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部署门徒协助军统刺杀了上海市伪市长、大汉奸傅筱庵以及自己几十年的把兄弟、投敌的张啸林。又有昔日长期反共拥蒋的累累功劳，如今抗战胜利，加上孔祥熙对他的积极支持，杜月笙设想蒋介石理应把上海市长给他，他留在上海的门徒也大肆宣传他即将被任命为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任上海市市长。
可是，蒋介石这时已经不愿让杜月笙这个黑社会老大继续插手上海的事情，因此在杜月笙到达上海之前就宣布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此举令他倍感失望！更令他难堪的是，杜月笙到达上海时，不仅没有热烈的欢迎场面，而且没有一名政要前来迎接。在上海北站还上出现了大字标语：“打倒社会恶势力！”“杜月笙是恶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惊惶之下，杜月笙临时决定改在上海南站下车。下车时杜月笙得知，这一切竟是他的门生吴绍澍所主使。吴绍澍如今已是身兼上海市政治军事特派员、上海市副市长兼社会局局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等六职的接收大员。吴绍澍因为得知蒋介石“对帮会的长远政策是消灭”的内部精神，便急于摆脱同杜月笙的瓜葛。而杜月笙却仍然期待着吴绍澍能够前来拜见他这位昔日的恩师，但始终不见人影。后来吴绍澍终于上门，杜月笙大喜，抱病热情接待，不料吴绍澍却态度倨傲，丢下几句官话即扬长而去。杜月笙只好强压怒气，他很清楚，如今已经是“虎落平阳”。接下来的打击是他的门徒谢葆生因汉奸罪被枪毙；杜月笙本人也被宣铁吾变相扣押了8小时，被迫出钱才获释。他悲哀地发现，他如今已经辉煌不再！他知道抗战胜利后，外国租界已经消失，昔日他在租界的特殊地位已经不复存在。而国民党当局如今可以直接利用军、警、特务来控制上海，无须黑社会的帮助，他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
第五章 上海青帮的覆亡和三大亨的结局（4）
然而，毕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杜月笙在不断的被动挨打之后，逐渐缓过劲来。他一面韬光养晦以适应新局面，一面努力重建昔日的辉煌。
首先，他通过在国民党上层的密友戴笠收拾了吴绍澍。戴笠抓住吴绍澍私放汪伪上海税统局局长邵式军而谋取钱财的铁证，以“纵放巨奸、吞没逆产”的罪名呈报蒋介石。吴绍澍闻讯后多次求见戴笠，戴笠则对他置之不理，经过多次哀求，戴笠才接见他，当他请求戴笠免予追究时，戴笠怒斥说：“像你这种人，我为什么不办？”最后他请求戴笠对他法外施仁，准许他到重庆亲自打点，也被戴笠严词拒绝，并吩咐手下人：“通知各航空公司，不许卖票子给吴绍澍！”不久严办的电令下达，先是免去吴绍澍的上海市副市长职务，接着又罢黜了他兼任的上海市社会局局长一职，改由接近杜月笙的吴开先继任。这使杜月笙失去的颜面得以挽回，并出了一口恶气。所以，1946年当他得知戴笠的死讯时，他如丧考妣，一时呆若木鸡，定定地坐着不动，不哭、不说话。家人大声喊他，他才如梦方醒，放声大哭，热泪滂沱，这是他平生最伤心悲痛的一次号啕！哭过之后便继之急喘和剧烈的咳嗽，但见他青筋直暴，泪与汗俱，脸孔涨得绛紫，不停地急喘与剧咳折磨得他死去活来！
其次，借60岁生日大搞“花甲之庆”来炫耀他在上海的权势，其门徒特意组织了“庆祝杜公寿诞筹备委员会”，延请上海一些有权势者担任筹备委员。在泰兴路的丽都花园舞厅举行隆重的祝寿仪式，大厅正中悬挂着蒋介石送的寿匾“嘉乐延年”，两边是国民政府中央各部院首要人物及各界名流送的寿联、寿幛。第一个前来祝寿的便是蒋介石的代表、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随之而来的有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夫妇、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以及专程从南京赶来的国民政府要员吴铁城、王宠惠、宋子文、莫德惠、孙科、白崇禧的代表，共有达官显贵5600多人。除了宴会之外，还连唱了十天堂会，从而显示了落日的余晖。
然而好景不长，倒霉的事情接踵而至。先是跟随他多年的管家万墨林被捕。1947年法币贬值，物价飞涨，万墨林利用经营的米店，囤积居奇，大发横财，被称为“米蛀虫”，国民党当局下令将他逮捕。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又以“连续在其非法交易所买进卖出，进行投机倒把”罪，把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抓了起来。虽然杜维屏不久就被释放了，但这件事仍然对杜月笙是一次沉重打击，感到他捧了蒋介石多年，最后竟然把他的儿子抓了起来！于是闭门谢客，并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养疴”。
其实，他此行既是为了以此表示对蒋介石的不满，也是为了及早安排自己日后的出路。他在香港时，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和夏衍曾看望过杜月笙，并向他讲明中共对他的希望。杜月笙也向潘、夏保证自己一定“安分守己”！杜月笙在香港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警觉，担心他投向共产党，于是派人促其早日返回上海，杜月笙便于1949年3月23日回到上海。当人民解放军兵临江南时，杜月笙又与黄炎培、钱新之、章士钊、盛丕华、沙千里、史良、张澜等民主人士频繁接触，商讨时局与个人前途。中共中央领导也明确表示“对杜月笙的方针，就是要他努力使上海不乱”，保护上海的工厂、船只和飞机“不受损失，不使南迁，等待人民解放军前往接收”。并表示“杜如果能这样做，不仅中共可以与之合作，上海人民亦将宽恕他的既往！”杜月笙虽然曾经一度考虑过留在上海，但沉重的历史包袱使他难以完全相信共产党能不究前嫌。同时，1949年4月10日，蒋介石召见杜月笙，要求他适当的时机到台湾去。吴开先也告诫他：“杜先生，你不要忘记民国十六年清党的时候你那一幕，你杀过什么人，共产党清楚得很。杜先生，你也晓得‘血债血还’是共产党一直在喊的口号！”在这种情况下，杜月笙既不敢留在上海，也不愿前往台湾，而是决定脱离政治旋涡，以台湾天气热又潮湿、不适宜他的气喘病为由，选择留在香港。1949年5月1日，人民解放军的40万大军已经兵临上海城下，杜月笙带领全家离开上海，拥上一艘荷兰渣华公司的客轮“宝树云”号前往香港。
第五章 上海青帮的覆亡和三大亨的结局（5）
杜月笙一家在香港的日子并不好过，在坚尼地18号的住宅，“不但不很理想，而且不成格局，厅不像厅，房不像房，真正派上用场的简直数不出几间”。而且既无庭园，又缺围墙，外面人朝里看，可谓一目了然。正房只有3间，其余小房都是将就把走廊空隙隔出来的。杜月笙此时由于精神体力的关系，心情萧索，早已失去创办实业、养家糊口、做其他打算的雄心。一大家人的生活所需及他自己每月两万以上港币的医药费，使经济上更加拮据。光坚尼地一处每月的开销，至少需要6万港币，有时姚玉兰只得自己掏腰包补贴。杜月笙离开上海时，一共拥有两笔钱，一是为子女准备的教育经费10万美元，已经交给宋子良在美国代营生意；另一笔是出卖杜美路那座豪宅，卖给美国领事馆获得45万美元，在上海用去一部分，尚存30万。杜月笙为了避免坐吃山空，曾经朋友介绍，投资四川的蚕丝，结果由于“两航”起义，蚕丝无法运出，又损失了10万美元。杜月笙最后就靠剩下的钱，走完了人生最后的道路，于1951年8月16日病逝于香港，终年63岁。
三 张啸林：暴毙军统枪口
抗战时期，张啸林在日本人的卵翼下的生意越做越大，大发国难财，于是被军统和杜月笙的弟子们锁定，要将他除掉。1939年秋，他从莫干山回到上海后，发现杜月笙的一批弟子奉命惩奸除害，正在上海滩大开杀戒，他的汉奸搭档已经被暗杀了好几个，使他暗自着慌。尤其是张啸林回沪不久，他的好朋友、伪上海市财政局长周文瑞便在四马路望平街被枪打成重伤，两星期后伪“和平运动促进会委员长”李金标又被刺伤，据传军统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从此他便不再敢到公开场合露面，只是每天到大新公司五楼的俱乐部玩一玩。1939年1月15日，张啸林应俞叶封的邀请，前往更新舞台为新艳秋捧场。台上正唱得热闹，突然一阵机关枪响，全场秩序大乱，俞叶封已经倒卧于血泊之中。张啸林恰好临时有事，才躲过了一劫。经过了这一次有惊无险的刺杀事件，张啸林更是闭门不出，连俱乐部也不敢去了。同时加强了警戒，雇用了二十几名身怀绝技、枪法奇准的保镖，公馆前后门都有日本宪兵守卫，日夜巡逻。
1941年夏天，军统关于铲除张啸林的命令下达上海后，奉命执行暗杀张啸林的杜门弟子第一次出动。虽然情报相当准确，就连张啸林几时几分要坐汽车外出，经过哪些十字路口，在哪一分哪一秒，红灯一亮，汽车非停不可，都计算得十分准确。可是，枪手却偏偏早了半秒钟，枪响后，司机猛踩油门，飞也似的闯过了路口，张啸林又躲过了一劫。此后，张啸林不仅不知悔改，反而更加坚定了当汉奸的决心。不久，军统局又发来电报，督促他们迅速杀掉张啸林。军统上海站负责人陈默针对张啸林所采取的一系列防范措施，觉得必须改变方法。于是用５万块银元和晓以民族大义，争取到张啸林的贴身保镖林怀部作内线，听候指令执行任务。林怀部是山东大汉，枪法准确，能击中抛在空中的银元，又能在三五十步外射中扑克牌的红心。张啸林遭到几次暗杀后，就希望能找到几个身手和枪法都超群的保镖。在亲信阿四的推荐下，林怀部连发三枪，枪枪从红心穿过，就这样成为张啸林的贴身保镖。
1940年8月上旬，陈默约见林怀部，让他在近日内下手，得手后军统总部会将他安排在法租界巡捕房当捕办。8月14日，张啸林正和杭州锡箔局局长吴静观在华格臬路公馆三层楼上商量事情，听见楼下天井有人高声争吵，他探身窗口向下俯望，发现是保镖林怀部正在同一名司机互相辱骂。张啸林的脾气一向毛焦火躁，见此情景大发雷霆，便把上半身伸到窗户外，向楼下保镖厉声喝骂：“一天到晚吃饱了饭没事干，还要在我这里吵吵闹闹，简直是毫无体统！统统滚蛋！”“用不着赶，老子自己走！”林怀部伸手去腰间拔枪，大家都以为林怀部真要交枪走人，不料他对着张啸林一甩手，子弹正中张啸林面门，张啸林当场毙命。林怀部为了确认张啸林的死活，提着枪冲上楼，发现客人正在打电话给法租界巡捕房报警，于是也将他枪杀。林怀部确信张啸林已死后，飞步下楼，准备逃离张宅。刚到楼梯口，被张的保镖拦腰抱住，另外几个保镖跟着围了上来。这时法租界巡捕也闻讯赶到，林怀部把枪一丢：“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从容就擒。法租界判处林怀部15年徒刑，抗战胜利后林怀部被无罪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