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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的争宠是立太子之前，如果太子一旦确立，再去争宠改立那就很不容易了。尽管如此，历史上仍不乏成功者。隋朝的亡国昏君隋炀帝杨广为争做太子，就很会“矫饰”自己。本来隋文帝立定的太子是杨广之兄杨勇，但是由于诸种原因，文帝渐渐不喜欢这个太子了。杨广知道这一消息后，首先针对杨勇内宠过多引起皇宫内外议论这一点，极力显示自己不近女色。他虽然也拥有众多妻妾，但只和正式妻子萧妃居住。凡有人来访，不论贵贱，他定与萧妃一齐迎送，一时间连宫中执役的仆人也称赞他贤德。为赢得皇帝皇后的好感，他专门收拾出一间陈设朴素的房子，并把故意弄坏的乐器放在角落里，不让下人掸去灰尘。这间屋里用的使女也尽是又老又丑的。文帝与皇后来时，他就在这间屋子里恭候接待。如此一而再、再而三，果然皇上对他的宠爱与日俱增，最后终于使他取代其兄做了太子。同样是这个杨广，文帝还没死，他就动起父王爱妃的念头，并最终据为己有。而且在他做了皇帝之后，其荒淫无度更难一一述说。如果后来他能继续矫饰自己，也许不至于那么快就断送了隋朝的江山。当然，这是后话。但是，通过这一反一正的对比，我们对杨广的阴谋和野心不是能看得更清楚一些吗？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即使在父子之间，投父王所好，惟父王马首是瞻，首先建立感情上的融洽和信任，这才算为入继打下了一个起码的基础。
协调宗室：1。分封安抚
新帝国建成后，帝王对待异姓臣僚或迁或贬，处理起来并不怎么犯难，而对待亲族宗室，问题就复杂得多。开创基业时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江山是大家齐心协力赢来的。一旦其中的一个南面称孤、被尊为王，这亲族宗室中就在座上与座下之间划开一条生死界线。尽管如此，孰尊孰卑，谁领导谁，不会因此就一锤定音，这一点帝王本人看得尤其清楚。为消除这种来自宗室内部的颠覆和威胁，帝王们总是要采取种种措施，以维护既得利益和政权稳固。
为避免矛盾激化，消除或削弱皇室内部的颠覆威胁，帝王们采取的第一个办法就是分封同姓宗室为诸侯王，一般都要把他们遣往封地，中央再派员实行监督。这些诸侯王自称一统，享有优厚的物质待遇，从而使之安于其乐而忘返王宫。一朝皇室临危，由于他们懂得自身与皇室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害关系，他们也会奋起保卫皇帝。这种分封制度从西周时期就开始实行。周武王灭商后，就遍封姬姓诸侯于天下。至秦朝分封中断。刘邦灭秦建汉，吸取秦朝不行封建、皇室临危、无人勤王的教训，一得天下后便分封宗室，他立刘贾为荆王，刘交为楚王，刘喜为代王，刘肥为齐王等等。到唐高祖李渊建唐后，分封宗室面更广，除立长子建成为太子外，封其子李世民为秦王，子元吉为齐王，子元景为荆王，子元昌为汉王，子元亨为酆王，族弟襄武郡公琛为襄武王，族弟黄台公瑷为庐江王，宗室李基为永安王。甚至连皇孙承宗、承道、承乾、恪、泰都分别封为太原王、安陆王、恒山王、长沙王和宜都王，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家族王朝。因为李唐王朝的分封对于巩固统治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大唐虽经武则天改制，此后仍延续长达200年之久，这其中“分封安抚”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秦王朝二世而亡，原因多多，但废封建、行郡县却成了后世王朝引以为戒的教训，所以中国封建社会二千多年，虽然行政上靠郡县管辖，但封建亲戚始终都被视为巩固政权的一大法宝。
当然，对于宗室的分封安抚，在历代君主帝王的为政实践中也不免有得有失。按照自周代以来就深入人心的宗法文化思路，国家政治的性质一般说来是由个人推及家庭，由家庭推及家族，在若干特殊朝代，家族又有可能被推及民族，比如像中国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掌权的朝代就是这样。元代蒙古族统治者把汉人和南人视为社会的下等人，严格控制汉人和南人的升迁和任用，已使政权的民族化在极端和野蛮的意义上宗法化了，这既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自己的政权，又同时加速了其政权的快速衰竭和灭亡。另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满清，更把家族和民族两种东西首尾相接，从而在国家政权内部抚育出无数个瓦解政权稳固的家族，后人常以“八旗子弟”比喻典型的纨NB06B之徒。以消费和享受为特质的清政权就是以分封为基础，完全家庭化了的一个朝代。把国家家庭化是为巩固权力，其发展结果尽管完全与初衷相悖，但帝王君主的本意还是显而易见的。
协调宗室：2。欲擒故纵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只要有皇室存在，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争夺皇权的斗争，勘诸历史，这已是一个百验不爽的不争事实。对于帝王君主们来说，有时为了稳保王位，狠狠打击图谋篡权者，则不免采取引蛇出洞、欲擒故纵的陷害策略，这在古代历史上应该说是时有发生的。
春秋末年，郑国国君安国公准备日后传位给长子寤生，但夫人武姜却偏偏喜欢小儿子段，其理由是寤生出生时横生难产，为此差一点要了武姜的性命。按说这个理由本不成其为理由，但是武姜却因此而不喜欢寤生，所以自打安国公决定让寤生做自己的王位继承人以后，武姜便多次明里暗里说寤生的坏话，甚至提出要安国公改立太子，而安国公则一直没有答应。若干年过去，安国公病逝，寤生就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王位，是为郑庄公。
郑庄公即位后，武姜仍然没有改变自己对大儿子的态度，仍不时为小儿子段出谋划策，企图让段代庄公为王。武姜先是为段讨要到足以和郑国国都面积和实力相抗衡的京城。当时郑国有一个叫祭仲的大夫见此情况感到苗头不对，就提醒庄公说：“按先王法度，大城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城不能超过国都的五分之一。现在京城势大，不合法度，共叔段在京城的作为怕是要危害郑国安全。不如趁现在他还立足未稳，先适当安排一下，以便控制他不要向坏的方向发展。”郑庄公却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你就等着瞧吧。”不久，共叔段又不自量力地将边境城邑强要去大半，郑庄公一一答应下来。这时郑大夫子封又劝庄公，请庄公早点儿除掉共叔段。庄公仍然不予理睬，说：“对君王行不义，对兄长不亲近的人，慢慢就会自己垮台的。”一来二往，直到共叔段修治好城墙，装备好武器，率兵袭击郑国国都，而武姜为内应准备大开城门迎接共叔段的时候，郑庄公才下令子封率大军讨伐共叔段，一战而败共叔段，并把他从郑国逐出国外，同时也把后台武姜放逐到城颍。
可以看出，从武姜为共叔段讨要封地时起，庄公就料到共叔段会生变故。但他一直假装不理不睬，故意引蛇出洞，怂恿共叔段一步步走向早已为他设好的圈套，直到最后庄公有充足的理由制裁这位一母同胞的时候，他才张网捕鱼，战而胜之。郑庄公一步步宽容地对待共叔段，虽然他自己很清楚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但在对外方面却收到了巨大的道德效应，人们会认为，这是共叔段得寸进尺，咎由自取，郑庄公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就为庄公一战而大败共叔段奠定了舆论基础。这就是郑庄公的高明处，也是他的隐忍处。宗室内部的争夺，如果弄得不好，即使贵为皇帝，也难免在道德上遭人唾弃。像唐太宗李世民挟父杀兄，因为道德舆论工作没有做好，所以直到明朝的万历皇帝还指斥他为昏君，甚至在当时的经筵上也不准讲《贞观政要》，还把唐太宗统治下的二十多年的初唐历史从史书中删去。仅从这一点上看，唐太宗比之于郑庄公不能不说是略逊一筹了。
郑庄公之外，南唐开国君主李NB06C是一位擅长收拾有威胁于自己政权的弟兄的君主。李NB06C原名徐知诰，他有个弟弟叫徐知询。当徐知诰任吴国侍中的时候，弟弟徐知询则坐镇金陵，手握重兵。没有人能料到，侍中徐知诰此时就胸怀远大，立志称王了。可是，他思前想后，要称王需先有实力，这一点他自己没有，而弟弟徐知询有，所以从此他就谋算上了徐知询。不久，徐知诰听说吴越王钱NB06D送给徐知询许多玉器宝物，器物上大都有绘凤雕龙。他想，这些图案本是天子才能使用的，徐知询公然使用，真是天助我也，这岂不是一个很好的授人以柄的口实？于是他便上奏吴皇杨溥，说徐知询擅用龙凤器，有不臣之心，应该及时制止。这杨溥原本是徐知诰一手扶植起来的，哪有不从之理。就这样，当徐知询还蒙在鼓里的时候，就被亲生哥哥以皇上的名义罢免了，而他的兵权也因此轻而易举地转移到了哥哥徐知诰的手上，并从此为徐知诰谋取帝位奠定了实力基础。与郑庄公相比，徐知诰没有郑庄公对待共叔段那样明确的怂恿倾向，但他对弟弟的关注和监视以及适时出击却与郑庄公大有异曲同工之妙。似乎不难理解，在拥有相当地位的徐知诰看来，外人均不足道，在抵达至尊的道路上，真正可以掣肘和构成威胁的是他的亲弟弟徐知询。正因为如此，他才死死盯住了弟弟，也制服了弟弟。
对待宗室中的对手实施欲擒故纵手段者还不能不提及唐太宗李世民。世民最终杀死哥哥建成、弟弟元吉登上帝位，这是事实。但在此之前，李世民却一直被建成和元吉视为必除的心腹大患。李世民的才识和胆略很早就在反隋起义中得到表现，并且深得父亲李渊赏识。而建成和元吉却对此愈发感到不安。据历史记载，建成和元吉曾多次想除掉李世民。一次，他们在酒中下毒，差一点使世民丢了性命；另一次建成设下“鸿门宴”，企图伏兵刺杀李世民，只因建成临阵胆怯而未果；更有甚者，一次建成和元吉设计要把李渊和李世民一起囚禁在一座别墅中，让他们永远不见天日。建成和元吉的计划一次次败露，李世民只是暗记心中，表面上却不动声色。这样，李世民不但使建成和元吉不断失去各方面的信任，也同时促使他们一脚深似一脚地继续冒险。直到“玄武门之变”，李世民看到有利时机终于到来，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和坚定不移的果敢除掉了建成和元吉，从而以相当充分的理由和完全超出对方的优势开通了自己走向权力巅峰的道路。
协调宗室：3。宽严有度
一般说来，古代帝王君主在即位垂统之前，其行为的功利性和血腥味是明显而浓重的。而一旦君位坐定，对于宗室内部发生的越轨行为虽然也都保持清醒而敏锐的警惕，惩戒的手段也从不发软，但宽严界限就不能不认真考虑了。所谓宽严界限就是一个度，宽严适当，这个度把握得好、把握得准，对于维护皇权，就有可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这个度把握得不好，不但会失去众人信任，还有可能牵带出危害政权稳固的负作用。所以，这一点对于帝王君主也是十分重要的。
比如西汉景帝时，吴、楚七国发动叛乱，景帝派周亚夫以武力镇压之，结果七国削平，人心大悦，后世盛称景帝，历代史不绝书。而景帝的父亲汉文帝就遇到了比七国之乱虽小但却十分棘手的麻烦问题。文帝的异母弟淮南王刘长勾结匈奴、闽越，密谋推翻文帝。当阴谋泄露之后，刘长被文帝召到长安，下狱。负责审理此案的丞相、御吏大夫都认为刘长罪行确凿，罪当弃市。而文帝却想借此表示自己的宽容大度以邀人心，就下令有司免除刘长死罪，仅削去爵号，放逐四川，以期刘长改过自新。很明显，这个处理已经是相当宽大了。由长安往四川，一路上，淮南王坐在严密封闭的闷罐子囚车中，尽管身为囚犯，但因身份特殊，仍然让他随身携带若干名宫女前后服侍。一路迤逦而行，沿途官员只需在淮南王乘坐的囚车门上加个封印，下一站验收再加封印后即可放行，所以一路无需开封检验。谁知囚车到了雍县，雍县县令好奇，非要开封验看，想一睹淮南王爷尊容。不料打开囚车一看，淮南王早已绝食自尽而死。汉文帝的本意只是想教训一下这位放荡不羁的弟弟，没想到他气性太大，竟然弄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