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土），必须切断从无明到老死的环状锁链，也就是断绝一切恶因。中国人一听到“断爱”，又是格格不入。然而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千余年来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主要信仰，“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便是中国先哲运用“经权法”，将佛教的哲理，融入中华文化的大海里。钱穆先生说：“佛教未跑进中国以前，在东汉末年三国开始，中国思想分成两大派：一个老子，一个孔子。中间一个极特殊的人，就是王弼。”王弼用“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来描述中国思想的形态，钱先生则认为“孔子、老子外，又有释迦牟尼从印度传来。统之有宗，会之有元，中国思想史上有此三人。”我们常说中国思想，包含儒、道、释三家成分，并不是说中国人普遍信仰佛教，而是印度佛教到了唐代，天台、华严、禅三宗已经十足中国化，形成中国的佛学。这些佛教的观念，透过“经权法”，变成中国人的思想了。那么，基督教为什么不能如同佛教一般，也成为中国人思想中的一部份呢？原因固然很多，最主要的，还是基督教输入中国的时候，正好赶上“经权法”不被重视的冷藏时期，近代中国人过分强调西方各种方法，以致把自己固有的最好、最有效的“经权法”忽略了，搁置了，岂非十分可惜！中国式管理，自有其根源。近年来大量输入西方管理理论与方法，造成诸多困扰。依我国传统，我们殊无必要亦无任何理由排斥西方管理，但是我们更有需要，使西方管理溶合于中国管理哲学之中，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管理现代化。具体方法，惟有重拾古方，好好运用经权法宝。
（二）“经权法”源自易经既然中国人的思想是“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的，那么“经权法”必定也可以归宗还元，在中国传统中找到它的根源。依据王弼的说法，中国思想的总源头，即是易经。陈立夫先生也认为：儒家思想来自周易、道家思想来自归藏易、墨家思想来自连山易，其它各家如阴阳家、纵横家、法家、名家、兵家等思想，也都渊源于易。
易经中“不易”的观念，并非“不变”，而是“变易”中有“不易”，也就是“变”中之“常”。我国先哲，发现宇宙万象错综复杂，而理路常在。变中有常，所以万变不离其宗。
西方人一味强调“变化”，甚至认为“变迁”乃是现代生活的必要条件。中国哲学也有一个根本的一致的倾向，承认“变”是宇宙中的根本事实之一。但是，变化不是紊乱的，而有其不易之则，也就是有其“常道”。老子说：“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不知常容易任意胡为，必将造成不良的后果。易传说：“动静有常，刚柔断矣。”乾坤对待，干为纯阳之卦，象征刚健，以动为常性；坤为纯阴之卦，象征柔顺，以静为常性。一切事物虽然都是变动不居的，但是变中有常，才能“动而不乱”。理学家中的程朱一派，更进一步肯定“变中之常”较“变”尤为根本，而称此“常”为“理”是变之所以变的依据，为变的主宰。此“变中不易之常”，即是“经”。
易经中“变易”的观念，指出：宇宙万物都在变化迁流中。“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变化是有形有象的根本事实，惟有变化，宇宙才能够不穷而久，所以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缘自神农之后，黄帝、尧、舜时代，风气渐开，已经不像前古那样易于治理，幸好尧、舜知道因应时代的需要，变通改进，使老百姓各安其业，各适其宜。他们变革朴野的古风，创立衣裳的制度，使得天下大治。这种变易的精神，便是历代生生不已的创造力，“生生之谓易”，这个阴阳消长，生生不息的道理，为中华民族带来日新又新的进步。而“变易”的精神，则表现在“通权达变”，此即“权”。
“经权法”的“经”，即易经中的“不易”，也就是“常道”；“经权法”的“权”，为易经中的“变易”，亦即是“变化”或“变通”。两者结合起来，构成了中国人“守经达变”的方法。使中国五千年来，从容融合外来文化而仍能中道。有了此一方法，才能够做到朱子解释中庸所说的：“凡其所行，无一事之不得其中，即无一事之不合理，故于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也。”可惜道不远人，而近世中国人却“知者过之，愚者不及”，“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徒使“经权法”不明不行，丧失了融化整合西洋文化的能力，真是“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经权法”既从易经来，自须含有“易简”的精神。“易简”即“易知易行”，所以系辞上传第一章说：“易则易知，简则易从。”中国哲深知：平易的道理易于了解，易于了解的道理，才有人亲附；简易的方法容易照着实行，才能行之有功。“经权法”效法乾坤简易的理则，普遍为中国历代所推行，造成了中国可大可久的历史。
（四）“经权法”可以促进中国管理现代化经权法使我们融合不断传入的外来文化，也促使中华文化持续成长更新，发挥大学所说奇…书…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例如印度佛教，主张“无我”、“利他”，与中国积极淑世的观念，十分吻合，我们立即予以采纳；而佛教思想原先为消极厌世的，中国佛学则将其转变为积极入世的。
佛教解脱，原有信解脱与见道之分；南朝竺道生特提悟、信两途：悟为发乎内心的知见，信是信奉外面的教言。悟发信谢，冲淡了宗教的信仰精神。使佛教符合中国“重于见理、轻于受教”的传统思想之基本态度，遂把佛学融会到中国思想上来。
依此推论，一切西方管理的理论或方法，均可透过“经权法”，将其消极整合于中国式管理之中，以促使中国管理现代化。中华文化的可贵处，在于“持续中有变化，变化中有持续”。中国管理现代化，务必把握两个重点：一是求其变，一为求其久。因为仅仅求变，变到失去了根本，那就等于推行西方管理，势必遭遇“全盘西化”同样的阻碍，产生忽视空间因素的诸种弊病。假若一味求久，专注于持续而不知变化，那就等于恢复古代中国的管理，自然无法因应现代环境变化的需求，发生忽视时间因素的各种祸端。中国式管理的“经”，要使其在永恒中获得日新万变，亦即把“经”赋予新的时代意义，注入新的时代精神，以求历久而常新。中国式管理的“权”，要在日新万变的“权宜应变”中把握住永恒持续的精神，使其万变不离其宗。无论如何变化，总还是中国式管理，总还是适合中国特性、符合中国道统，这才是中国管理现代化的最高价值之所在。
西方管理，一向遵循自然科学的路向，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心态。一九一○年代至一九七○年代之间，无论早期的管理理论或者现代管理的程序学派、计量学派、行为学派乃至晚近的系统学派，均在追求“持续”的管理法则。早期管理理论认为科学方法可以解决所有管理问题；程序学派视管理为一项程序持续发展的架构；计量学派运用合乎理则的方法来构筑种种教学模式，认为只要找出“最适化”（Optimization）与“次适化”（Sub—optimization）即能解决复杂的“决策”（DecisionMaking）；行为学派侧重“人际沟通”（Interpersonalmunication）和“组织沟通”（Organizationalmunication），并透过有效的激励以增强领导的效能；系统学派把组织看成一个“开放系统”（OpenSystem），以“弹性平衡”（FlexibleEquilibrium）为特征，已经启发了“变动的平衡”（MovingEquilibrium）的“变化”观念，不料情势甫转，刚好又碰上一九七○年代的能源危机，徒使管理面临许多无可奈何的困境，促使西方管理，掉过头来，强调“变化”的重要性，因而出现了世上没有任何一种法则适用于全部“情势”的“权变理论”（TheContingencyTheory）。
自然界现象，固属“变化的便不持续；持续的即不变化”，有如氢二氧变成水，便不再有氢与氧。但文化生命，则绝不相同。管理既不属于自然界现象，当有其文化精神，无法将“持续”与“变化”断然分开，这是中国吸收西方管理学说时首先应该重视的“经权精神”。
其次，中国管理现代化，要拿什么做“经”，来融合一切外来的管理呢？我们把握“易简”的精神，依据近百来年中国现代化的经验，肯定“伦理、民主、科学”，乃是中国管理现代化的“经”。兹说明如后：1。伦理——中华文化首重伦理。依照中国文字的本义，『伦』就是类，『理』就是纹理，引伸为一切有条贯、有脉络可寻的条理。说明人对人的关系，包括分子对群体的关系、分子与分子间相互的关系，亦即个人对于家庭、邻里、社会、国家和世界人类各种关系所应表现的正当态度。
伦理与法制不同，伦理从人类本性上启发人的自觉。从一个人的修身推到亲亲，再从亲亲推到睦姻任恤，推到仁民爱物。凡是人类，必有与生俱来的天性，爱父母、爱家庭，以及对于自身关系的同族同国人的相爱相恤，推而至于爱人类，实在都是天性。中国管理现代化，应该以伦理为出发点，来启发父子之亲、兄弟之爱，推而至于邻里乡土之情，和机构组织乃至于民族国家之爱，以提醒每一个人对国、对家、对组织、对人、对己的责任，使其知所感应、有所感应，以扩大管理的效果。
2。民主……孔子主张容纳异己，即是现代民主的基本条件。民主的基本精神，就是自由与独立，亦是权利与义务。要自由先要能够自强，然后才能享有自由；而且自由是有范围的，不能只享权利而不尽义务。要独立就必先要自立，其理由是相通的。怎样才能自立自强呢？那就是每一个人都要至少尽到自已应尽的义务，也就是守纪律、负责任。中国式管理，欲求成员守纪律、负责任，惟有树立民主的精神，才能有效。但是世界上各个不同国家所表现的民主，仍有其缺陷，仍有其流弊，或存有种族的歧视，或造成卑劣驱逐贤能的弊端。中山先生曾同意“以更多的民主，去革除民主的流弊”，希望“以更多的民主，去打击反民主、假民主”，特别是欧美式的民主，必须加以合理的调整，才能符合我国的国情，中国管理现代化，当然包括中国管理民主化，任何机构均应以“合理的民主”为依归。
3。科学……中国人重实际，喜欢从事物现象的表现，作如实的描述。科学技术的发明，为时甚早，其中陶瓷、纸、印刷、指南针、火药等等，对于人类文化尤有重大的贡献。欧洲的文艺复兴、工业革命，以及海外发展，都是接收中国物质文明的结果。今日西方人以为科技发明，功在他们的科学家，不免有得意忘形之嫌，所以处处显现“忘本”的态度。最可惜的还是中国人看见人家的成功，想到自己一时的情况，远不如人家，也信以为真，竟然五体投地的佩服别人的智力才干，非但丧失自信心，而且患了“忘祖”的毛病。但是，中国管理科学化的时候，我们必须警觉：中国所需要的科学，不是反人性的以屠杀、殖民、毁灭为能事的科学；中国所珍视的，乃是“保民”与“养民”的科学。我们所要的科学精神，是求精求实的精神。因为真正的科学，其精神在求合理与真实；而其方法，则在彻底与精密。
把握“伦理、民主、科学”的“经”，我们便可以将一切外来的管理论与方法，作一评判，作一调整。尽可能采用西方的合理方式，融入我们的传统精神，逐渐变成中国自已的东西，而不再是纯粹的“舶来品”。例如劳资关系，西方因为受到洛克（JohnLook）的影响，往往认定“不是劳方压倒资方，便是资方压倒劳方”，彼此利害衡突，自非对立不可。惟就中国伦理观念来看：人人同有一颗爱人之心，如果大家按照孔子所说的方法：各人“尽其在我”。资方努力创造一个合适的工作环境，让劳方感受得到照顾与关爱，并因而产生强大的向心力；劳方感到个人受到器重，受到鼓舞与激励，心知感应，因而尽一己之心、尽一己之力，把分内的工作做好，让资方觉得所有消极性的人事管理，俱属不必要而趋于“无为”，更进一步消除劳方心里“以工作换取薪资”的感觉。机构之内，充满着孔子所描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气氛，那还有什么“劳”“资”的区别呢！所以劳资关系，在中国管理现代化中，应该转化为“以和为贵”，彼此和谐相处，互敬互爱，才是合乎中国伦理的精神。
然而，我们并不认为，劳资之间和睦相处，便不需要工会的组织。依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