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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三大帮会溯源（11）
嘉庆年间，川江上的啯噜更加活跃。据清吏韩晋鼎奏称：近来啯噜潜滋，川北、川东为甚，自五六十人至一二百人不等。或聚或散，忽东忽西，遇行客则肆行劫夺，入场镇则结党成群，而大江船只，劫掠更多。各州县等皆因该管上司以地方平静，不欲办此重案，遂多不禀报。
移民中的抢劫集团在成为啯噜后发生了诸多变化。
首先，在组织方面较以前更严密。啯噜的头目必才技过人，由众人推举。其头目的名称也由“棚头”、“舆夫”改为“帽顶”等。总头目曰“大帽顶”，其最大者曰“坐堂老帽”，其次为“大五”、“小五”，又次为“大老幺”、“小老幺”，以下为“大满”、“小满”。其新入伙者曰“侄娃”。入伙的青少年，不仅白天为首领背负行李，晚上还要遭受首领鸡奸。
其次，其活动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抢劫，而开始进行劫富济贫，已具有帮会的特点。曾经充任过啯噜首领，后来担任了清军提督的罗思举回忆说：乾隆四十九年外出访友，途遇同伙弟兄陈际盛、汪蛮、马贵、询知其等偷窃商贾银40两。便对他们说：我等弟兄先前结拜之时，原讲义气，打富济贫，不许窃人财物，致伤义气。陈际盛等即将银两付还，那商贾感谢不已。后来又来至南坝场，看见杨某携家途乏盘费，卖女于周家，得银八两。临别时，母女号啕痛哭。罗思举见状，便用如数银以赎此女，并另送银三两做路费，其父女叩头感谢。
再次，啯噜的基本群众乃是“不能谋衣食”的“无赖恶少”，即破产的劳动者和无业游民。这些人凡抢夺、奸淫、赌博、酗酒等事，无一不为；他们十百为群，以焚抢为事。这种生活，使他们逐渐从破产劳动者堕落成市井无赖、地痞流氓，不愿自食其力，以至东游西荡，三五成群，或劫掠于乡场，或强梁于市肆，美衣甘食，昼赌夜淫。往往昼抢场市，夜劫富民，小则拒捕抗官，大则揭竿谋逆。
（2）从啯噜到哥老会的演化历程
川江上的穷苦水手、纤夫加入啯噜以后，由于受到当局的查拿，便沿川江顺流而下，来到湖北、湖南、贵州、江西等省。据被捕者供称：因四处截捕严拿，窜避山林，沿途遇有同类，即渐相纠结，并诱胁乞丐、童稚，一路随行，希图人众难拿，逃往外省躲避。有的还挺身拒捕，杀伤兵役，逃入湖北，转窜黔省。由于与沿途各地秘密结社组织的接触，逐渐从移民的武装集团演化为哥老会，在四川又称为“袍哥”，在长江中下游则称为“红帮”。所以左宗棠曾说：“哥老会匪本四川啯噜之变称。”
不过，从啯噜到哥老会的演化，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而且是在道咸年间秘密社会大融合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受到天地会、边钱会和青莲教较多影响。
啯噜在演化为哥老会的过程中，受天地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如前所述，哥老会秘籍《海底》的内容，就深受天地会秘籍《会簿》中“西鲁故事”的影响。哥老会也受到青莲教的影响，湘军统领刘蓉曾指出，哥老会乃是“青莲教之余孽”。不过，笼统地说啯噜受青莲教影响而演化为哥老会，并不确切。实际上啯噜是受青莲教中周位抡所传青莲教中金丹道一支的影响而逐渐演化为哥老会的。道光末年，青莲教中以周位抡、郭建文为首的金丹道已经与天地会明显地融合，周位抡一支公开提出“奉的添弟会”，并且执有“敕令万云龙”的杏黄旗。周位抡弟子刘振麟在湖南衡阳所传弟子董言台，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二月，与教内的黄寿松同添弟会内的唐帼通、张老二等人，结拜弟兄。同年三月五日，董言台等又在湖南临武县与当地孙唐铸等一同结拜添弟会，刻有“忠义堂”图章，每人发给红布一块，上盖图章，作为入会之凭据。可见，啯噜在湖南实际上受到影响最大的，乃是已经与添弟会（天地会）互相融合的金丹道，而不是正宗的青莲教。正是因为金丹道当时已经淡化了教门的色彩，逐渐向会党靠拢，所以，在由啯噜演化成哥老会后，也就几乎看不到教门色彩。董言台与孙唐铸等在湖南临武县所结添弟会，已经带有明显的哥老会特征，如刻有“忠义堂”图章，每人发给红布一块，上盖图章，作为入会之凭据。
第一章 三大帮会溯源（12）
在从啯噜到哥老会的演化中，从其首领的称呼上也可以看出某些痕迹，如啯噜首领就有称“冒顶”、“大五”、“大满”者。从一些史料来看，啯噜在向哥老会的演变中，有些还受到江湖会的影响。熟悉哥老会由来和演变情况的李榕说得很清楚：“蜀中尚有啯噜会，军兴以来，其党多亡归行伍，十余年勾煽成风，流毒湘楚，而变其名曰江湖会。”
那么，哥老会的名称是何时正式出现的呢？迄今尚未发现可靠的历史记载，不过，在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创办湘军以前，尚未出现过有关哥老会的记载。从咸丰八年（1858）曾国藩草拟的湘军营规中可知，在湘军创立后不久，就出现了哥老会的名称。在湘军营规的《禁洋烟等事之规》七条中，提到禁止结盟拜会：“兵勇结盟拜会，鼓众挟制者严究；结拜哥老会，传习邪教者斩！”说明当时哥老会已经存在，而且在湘军中已经有人在结拜哥老会。左宗棠在招募、训练楚军时也在《行军五禁》中规定：“严禁军营结拜哥老会。”他在一件奏折中也说：“近年江、楚之间，游勇成群，往往歃血会盟，结拜哥老会，又号江湖会。”当然，哥老会作为一个秘密结社，在被发现之前，肯定已经存在。所以其出现的时间，应当比咸丰八年要早。从哥老会内部秘籍《海底》的内容判断，大约在道光末年哥老会已经初步形成。哥老会秘籍中所谓郭永泰于道光二十八年在雅州开设“荩忠山”的传说，反映出哥老会那时已经存在。
哥老会出现后不久，便开始同天地会融合，在清末光绪年间，哥老会与天地会的融合已经十分明显。据光绪二十年刊印的广西《玉林县志》记载：“天地会又名添弟会，即哥老会之变名。不逞之徒，邀聚数百人或百数人，择深避地方，定期拜会结盟，推一人为首，称曰大哥；次一人曰老晚，其余群相称兄弟。凡入会者，必自言明无父母妻子，唯结盟之兄弟是亲，唯大哥之命令是听。奉五祖和尚为师，五祖法名洪，故自称洪相。迨后起作贼匪，放火杀人，则自称洪家。逼胁入会曰转红，交纳租石谓之交红租。其不从者为白家。道光间，州中此会最多，至甲辰己巳尤盛，几无村不有大哥。”这条史料说明，广西玉林一带的天地会与哥老会已经融合，而且，哥老会也接受了天地会自称“洪门”或“洪家”的传统。清末以来，由于天地会与哥老会皆自称洪门，以致人们往往把二者视为同一组织。这虽然说明二者确实有着密切关系，不过，这并不能说明二者有着同一来源。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川江上水手、纤夫中的啯噜逐渐演化为哥老会以后，四川、贵州等省山区、老林里的啯噜仍继续存在，而且一直到清末，仍然与哥老会并存，说明并非四川所有的啯噜都演变为哥老会了。
3。青帮：同治年间漕运水手行帮演变而成
无论青帮秘籍、帮会中人的著作还是官书、档案资料，都表明青帮是由漕运水手行帮组织逐渐演化而来的，而且与秘密教门罗教有着密切关系。
（1）漕运水手行帮的形成
中国历代专制王朝，为了皇室的需求和官员的俸禄，皆把从南方各省以田赋形式征收的粮米运到京城。其中经陆路运送的称为“转”，经水路运送的称为“漕”。明清两代建都北京，朝廷便把从浙江、江西、湖广、南直隶（包括江苏和安徽）以及山东、河南等省的田赋粮米，通过京杭大运河运到北京附近的通州，称为“漕运”。明代每年的漕粮总数约计420余万石，大批的漕粮由各省运往京城，需要大量的船只和舵工、水手、纤夫。明代漕运最初由民间以劳役形式无偿运送，后来因为百姓不堪其苦，遂改为由运粮军人承担。漕运士兵可以得到“行粮”和“赏钞”，前者是发给的口粮，后者是发给的现银。此外作为报酬的一部分，还有大量的屯田供士兵耕种。
第一章 三大帮会溯源（13）
到了清代，仍承明制，最初也是由运粮军人承担漕粮的运输任务，由粮户按照地区的远近，给运粮军人以“耗米”和轻赍银，称为“长运”，运粮军人的组织也沿袭明代的“卫所制”。清代漕粮数额每年基本上保持在400万石左右，运粮船只经常保持在12000艘，水手约有10万户，二三十万人以上。后来改为民运，由直隶、山东一带破产农民、手工业者担任运粮任务。但漕粮运输的管理，仍由有漕各省的卫军负责，不过，卫军改称“旗丁”或“运丁”。粮船按照所属省份，分为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广、河南、山东诸帮，每一帮又按照该省的地区，分成若干个分帮。各帮隶属于某一卫所，如苏松卫、杭州卫、金衢卫等。帮一般与所属的卫所名称相一致，如称江西卫四十帮、江安卫五十二帮。也有直接称帮名的，如淮泗总帮、兴武六帮、嘉白总帮等。每帮有粮船二三十到五六十艘，清代后期全国共有漕船118帮，6283艘粮船，每船以10—12丁配运，需要大量的粮船水手。
清廷为了保证漕运的顺利进行，专门设有各级官员进行管理，其名称亦沿袭明制，即设立漕运总督，驻在江苏，既有行政权，又有带兵权。其下设有漕标副将一员，管辖直隶、山东、江南、江西、湖北、湖南等省的卫所。每个卫所设守备一员，每个帮设千总一员，俗称“运弁”，每只船设有旗丁一名，又称“运丁”。在漕运改为民运以后，每船由运丁一名领运，由他雇觅水手若干名。这样，每年就需要领运六七千人，雇募水手、舵工五六万人。另外，还要有专门拉纤的纤夫，所以合计人数约在10万以上。这些水手、舵工大多来自山东、直隶一带。康熙年间，每只漕船有运丁一名，其余九名以谙熟驾驭的水手充任。雍正二年，清军绿旗各省卫所被裁撤，漕运的卫所虽然仍予以保留，但因运丁可以雇佣水手充任，所以卫所运丁的军籍与被雇佣充任水手的民籍之间，已经不再有实质性差别。
这样，漕运水手行帮，在性质上也从原来属于卫所的军事性组织，演化为具有手工业行会性质的劳动组织。以前漕船上的运丁是由国家佥派，享有各项津贴，包括行粮、月粮及船只修缮费；免税携带的“土宜”及分派的屯田。而受雇于运丁的舵工水手，则依靠工钱为生。他们的收入微薄，清代前期，嘉白等帮水手，在重运时，头工给工价银六两五钱，舵工给银五两二钱，水手给银四两。回空时，舵工给银一两七钱，水手一两三钱。按照雍正年间的物价计算，粮船由南到北往返一次，水手、舵工、头工所得银两，仅能购买米五至七石。
漕运是一项季节性的工作，每年将粮食从南方运往北京称“重运”，返回南方称“回空”。在回空的半年时间，这些粮船水手们无工可做，只得在外靠佣趁（打零工）度日。舵工、水手们的生活十分艰苦，大臣李绂曾奏称说：他在奉旨“催漕”时，看到漕船回空时遭到冻阻，舵工、水手们难以生存，“苦累难言，深可悯恻”。大臣林起龙也说：屯丁领运漕粮，冬出冬归，过湖过江过河，殚劳涉险，备极艰苦。水手亦赤贫穷汉，一年每名止得身银六两，撑驾挽拽，泥水风雨，使尽筋力。尽管如此，各级漕运及地方官吏还对粮船水手门进行层层盘剥。舵工、水手们苦于运弁、旗丁的剥削，“脊髓已尽，控告无门”。处于漕运组织底层的舵工、水手们，还要受到管理漕运大小官员的盘剥。官员对上隐瞒虚报，对下克扣加派。舵工、水手们叫苦连天。官员们不仅盘剥舵工、水手，对运丁也层层剥削，不仅领运官和押运官对运丁勒索，而且沿途催趱稽查官员及闸坝吏胥也要对运丁进行勒索，到达目的地通州后，仓场衙门和坐粮厅还要对运丁进行勒索。
第一章 三大帮会溯源（14）
运丁“有水次之苦，有抵通之苦”。所谓“水次之苦”包括：其一为“买帮陋规”。当检运时，需要行贿买帮，往往花费至两三百金。其二是“水次陋规”，有卫官、帮官常例，而且“名目数十，难以枚举”。以致“船未离岸，已费五六十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