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他并不如此幸运。太阳航行是富人的事，而他们往往并不需要船员。所以大部分时间父亲只是打短工：清扫街道，在工地上做搬运，以及短工协会指导手册上所列的任何工作。后来我才知道，他很穷，无计谋生，为了活下去四处碰运气。或许我的生活受了父亲模式的影响。
他是个小个子，我的父亲，个儿矮，身架子也小。他穿着工人的衣服，留着下垂的髭须，老是咧着嘴笑。人们看见他带着个孩子，总是感到吃惊—一—他看起来不像个重要人物。但是，当他先后在火星、在火卫Ⅱ生活时，他曾是一个四人婚姻的成员。另外一个男人是个著名的雕刻家，在艺术界门路很广。而我妈妈又是尼德兰德的外孙女儿，在火星大学有些关系。他们合力办到了这件难办的事（尤其是在火星上）：获准生一个小孩。后来这四人婚姻解体了，只有父亲愿意照看我；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和我一起长大的，因为正是时时看到我这个婴孩才使他从忧郁病中解脱出来。他是这样告诉我的。于是我就由他抚养（我那时6岁，从未到过火星），并一起启程去木星。
那以后父亲从不提起我母亲，或四人婚姻中的其他成员，或我那著名的外曾祖父（他尽量不让我提起这个话题），甚至火星也不谈论。他有许多特性，其中之一便是他的敏感……他是个诗人，却只为自己写作，从不付费让他的诗进入公共档案。他喜欢天上、地下各种景色，搬到甘尼米德后我们一起穿着保护服长途跋涉，翻越甘尼米德光秃秃的小山，观看木星或某个月亮的升起，或观看日出，在所有的黎明中这仍然是最光辉灿烂的。我们在一起感到舒服自在。我们安静地消遣时光，这成了父亲大部分诗歌的素材。
不过，父亲诗歌中最能打动我的还是那些火星诗。比如这一首：
在那拉苏里峡谷，划着船。
薄冰悬在河上，投下阴影，压在船下，破裂有声。
河流渐宽，拐弯，迎来阳光；
古老的峡谷过后又是百折千回。
呼气即成冰。
红色的峡谷越升越高，
山后是山，谷后有谷，永无穷尽。
锈红的沙石中布着黑网，风蚀的卵石挂在头顶。
那儿，在那潮湿的红色沙滩，暗绿色的沙地草，绿色。
在峡谷中我的心觉得单纯……为什么要离开？
西边的天空凝成深紫，悬着两颗星，
一颗白一颗靛青：地球和金星。
虽然父亲不喜欢尼德兰德（我想他们只见过一面），他仍然宽容我对冰柱的着迷。
不知为什么，我喜爱那些巨大的冰碑，那是我听过的最令人神往的故事。
在我11岁生日那天父亲带我来到了当地邮局（那时我们住在明亮的尤罗巴，常常远足横越那积雪的平原）。和一位服务员耳语一阵后，我们走进了一间全息影像室。
他没告诉我要看到什么，使我有点紧张，以为可能会看见我的母亲。
室内全息影像打开了，四周一片漆黑。头顶上是星星。突然一颗非常明亮的星发出强光，映出一道地平线，森森的光倾泻下来，出现了一片幽暗、多石的平原。
这时我看见了它，非常遥远：那些巨碑。太阳（我现在知道那颗升起的亮星就是太阳）只照到碑顶，白白地闪着光。在阳光照不到的下部它们只是遮住星星的黑色方形轮廓。光线迅速下移（全息加快了），于是整个碑群都显现了出来，又高又白。由于看惯了当时我拥有的冰柱模型，这时我觉得它巨大无比。
“啊，爸爸。”
“来吧，让我们过去看看它。”
“你是说把它拉近？”
他笑了：“你的想像力哪里去了，孩子？”
他把它调近了……我径直从一块巨碑中穿过……于是我们站在了碑群中心，旁边就是为戴维达夫探险竖立的纪念碑。
我们慢慢地转着圈，伸长了脖子往后仰望着。我们察看了那根摔破的立柱以及它散落的碎片，然后细细地观看那段简短的铭文。
“他们没有把自己的名字刻上去，真令人惊讶。，’父亲说。
然后一切都消失了，只剩下我们站在空无一物的全息室里。
父亲觉察到我悲凉的神色，笑了。“不等你心情恢复，你又会看到它的。来，我们去吃点冰淇淋吧！”
那以后不久，在我14岁时，他有机会去地球。他的一些朋友要买一只小船，乘它直往地球。他们还需要一个船员。或者很可能他们并不是非要一个船员不可，而只是希望他同行。
那时我们刚刚搬回甘尼米德，而且我在大气站有一份工作。我们断断续续在那儿住了将近一年，我不想又挪动一次。
我写了一本书，描写戴维达夫探险队在遥远的太空的冒险经历。因为当时省下了一点钱，所以我想把它出版。（只要付点费，谁都可以把他的作品存人资料库并列入总目录表；至于是否有人会去读它则是另外一回事。但当时我企望会有某个读书俱乐部买下版权，把它列入该俱乐部的索引。）。
“是这样的，爸爸，你在地球和火星都住过，所以你想回去，可以在户外活动以及诸如此类。我呢，我对那些东西不感兴趣。我情愿呆在这儿。”
父亲细细地打量我，对于我的这种感情起了疑心。他有理由怀疑……因为，我后来才明白，我之所以不愿意去地球主要就是由于雅尔玛·尼德兰德在一次访谈录中说过（他在许多文章中也作过同样暗示）他不喜欢地球。
“你从未去过那里，”父亲说，“否则的话你就不会那样说了。相信我的话吧，地球值得看看。这样的机会不会很多。”
“我知道，爸爸。但这是你的机会，不是我的。”
他气恼地看着我。如今的世界孩子极少，每个人都被看成大人；而我的父亲从来就把我看得和他平等，已经到了一种难以形容的程度。这一刻他不知道对我说什么才好。
“船上会有你的位置。”
“但那得要你们挤出来。听我说，过一两年你还要回来进行太阳航行的，而我也总有一天会去地球。但在此期间我希望呆在这里。我有工作，还有朋友。”
“好吧，”他说，并转过脸去，“你有自己的主张，该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当时很难受。但是后来当我回忆起那些场景，明白自己干了些什么时，我心里的难受劲就更不用提了。父亲很累，当时正经历一个艰难时期，很需要朋友。那时他大约70岁，虽然努力奋斗，却仍然一事无成，他又精疲力竭。在那段时日里他几乎要完蛋了，我猜他自己心里也有这种感觉—一那时他还没有喘过气来。人们必须喘过这口气，才能体会到他们的故事非但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但使父亲喘过气来的并不是我，或者我的帮助。而在我看来，这正是做儿子的职责所在。
就这样他去了地球，我则独立生活。
大约两年后我收到他一封信。他在密克罗尼西亚，太平洋中的某个岛上。他遇到过一些马科萨斯海员。有一些古老的密克罗尼西亚航船组成的船队，称为哇阿考卢阿，穿行于太平洋上，不但载客，甚至也载货。父亲决定跟着一个来自加罗林群岛的领航员学领航。那些人用的仍是古老的法子：不用无线电，不用六分仪，不用罗盘，甚至不用地图。
从那天起到现在，整整45年了，他就一直干着这一行。整整45年学习如何通过观察岸上移过的椰子树测定船行速度，记忆岛与岛之间的距离，观测星象，预测天气，在阴天的晚上躺在船底板上通过感觉波浪的起伏测定轮船的方向……我回想我们相依为命的那段短短的时光，真是活一段算一段，觉得他真的找到了他的归宿。
偶尔我会接到他从斐济，从萨摩尔，或从瓦胡岛寄来的短信。有一封来自复活节岛，里面附了一张一尊塑像的照片。信上说：“这雕像可不是赝品！”
这是惟一的一次，暗示他知道我目前正在干什么。
就这样我在甘尼米德呆了下来，住在集体宿舍里，并在大气站工作。
我的生活方式和父亲在一起时已经形成；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知道，因此我保持这个模式。同寝室的人就是我的家庭，这从来不成问题。
后来我的名字在搭车旅行者名单上排到了最前，使我得以搬到了泰坦。在那里我一边等待气象公司给我一份工作，一边加入了短工协会，做些扫街、推行李车、为飞船卸货等零活。
我喜欢这种工作，不久就变得十分强壮。
我通过一家寄宿旅社登出的行会广告找到了一间房，发现大部分房客也都是打短工的。大家在一起很合得来：吃起饭来热闹非凡，有时候聚在一起就闹个通宵……女房东非常喜欢这些人。
有个年纪大一点的房客，是个名叫安琪拉的女人，喜欢争论哲学问题……她称之为“交流思想”。在寒冷的晚上她会通过内部通讯叫上我们几个，把大家都邀到厨房里去。她会一壶接一壶不停地沏茶，然后用问题来刺激大家，通常是我和另外三四位常客。
例如她会这样提问：“你认为所有遇刺的美国总统都是被罗思克鲁克人杀死的，这一点可以完全确定吗？”
然后告诉我们约翰·威尔克斯·布思如何从燃烧的谷仓中逃出活了下来，改名换姓，然后射杀了加菲尔德和麦金雷……
“难道肯尼迪也是他杀的？”约翰·阿斯理问道，“你敢肯定你所说的杀手不是阿哈苏伊拉思吗？”要知道，约翰是个罗思克鲁克人，所以很自然就被激怒了。
“阿哈苏伊拉思？”安琪拉问道。
“那个永世流浪的犹太人。”
“你们是否知道他原先根本不是犹太人？”乔治问道，“他名叫卡托菲那斯，原是庞修斯·皮勒忒的看门人。”
“等一等，”我说，“让我们回到正题。布思是根据他的牙齿档案被验明身份的，因此他们在谷仓里找到的尸体肯定是他的。牙齿档案基本上不会失误。你整个论点从一开始就站不住脚，安琪拉。”
她每次都要争辩，然后我们会转而讨论证据的本质，现实的本质，同时一壶接一壶的茶沏好了又被喝光了。
我常以亚里土多德来反对柏拉图，以休谟来反对柏克莱，以皮尔斯来反对玄学派，以阿伦顿来反对多尔巴。
温暖的厨房里充满了我们激烈的争辩；大多数时候，我用经验主义、实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和人文本质论等融成的大杂烩把其余的人一个个击败……或者说我自认为击败了他们。
这样直到深夜，我爬上四楼，回到自己的斗室，躺在床上，看着那些排满墙壁的书，便不禁怀疑起来：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难道我们所有知识真的都来源于我们的感官的感知吗？
有一次，约翰·阿斯理为我们厨房这一伙人带来了一本书，名叫《第九颗行星上的六十六根晶体》，作者名叫西奥费罗斯·琼斯。
听完了约翰对这本书的介绍，我的话异常尖刻。我对琼斯的早期著作十分熟悉，而这本书的新提法对于巩固他的论点丝毫无补。
“难道你们看不出他在这一点上毫无逻辑可言吗？他必须反驳成百上千个科学家用成千上万条证据所描绘出的整个人类历史图卷，仅仅是为了确立一种可能性，即史前高度发达的人类文化的存在。即使这一点得到确立，也无法说明为什么他们这么多地方不去，偏偏去冥王星建一座神庙？我是说，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对，但你得看看，他用了很多篇幅来证明冰柱非常古老。”
“不不不，那些都不是真正严格的日期确定法。计算一块碑石被流星撞击的几率？可不管几率如何都没有关系。事实是，在碑石建成的第二天它就可能被流星撞击，让概率见鬼去吧。它什么也不能证明。那些巨碑是大约三百年前火星人建起来的，是戴维达夫探险队所为。那时候只有他们才拥有去冥王星的手段。读一读尼德兰德吧。他把整个问题解决得非常漂亮。他甚至在韦尔日志里找到了建立这样一种东西的计划。有了这样的证据，你就不需要这些牵强附会的玩艺了。那纯粹是胡扯，约翰。”
于是约翰就会立刻反驳说那不是胡扯，而安琪拉和乔治还有其他人通常都会支持他。“你怎么能说得如此肯定，埃德蒙？你怎么能如此肯定？”
“通过分析我们掌握的证据，它合情合理。”
也不是说我对我外曾祖父的感觉总是那么好。
有一次，干了一天涵管装车的重活后，我步行回家。干完活后我和其他装卸工一起喝了几杯啤酒，情绪很低沉。
经过一家全息商店时我注意到一个全息陈列橱窗正放映着一个公开讨论会，便停下了脚步。
全息中的人看起来像洋娃娃，我认出其中一个便是尼德兰德。我好奇地审视着他。他正在和一群衣着光鲜的教授之流讨论一件什么事—一—在大街上很难听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