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父与梅芬之间远远没有到那种程度，两人间只是有一种默契，一种无需语言的感知。
发现了两人之间这种默契的是梅芬的父亲。在上大学的前两年，梅芬的父亲对师父是相当不错的，因为梅芬的父亲不是一个对政治特别看重的人，对于学习成绩好又内向的师父会多关照一些。
梅芬的父亲找了个僻静的地方和师父谈了一次心，内容可想而知，自然是要师父知难而退。
师父从没有抱怨过梅芬父亲的态度，因为这是属于那个时代本能的态度，无关品行，无关道德。
师父开始刻意回避梅芬。对师父来说，这不单单是在相逢的时刻漠然离去，而是用力克制心中的引力，即便撕裂了内心也不能放手，不敢放手的痛楚。
小三的家是师父唯一可以直视情感的地方，虽然对于梅芬的事情，师父也没和小三提过，但在师父二十三岁生日那天，还是在酒精的驱使下放肆地哭了。
师父总是想起和梅芬在路口相逢的场景，在师父近乎零度的表情下，梅芬的神情从热切到失望再到绝望重创了师父外人无法琢磨的内心。
在无人的小路上，师父哭着问小三，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弥补我们在出生前就犯下的错？
小三没有回答，只是搂着师父，用力地搂着。师父说，以小三谨慎的个性，本该早已打断他无知的言论了。可是那天小三没有，只是用自己的体温一点点温暖着受伤的弟弟。
【5】
一九六六年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来了。对师父来说，虽然这一次比以往的那些运动显得更激烈一点，但实际上对师父的影响不大，毕竟师父早已习惯了自己身份带来的种种差别。
学校里开始不上课了，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学习不再是学生的任务，大字报反而成了作业，比如师父的学校便规定每个学生必须要完成五张以上的大字报，内容不限，不过一定要以深入揭发为目的。
为了这事，小三特意往学校跑了一趟，嘱咐师父不可以随便写身边人的大字报。小三担心师父把握不住时局，犯了错误。其实小三是多虑了，师父很清楚自己没有这种政治资本，自然不会去招惹这些无端的是非。小三和师父分享了不少写大字报的技巧，既然不能不写，那就批判一些和自己无关的事情，寻几个北京那边倒霉的文人写上几篇，这样既完成了任务，也不会伤害到别人。
政治的严冬比想象中更冷，街头巷尾对政治上的坏分子的批斗几近疯狂。有一次，师父和小三在校园里看到红卫兵们批斗一个老教授。唯唯诺诺的老教授被围在一群愤怒的年轻人中间，而老教授的儿子则被迫念着与父亲划清界限的承诺书。
那一整天师父的心情都不好，老教授的样子让师父想起了母亲当初被批斗的样子，可能老教授的遭遇比他的母亲更加不如，至少当年的母亲还有小三和自己在她的身边，而他却只有一个无情的儿子。
不过小三说，那位老教授心里不一定真的难过。也许我们都无法读懂他的内心，亲人之间永远不可能通过宣告的方式划清界限，如果因此可以保护自己的亲人，又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呢？
师父很害怕去想小三说的话，因为他不相信老教授没有刺痛的感觉，就像当年自己的母亲看见小三和自己受到了伤害一样，也许亲人带来的伤害比别人带来的来得更痛。
并不是每个同学所写的大字报都像师父写的那样无关痛痒，那些根正苗红的同学开始将矛头瞄准了学校里的老师。学生中开始流行写一种大字报，就是由一两个同学起草揭发老师的大字报，然后征集全班同学签名，以壮声势。
遇上这种征集签名的大字报，师父也只得在纸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虽然签了也可能得罪人，但是当场拒签必然会留下不热情参与革命的证据。
临近中秋节的时候，和师父要好的一个朋友给了师父几块月饼，虽然已经不再是饥荒年代，但是食物还是最贵重的礼物。
师父把月饼藏在柜子底下，打算过些天带去给小三的儿子东东吃。那一年，东东已经两岁半了，胆子小，很怕生，但是对师父亲热得不得了。
师父说，或许是自己和小三有着极其相似气息的缘故吧。
那几天，事情特别多，师父怕月饼被同学们发现，那时候如果请他们吃自己也舍不得，不请又显得小气，就把月饼藏得深了，最终连自己也忘了。等师父想起来的时候，月饼好像有些变质了。
师父觉得挺可惜的，又觉得把月饼带回去给东东也不适合，便自己吃了。
事实证明，师父对月饼变质的判断是正确的。第二天，师父的肚子开始疼，一整天去了无数次厕所。
就这样，师父错过了在一张同学写的大字报上签名的机会。
等师父从厕所出来的时候，同学已经把签满名字的大字报贴了出去。师父有些难受，因为同学们征集了那么多人的签名，却没有等他。
师父知道即便自己与同学们的关系还算不错，但是骨子里他们还是瞧不上出身不好的自己的。如果去厕所的是其他背景没有污点的同学，或许他们就多等一会儿了。
师父难受之余还有些害怕，担心被别有用心的人发现自己没有在大字报上签名，这事一旦深究，说不定会带来麻烦。
不过师父多虑了，那张大字报只不过贴了几天，便被新的大字报遮盖住了。而这事带来的后果很出人意料，因为那张大字报是检举梅芬的父亲的思想作风问题，从那以后一直对师父心存芥蒂的梅芬的父亲开始对师父另眼相看了。
师父说，差不多是二十年后，那时候已经是八十年代了，梅芬的父亲生了一场大病，医院给他下了病危通知书，师父去看他，梅芬的父亲拉着师父的手还在感慨这件事。
梅芬的父亲说：“王听轩，你知道我在看那张批判我的大字报的时候，心里有多感慨？我曾经那么对你，可是在最关键的时刻，你却没有在大字报上签名。我仔细数了数人名，全班只有你一个人没有签名。我当时就觉得，把女儿托付给你，一定不会是错误的决定。”
在那一刹那，师父的心里挺不好受的，虽然从头到尾都是梅芬的父亲误会了，但是自己也刻意隐瞒了真实的情况。
师父纠结了许久，最终还是没有把实情说出来。事实证明师父的决定是正确的，梅芬的父亲后来恢复得挺好，如今九十多岁了还很健康。这事说来也挺惊险，如果师父当时坦白了，梅芬的父亲很可能当场就过去了。
师父说，自己一直觉得人生很奇妙，即便是寒冷的时节一样会感到温暖。或许人生就像小三所说的，四季并不始于春季，因为在寒冷且看不到希望的冬季，生命便开始在冰层下孕育。即便在不属于我们的年代，我们看不到、寻不见藏在角落里的希望，但它却从没有消失过。
【6】
小三曾经对师父说过，如果要坚持到希望到来的时刻，便一定要学会和这个不属于我们的时代捉迷藏。
小三说，如果不想被人找到，我们便要学会低着头；如果这样不行，那我们便要懂得弯下腰；如果还是不行，那我们必须学会趴在地上。不要觉得自己在忍辱偷生，我们是伏在距离地心最近的地方聆听着春暖花开的声音。
对于未来师父很迷茫，因为即便希望永存在夜色中，漫长的等待依然足以让希望与爱迷失。师父相信小三描绘的未来也许会出现，只是不知道要等待多久！
生活虽然谈不上圆满，但日子确实是一天天地向好的方向发展。到了一九六九年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虽依然进行着，但由于中央“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导意见，最最动荡的日子仿佛已经过去了，尽管街头还时有武斗发生。
师父应该是一九六七年毕业的，但是由于学校里都在停课闹革命，师父滞留学校一年多才有了工作。师父工作后虽然没有转正，但却有了一个月四十三元的收入，一直以来困扰师父的经济困难，已然大大缓解了。
师父和梅芬有时候也会争执，不过大多数时候，吵完之后，梅芬都会跑去向小三或者嫂子诉苦。
这种时候，师父不会太紧张。因为梅芬去找小三或者嫂子，至少说明她把他们当成自己人，也说明两个人之间的矛盾，是属于可以调和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小三常常会说一些师父小时候的趣事给梅芬听，梅芬很感慨小三和师父之间的感情。她有次很好奇地问师父：小三和师父之间难道从来没有闹过矛盾吗？
其实怎么会没有？即便再好的兄弟，儿时也不免有打打闹闹的时候。不过小的时候，师父的个头小，即便小三再三忍让，师父也很难占上风。
所以，每次争执的结果都是以师父哭哭啼啼和小三再三安慰作为结束。
师父说，小时候的自己特别幼稚，即使吵架结束自己已经不生气了，还会很长时间不和小三说话。后来师父和小三约定，如果自己不生气了，便会把自己的鞋带松开，这样就表明小三可以去找一些玩具呀、食物呀来诱惑师父，请求和解了。
师父每次想到自己有多幼稚都会忍不住笑，当然他和小三之间的约定是万万不可告诉梅芬的，要不梅芬以后又多了一个嘲笑自己的谈资。
小三曾经很担心，以师父不沉稳的性格会在运动频繁的岁月里犯错。所以，小三最常和师父说的话，就是告诫师父小心谨慎。
事实上师父说自己并不是毛躁的人，可能在小三的心目中，这个大学毕业已经工作的弟弟永远都是一个有些幼稚毛躁的小孩子。师父从来没有想到出事的人会是小三。
那是一九六九年的冬天，嫂子过来报信的时候，小三已经被人抓了起来。
嫂子说，小三早晨上班后就没有回来，后来和小三同办公室的小四跑来报信，放在小三桌子上的毛主席石膏像，被人发现滴上了一滴墨水，于是小三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抓起来了。
这个消息让师父慌了神，损坏主席像无疑是一个大罪名，师父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小三弄脏石膏像后，不及时处理。师父想，或许是事发突然，所以小三没有来得及处理。
那是师父最无助的日子，人生中注定有很多事情不是人力可以抗衡的。人生有时就像在水中央没有舵的小船，除了随风而行，别无选择。
师父一直期望奇迹出现，希望单位的人忽然淡忘了小三，但刚刚上任的工宣队队长对小三的事情却上了心。
师父说，其实那位队长很久以前便认识他和小三，他一直讨厌他们兄弟俩，这一次终于找到了机会。
工宣队队长说，小三是典型的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是隐藏在人民群众中妄图复辟的野心家。工宣队队长说，一定要把这样的坏分子批臭、批倒。
师父再次见到小三的时候，小三站在“现行反革命分子王亦轩的批斗大会”的会场中央。小三静静地站在那里，眼睛里流露出的平静与凌乱的头发和有些伤痕的脸庞并不相称。
师父和小三一起站在会场中央，那是这么多天以来，师父和小三离得最近的一次。师父听见自己飘荡在空中颤抖得快要不能辨别的声音。
师父说：“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感谢党和毛主席对我多年的教育和培养。我的哥哥王亦轩把墨水滴在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石膏像上，这是对我们领袖的不尊重。我要坚决站稳阶级立场，和我的哥哥现行反革命分子王亦轩划清界限。”
这份“决裂书”是批斗会的前一天，师父和嫂子一起商量着写的。嫂子说：“上次我见到小三的时候，他悄悄告诉我，如果政治压力大，可以和我离婚。”嫂子还说：“小三一定是希望用这种方式去保护自己的家人。如果你因为倔强，不肯和他划清界限而受到牵连，甚至丢掉了工作，那么即便小三没事了，他也会为此事自责的。”
师父记得小三说过的话——亲人之间永远不可能通过宣告的方式划清界限。但是当师父念出这份“决裂书”的时候，还是被阵阵侵袭的痛苦缠住了。
那是一种师父永生也不希望回味的痛苦，就像塞在瓶子里不断膨胀的悲伤，只会在内心中不停地冲撞，越积越多，越压越重，却无法释放。
师父说，自己下台之前，偷偷望了小三一眼，小三漠然地望着师父。这是这么多年以来，小三第一次这样看着师父，那些曾经很多次、很多次出现在那张脸上的微笑，不再出现了。
【7】
严格地说，一九六九年已经不是最坏的年份了。在“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前两年，师父的学校里有二十三个教师和职工选择了自杀。每次听到这种消息的时候，师父总会觉得心惊肉跳。因为对于同样出身有污点的师父来说，自然比别人更能体会这种压力。那种从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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