“集体无意识”作为荣格迷宫般纵横交错的思想入口。
一、深海下的海床
集体无意识是荣格最重要的基本假设。 这一假设贯穿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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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全部思想。 要穿透荣格的“神秘”和“晦涩”并了解其思想，首先得知道他关于集体无意识的基本说法。在西方，二十世纪被某些学者称为精神分析的世纪。 这一说法虽然有以偏概全之嫌，但精神分析学在二十世纪文化领域中的显要地位却是不可否认的。 精神分析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在“理性”的专制之下发现了被压抑受排斥的无意识。这一发现为二十世纪许多重大问题（包括后来的语言及话语问题）的研究揭开了序幕。无意识这一概念，其最初的思想萌芽可以往前一直追溯到柏拉图。 柏拉图关于“迷狂”的著名说法，被认为是西方无意识思想之起源。（参看诺斯里奇：《近代无意识理论》，伦敦，１９２４年，第１页。 其实这一“起源”似可追溯到某些更为古老的神话。）尽管在弗洛伊德之前，莱布尼茨、歌德、叔本华、卡勒斯、哈特曼等人都对无意识的发现做出过突出的贡献，但真正在近代科学（医学、心理学）基础上为无意识概念奠定牢固基础的，却不能不说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是一位医生，他在自己的医疗实践中，注意到许多具有强迫症状的神经症患者常常不能自制地去采取一定的活动，而自己却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一事实使弗洛伊德断定：支配人们行为的动机，除了能够被自己意识到的自觉意识外，一定还有一种人们意识不到的无意识驱力。在经过更多的研究之后，他进而得出结论说：精神活动本身都是无意识的；那些有意识的过程只不过是整个精神生活的片断和局部。用通俗的话讲，整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