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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会首领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希望把旧式帮会改造成新式社团。1912年7月，青帮首领应桂庆拟把哥老会、青帮和洪帮等组织联合起来，组成“中华国民共进会”，以期“组织纯粹民党，实行取缔会员，各处支部成立后，不准在外私开香堂，另立码头，剪除其旧染之习惯，免致与民国法律相抵触”。旋因应桂庆涉嫌刺杀宋教仁一案而被捕，共进会随即停止活动。
由于“中华国民共进会”仅仅是想把原来的三大帮会简单地融为一体，并未对其成员进行教育和约束，所以共进会成立后，江浙一带的帮会，纷纷打起该会的旗号进行活动，其中不乏破坏社会治安的违法活动，导致该会不断受到外界的质疑和抨击。而共进会总部又没有能力制止各地帮会的不法行为，从而受到地方当权者的打击。不过，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朱瑞，最初仅仅对肇事地区共进会的组织勒令解散，后来，各地帮会继续用该会的名义进行扰乱社会治安的活动，如浙江海宁的共进会，在解散后仍沿袭该会名目，在外卖票开堂，敛钱惑众。浙江都督朱瑞于是下令在全省禁止共进会的活动：“查该会发起宗旨，原欲改革旧习，勉为良善，用意无可厚非。无如入会者，莠多良少，恃众横行，如已经获办镌造伪印、聚众谋逆之俞昆、管伟；私藏炸弹、招徒放票之包田芳；伪造旗令之黄云，及通令缉拿之刘金兰等，均或搜有共进会证书，或系共进会会员。”“乃官厅之文告频颁，而匪徒只猖獗更甚”，因此决定：“为本省秩序计，所有浙江各属之共进会，决计概令解散，以弭巨患而保治安。”
总之，民初改造会党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
三 无法无天终覆灭
民国初年，帮会破坏社会治安的活动遭到社会各界的反对，纷纷要求军政府予以打击和取缔。当时有人指出了革命党人利用帮会的消极后果：“黔、蜀则公口山堂，两粤则洪门、三点，百货滞运，民不聊生，军队比之前日而行色，兵械较之昔时而更备，盗贼则比之从前而更多者，何也？无他，成功之速故也。当未成功之始，凡所谓运动、造谣、暗杀、其种种破坏进行之方针，不论智愚贤不肖，倘有一稍知流血主义者，皆收罗之，一以排斥满虏为目的。孰知汉阳一役，不数月而共和局成，是前日所收之破坏者，今日反以为建设焉。此流血所为见于共和之后也。”有的革命党人也对会党在革命前后的作用作了较为客观的评价，如贵州的革命党人胡刚认为：“运用哥老会力量，虽也是革命过程中的一种策略，但是，在运用之先，就要熟计利害，于革命成功后，如何安顿这种力量，改造这种力量，使不致动摇革命的基础，影响社会的秩序。”
第二章 帮会的命运：被历史抛弃（5）
因此民国政府于1912年11月9日颁布命令，宣布解散包括帮会在内的秘密结社：
近闻各省秘密结会之风仍未稍戢。名目繁多，宗旨毫无，并有骗取重资，设会结党，以图暗杀破坏大局者。现在局势甫定，人心未安，凡我国民，均应联合一致，谋新制之进行，期国基之巩固，方为正办。且查秘密各会，结集之初，多出明代遗老，愤痛神州陆沉，迫而为此。今民国告成，五族联合，皆如一家一人，若再图同室操戈，岂非自相图害，以速灭亡，祸及全国，甘为罪魁，此而不惩，何以立国？
帮会的存在及其活动，不仅挑战了中央政府的统治权威，而且为各省欲稳定地方秩序的新统治者所无法容忍。各地军政府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恢复社会秩序，只好采取了对帮会进行打击的政策。
在各省打击帮会的过程中，也出现一些偏颇之处，有些真正对革命有功的帮会及其首领，也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广东的帮会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十分突出，是辛亥革命在广东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但在广东独立后，由于部分帮会分子游民习气未改，甚至胡作非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使帮会的名声遭到损害。然而遭到排斥和镇压的受害者，却多为追随革命较久、觉悟较高的帮会首领及其部下，最为典型的是王和顺的惠军。这支以帮会群众为骨干的队伍，很少被吸收入同盟会，甚至连帮会首领出身的老同盟会员王和顺、黄明堂等人也遭到排斥。在新成立的革命政府里，不仅都督、副都督等高级职位轮不到他们担任，连军政府各部的主要职务也无一委派给他们，甚至把这支队伍分批遣散。1912年3月，军政府还对王和顺的惠军发动大规模镇压，以帮会分子为骨干的仁字、协字两军，也遭到打击。连在广东辛亥革命中有过巨大贡献的帮会首领许雪秋也惨遭枪杀。
多数省份军政当局打击帮会活动的做法还是应该肯定的。许多军政当局既肯定了帮会的历史功劳，也指出禁止帮会活动的道理。1912年，云南都督蔡锷发布了《严禁开公口山堂告示》：
照得开山设堂，结盟拜会，在当初时候，都是为宗国沦亡，异族专制，不敢显然反抗，故苦心志士组织一种秘密的社会，抵抗恶政府，其用意很好的。但是，日子久了，越聚越众，伙党太多，流品太杂。有一种狡黠的，借了此种谬名目，哄骗良家子弟，磕诈钱财；有一种凶悍的，结党成群，奸淫抢掠，毫无一点人理。这两种人，便失了原来的宗旨，你们是不甘心的。于今清朝也亡了，共和政府也成立了，无论贵贱贤愚，只要守得正当的法律，造得相当的学识，各个都是自由的。你们岂不是同胞么？大家趁此时代，要努力为一个良民，不要蹈以前的覆辙。……凡群众聚合立公口、开山堂，歃血订盟，结拜弟兄，图谋不轨者，从左之区别处断：一、首魁处死刑；二、参与谋议，居该党重要之职务者，永远监禁；三、其他从事于诸种职务者，处十年以上十五年以下之监禁；四、附和随行其他干预公口、山堂事务者，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之监禁。……从今以后，父戒其子，兄戒其弟，未入会的，勿再失足（入会）。已入会者，早早回头，只要改得前非，就是一个好人。从前的公口山堂等名目，都要一律解散。那些票布标志，都要自行交出。……你们若不晓得利害，执迷不悟，隐瞒票布，不肯交出。或已经交了，还不肯解散会党的名目。一经别人告发，或被地方官察觉，本都督府只有按律惩治一法，你们也改悔不及了。
第二章 帮会的命运：被历史抛弃（6）
贵州政府也指出：“公口之设，究其最初之用意，殆为推倒满清而起，就始有利无害；满清已踣，即为目的已达，亦应立时解散。何况末流之弊，罄竹难书，烧杀淫掠，时有所闻，共和国家岂容有此？”贵州都督唐继尧接连发布取消公口的告示，宣布：“公口一项，无论其危害地方已否，均着即日取消，曾经入公口之人，迅将所得证据烧毁，倘能从此力务正业，苟非积恶匪徒，本都督亦不深究。”实际上仅仅对参加宪政党的哥老会未加追究，有的还委以重任，对于参加自治学社的哥老会则一概不予赦免，于是派出各路清乡司令巡行各县，命各县地方官吏和宪政分会，开出当地公口人员名单，按名捉拿，不加审讯，一概枪决。
在湖南，新任都督谭延辏宋ば抡ǎ灿�1912年发布文告，禁止帮会活动。文告称：“所有洪江会、哥弟会以及三把香所发生之富有会、大摆队、铁摆队、十字会兼未及指明之各种名目之元帅、大元帅、坐堂、陪堂等项名称。无论发源于何时，布散于何地，均应自行取消，不然就立即严拿，尽法惩处。”但洪江会却仍继续活动，同年8月，在长沙散售票据2000余张，并扬言不日有第三次革命之举。为此，湖南军政府先后逮捕了洪江会成员三四十人，并处决了其中的28人。8月下旬，都督谭延辏в址⒉济钏担骸敖蘸鲇杏尥绶送剑倜熬倜眨⒎牌本荩痹炀欤捣⒖诤牛煲セ笾冢蔽还臁Ｋ拼四课薹停幸馊藕Π材确茄现锸滓伦阋晕址缁有淄纭！北泶锪硕园锘岬那坑蔡取�
在湖北，武昌起义爆发后，各地的帮会也纷纷起而响应，他们在安陆、襄阳等地还建立了政权，这使新建立的湖北军政府非常不安。1912年1月，军政府招讨使季雨霖杀死安陆的帮会首领全明汉。2月，又派人刺杀了江湖会首领李秀昂，迫使总司令官张国荃接受改编，夺回了由帮会首领控制的安陆、襄阳两地的地方政权。但是，湖北的帮会势力很大，而且在军队里有很大势力，所以不肯罢休。1912年2月，帮会首领向海潜（松坡）带领群英会会众，在武汉发动部分官兵包围了都督府，赶走了军务部长。此后，帮会头子应桂庆、何海鸣等又在武昌“蛊惑军队，联络会匪，约期举事”。计划“先据武昌，以图江宁，进攻北京”，企图夺取湖北军政府的政权。军政府对此已经有所觉察，遂下令禁止军人秘密开会结社，规定各处不得设同胞社之分会，违者定即重究。9月24日，黎元洪派人将帮会的据点摧毁，将拿获散放布票的顾斌等多人“讯明正法”。同时通缉应桂庆等人，并命令同胞社社长公请解散，并呈明此后如有假借该社名义在外招摇滋事者，均以军法治罪。
在江西，省会南昌接连发生帮会分子聚众抢劫案件，各界人士纷纷派代表赴南京临时政府请愿，孙中山遂任命李烈钧为新任督军。李烈钧上任后指出：“各府县之劫抢掠夺，时有所闻，究其祸根，皆洪江会、三点会、自强会、联合会、哥老会诸匪之私集党徒，扰害治安所致。”认为“欲治赣必先清匪”，首先把前任都督派往办案的彭志仁以“勾结匪类”、“售卖布票、饱敛钱文、扰害人民”之罪予以枪毙。并将潜逃在湖北的帮会首领龙正文等拿获归案，解省处决。并发布命令，禁止帮会活动：“近者孙大总统命令，除有政党性质者可自由集会外，其余各会党一律解散。凡有扰害人民生命财产者，即予缉拿禀办，并随时出示开导。以前被逼入会斩香者，或经送贽拜门者，准其改过自新，自具结词，并将布票呈送本都督府，或就近地方官处毁销，前罪盖予豁除，决不再加研诘。如有甘心为匪，不思悔过者，一经察觉或被人告发，定即从严究办，不稍宽容。”
在陕西，军政府成立后，大统领张凤翙手下的四个都督中至少有三个是哥老会的人。军政府都督张凤翙没有实权，财政和兵权都掌握在哥老会手中。哥老会在各地的滋扰，使地方治安和财政都受到严重影响，对当时的军事、政治都很不利。哥老会各码头的非法行为，引起了各方面的极大不满。在此情况下，同盟会陕西负责人井勿幕只好致函黄兴，军政府都督张凤翙也发了一封正式公文给湖北都督黎元洪，请他们派一支革命军到陕西驱除哥老会势力。后来，张凤翙密令各部队秘密逮捕受哥老会首领万炳南煽动企图暴动的帮会分子，每日杀十余人，先后杀了数百人，万炳南手下驻扎岐山、凤翔各县的部属也大部分被改编或被消灭。
在四川，1912年2月，成、渝两个军政府合并，重庆的军政府都督、革命党人张培爵自愿担任合并后军政府的副都督，由成都方面的都督尹昌衡任都督。他看到都督尹昌衡提倡袍哥，以至成都全城大街小巷，公口林立，奸淫霸占，时有所闻。认为“若不迅速制止，恢复秩序，使人民安居乐业，那么我们革命不知为了何事”。于是与尹昌衡商量，令巡警总监杨雄出示，限日撤销公口，如有不尊者，即严拿办。很快取消了成都200多个公口的牌子，并且扫荡了附近各县的哥老会势力。
帮会无法转化成合法的社团，因而继续遭到主流社会的打击而再次转入地下。为了寻找出路，帮会头子便纷纷攀附军阀官僚，而军阀官僚也正好需要帮会作为自己的工具，两者一拍即合，帮会得到军阀官僚的庇护，逐渐从原来下层群众的组织，蜕变为统治阶级的爪牙和欺压、剥削百姓的工具，成为典型的黑社会。
民国初年上海青帮的崛起，乃是青帮从下层群众组织向黑社会蜕变的转折点。要了解当时上海青帮如何蜕变为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