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你觉得呢?”
她又指向另一个穿黑色运动鞋和短裤的女孩。
“那是玻瑞蒂。”
“她多大年纪?”我惊讶地说。
“她说她18岁,但可能不到15岁。”
我往后一倒,双手放在方向盘上。当戈碧一个个向我介绍她们时,我不由自主地想起猩猩。就像那小猩猩一样,这些女人以特定的间隔散布着,把这个地方划分成一块块值钱的区域。她们的装扮,她们的性别特征,无一不是为了吸引异性。那些诱人的姿态,那些对过往行人的嘲弄和揶揄,就像一种仪式,一种求爱的仪式。然而,这些仪式的舞者,却是为了生育以外的目的。
我发现戈碧已闭口不语。她已经介绍完了。我转头看着她。她的脸虽朝向我这里,但目光却看着车窗外,越过了我。也许,她越过的是我的世界。
“走吧。”
她小声地说,我几乎听不见她在说什么。“什么?”
“走!”
她突然爆发的情绪把我吓了一跳。我正准备发作,但是一看到她的表情,使我决定最好不要再说什么。
我们又再度默默地驾车前进。戈碧深陷沉思,思绪好像已飞至另一个星球之上。当我把车子停在她屋前时,她突然冒出一个问题。
“她们被强暴吗?”
我的头脑一时还转不过来,不知道她指的是谁。
“谁?”我说。
“那些女人。”
那些妓女?还是被谋杀的女人?
“哪些女人?”
她没有回答,沉默了几秒钟。
“我受够这些事了!”
我还来不及反应,她就下了车,迳自走上屋前阶梯。她激烈的反应,使我觉得脸上好像被人重重甩了一巴掌。
五
接下来两个星期,都没有戈碧的消息。克劳得尔也没有再来找我,把我当作完全不存在。关于被害人伊莉莎白·康诺的背景,是我从拉蒙斯那里打听来的。
她和她哥哥和男朋友一起住在市中心东北边圣爱德华区,那里是劳工阶级聚居地。她在圣丹尼斯一家情趣商店工作。
伊莉莎白是在4月1日失踪的,那天是星期五。根据她哥哥所说,那天她和往常一样去上班,前一天晚上她有出门。他以为他听见她在凌晨两点回来的声音,但没有去检查。这两个男人一大早便上工去了。一个邻人说他在下午一点左右看见她。伊莉莎白原本该在下午四点上班,但她却没有出现在店里。她的尸体在九周后被发现在圣米内大教堂后。她年仅23岁。
一天下午,拉蒙斯到我的办公室,看我是否已把验尸报告完成了。
“她的头骨上有多处骨折,”我说:“我花了好多时间才重组起来。”
我把头骨拿出来。
“她的头部至少被重击三次以上。这里是第一次。”
我指着一处小小的碟状裂口。在受重击点周围,有一连串构成同心圆的裂痕向四周散去,就像射击的靶纸。
“第一次击打的力量不足以把她的头骨击碎,只造成头骨表面挫伤。然后,他又继续打她这里。”
我指着头骨上一处裂痕。在这个伤痕周围,头骨呈现有向外散布的星状裂痕。
“这里受到的打击就重多了,造成严重的粉碎性骨折。她的头骨被打破了。”
我花了好几个小时才把头骨拼凑起来,胶水的痕迹仍显明可见。
他很专心地听我的叙述,目光不断在我的脸和头骨间来回移动,好像在转频道一样。
“然后,他又打她这里。”
我指着从另一处伤口延伸过来的裂纹,一路比过去,直到下一个伤痕。这条裂纹把这两个伤口连接在一起,就好像州道上的T字交流道。
“再来是这个地方。新裂痕不会跨过旧裂痕,所以这处伤口是最后打的。”
“哦。”
“凶手可能是从背后攻击的,可能在后方稍偏右的位置。”
“哦。”
他经常是这种反应,不过话不多并不代表他没有兴趣或听不懂。拉蒙斯从不会听错任何事,他根本就不需你解释两次。他老是很单调的回应,是希望不打乱你的思想组织。于是,我继续说下去。
“当头骨遭到重击时,它的反应就像汽球一样。在头骨破裂的瞬间,受击点的骨头会内凹,但是在相对一侧的骨头却会往外凸。被击打的人所受到的伤害,不是只有打击点那里。”
我抬头看他有没有听懂。他完全明白。
“由于头骨的结构,那个重击的力会沿着一条路径前进,会造成别的地方的骨头粉碎、挫伤等不同伤害。”
我指向头骨的前额。
“例如,这里的重击会造成眼险部或脸部的损害。”
我点着头骨的后脑部。
“在这里重击,经常造成头骨基部从左至右的碎裂。”
他点点头。
“以这个头骨来看,它伤口的位置都在右顶骨上。在头骨相反的另一侧,有许多条直线裂纹一直向右顶骨的伤处。由此可以看出,被害人是被人从右后方重击的。”
“连续重击三次。”他说。
“三次。”我重复。
“这是致命伤吗?”他其实应该已知道我的答案。
“可能吧。我不敢说。”
“还有其他外伤吗?”
我摇摇头。“我认为不是。位置不对。”
我把头骨在环座上放好。
“死者被切割的部分很整齐,凶手并不是乱砍的,而是顺着关节的位置肢解。记得康尼和瓦伦西亚的案子吗?”
他想了一下。歪着头,左摇右晃。他甚少出现这样的动作,看起来就像一只摇头摆尾的小狗。
“康尼的案子,大概己发生两年了。”我继续说道:“他的尸体被人发现用毯子裹起,捆上包装用的胶带。他的两条腿都被锯断,分开包裹起来。”
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古埃及。在制作木乃伊时,人们会把死者的内脏先取出来,装在罐子里另外保存。杀害康尼的凶手有点像埃及人,只有过他另外保存的是两条腿,而不是内脏。
“啊,我想起来了。”
“康尼的脚从膝盖以下被锯断。瓦伦西亚也是。他的手臂和腿部都被切下几寸,切口都是在关节上方或下方的位置。”
瓦伦西亚是因为得罪毒贩而遇害的。他的尸体在送来这里时,是装在曲棍球袋里。
这两件案子,凶手都是随意将死者的手足砍断的。然而,这次的案子,凶手却是从关节下手,很整齐把关节切断。你看。”
我拿出诊断书给他。我使用的正式的验尸报告,上面画有人形,详注了尸体被切割的部位。一条直线画过喉部,其余几条直线则画过肩部、上臀部和膝关节。
“他切断第六节颈椎,割下头部。他从肩部关节肢解下手臂,腿部则是从胯骨窝切开的。这两条小腿还被从膝关节处切开。”
我拿起左肩肿骨。
“看到关节窝的切痕了吗?”
他研究伤处的刀痕。这个刀痕沿着关节,圆圆地绕了一圈。
“腿部的情况也是一样。”我把肩肿骨换成骨盆。“看看破臼部位。他从右边切进窝处。”
拉蒙斯仔细看着胯骨窝衔接大腿骨的地方。在窝处骨盆上有无数道切痕。我默默地接过骨盆,把大腿骨拿给他。大腿骨中间有两道平行的切痕。
他看着这些骨头,好一会儿才把它们放回桌上。
“唯一例外的是手臂。竟然有一处切口偏离了关节。”
我拿起桡骨给他看。
“奇怪吗?”
“嗯。”
“哪一种比较典型?这个或那些?”
“那些。通常分尸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处理尸体,因为为了省时间,都是乱砍一番。康尼的案子就属于这种。然而,这次的凶手却花了很多时间。”
“嗯……你认为他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问题让我费了一番思量。
“我不知道。”
我们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死者家属想领回尸骨安葬。我尽量拖时间,等人一做完检验和拍照,我们就发还给丧家。”
“我想留几块切口处的骨头,准备用显微镜观察,看能不能找出凶手用什么凶器。”
我一边观察他的反应,一边在心里想着适当措词。
“我想留几块完整的骨头,用来和另一件案子做比较。”
他的嘴角抽动了一下,几乎难以察觉。我不知道这是出自不屑或困扰。也许,这只是我想太多了。
他停了半刻,才说:“我知道,克劳得尔对我说过了。”他的眼睛直视着我:“告诉我,为什么你觉得这两件案子有关联?”
我简要地把两件案子的相似性说出:头部同样受重击,尸体同样被分解,同样被装进塑胶垃圾袋,同样弃置在荒郊野外。
“这两件案子都是蒙特娄警局办的吗?”
“伊莉莎白的案子是,茜儿的案子则是魁北克警局办的,因为她是在圣杰罗被发现的。”
蒙特娄和许多城市一样,对刑案的管辖权总是能推则推。蒙特娄市座落在圣罗伦斯河中央的岛上,因此蒙特娄警局只管发生在岛上的案件。一离开岛外,就归属各地方的警察局管理,否则就交由魁北克省警局统辖。各警局间的协调性一向不是很理想。
他又沉默片刻,才说:“克劳得尔也许……”他犹豫了一下,“很难接受。你按照你的推论调查下去吧,如果有什么需要,尽管让我知道。”
那个星期剩下的那几天,我忙着把尸体切口处的骨头拍照,从各种不同角度拍摄,用高倍率的照相机并打上强光。我希望能拍得越详细越好。我还从各个关节取下一些骨头碎片,准备用光学显微镜察看。然而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我却完全忙得不可开交。
一个小孩在省立公园里发现一具骨骸;有人在圣路易丝湖畔发现一具浮尸;一对夫妻在打扫新屋的地下室时,发现一个装有尸体的桶子。这些遇害者的遗体,全都送到我这里来。
那具在圣路易丝湖发现的浮尸,是去年秋天发生的船难。我已把他的骨骼处理好了,随时准备把报告交上去。
我己预料到了,但没想到这么快。当这个消息传来时,我的心脏狂跳着,血液直冲上胸部,像灌满了碳酸苏打,整个人几乎无法站稳。
“她死亡时间不到6个小时,”拉蒙斯说:“我想你最好过来看看。”
六
玛格莉特·爱德基年仅24岁。她和丈夫和一个6岁大的儿子一起住在奥林匹克体育馆旁。那天她和她姐姐约好在上午10点30分碰面,打算一起逛街吃饭。她10点的时候还和丈夫通过电话,然而她没有赴约,也没有打电话通知。她已经无法打电话了,就在上午10点到中午的那段时间,她遭人杀害。尸体是她姐姐发现的。这是4小时前的事。我所知道的就么多。
克劳得尔仍留在命案现场。他的搭挡,麦可·查博纽坐在诺大解剖室墙边的一张塑胶椅上。拉蒙斯从命案现场回来已一个小时了,而死者的遗体紧跟在他身后送到。当我到达时,验尸工作已开始进行。我知道今天晚上一定又要加班了。
她仰卧着,脸部朝上,双臂贴靠在身体两侧,手掌向上,手指微微弯曲。在命案现场发现的装尸体的纸袋,现在已经移除。她的指甲已被检查过了,也采了一小片。她赤裸着,在不锈钢发亮的解剖台上,她的皮肤看起来就像蜡。她的背上有一块小小圆形压痕,是解剖台上的排水孔造成的。许多头发粘在她的皮肤上,永远和她那头卷曲的头发分离。
她的后脑扭曲,形状有点变形,就像孩童的涂鸦人像。血液从她的发问渗出,混合着用来清洗她的水,在尸体下方聚成一滩半透明的红池塘。她的内衣、胸罩、裤子、鞋子和袜子都被血水浸湿,散落摆在解剖台旁的桌上,散发着一股湿黏、类似金属的气味。在内衣旁的手提袋里,装着一条弹力带和卫生棉。
凡尼尔正拿着拍立得相机拍照。带有白边的方形相片摆在查博纽身旁的桌上,一张张清晰地显示出死者的各种不同角度。查博纽一张一张检视照片,紧咬着下唇,然后又一张一张摆回原位。
那位监视组来的警员,拿起理光相机和闪光灯拍照。当他绕行解剖台时,新来的技工丽莎拉了一个旧式的屏风摆在尸体后方。这种屏风有金属框架,纤维布幕,在旧日的医院里经常可见,在替病人注射时会用来遮蔽。这个情景实在相当讽刺,我不知道他们想保护谁的隐私权。玛格莉特·爱德基早已无法在乎了。
那位拍照的警员在拍过几张相片后,从高凳上下来,一脸狐疑地看着拉蒙斯。而拉蒙斯站在尸体旁,指着尸体左后肩上的一处擦伤。
“你这个拍了吗?”
丽莎正站在尸体左边的擦伤处旁,手上拿着一块牌子,上面写有尸体的编号,和1994年6月23日的日期。丹尼尔和那位警员都靠了上来。
随着拉蒙斯所指的位置,丽莎把死者头部伤口附近的头发刮除,用喷雾器清洗干净。伤处一共有五个,每个都呈不规则的锯齿状,典型受钝器攻击造成的伤口。拉蒙斯测量伤口的位置。拿照相机的人则以近距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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