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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兰花还会利用昆虫爱子心切的弱点蒙骗它们，这方面的高手莫过于长瓣兜兰。长瓣兜兰的传粉者是食蚜蝇。长瓣兜兰的花瓣基部长了很多黑栗色的小突起，这些小突起就是在模拟大量蚜虫。这样一来，急于产卵的雌性食蚜蝇就会被这些假蚜虫吸引，落入长瓣兜兰精心设计的陷阱，在产卵的同时完成了传粉。
还有更多的例子来证明兰花的智慧，每一朵花卉都取得了对自己有用的经验。当它们出现在地球上的时候，没有任何楷模可以效仿。它们雄心勃勃，在层出不穷展现生存形态的同时，在大千世界蔓延，占据自己的地盘。
摘自三联书店《当彩色的声音尝起来是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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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家的可可旅居英国的父亲，用铅笔手绘漫画画出对女儿满满的爱。叙述两岁女儿可可与爸爸妈妈日常生活的点滴，画下了父女间一个个有趣的小故事，作者画风成熟简洁，不需要文字就能够充分表达出父女之间的感情，让大家喜欢上可可这个爱捣蛋的小家伙。
胡一毕，动画设计师，2001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工业设计专业，2004年毕业于英国金斯顿大学并获得Screen Design硕士学位。现工作生活在英国伦敦并开设了自己的动画制作公司。曾获得多项国际动画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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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醉在粮食深处《住进一粒粮食》，书名以独特的意象攫住了我的心，一读就舍不得放下。封面设计极其简单朴素，没有花哨的插图，没有精美的腰封，天玄地黄，却扑面而来一地的风物苍凉。前无序，后无跋，开宗明义，娓娓而谈，听不听都由你。
宋长征的身上纠结着众多的矛盾。理发是他的职业，农民是他的本分，作家是他不弃的前引。砖窑里的挥汗如雨，田野上的辛苦劳顿，城市里的漂泊辗转，都让他对故乡、田野、村庄、亲人有了更深刻的觉醒与思考。他几乎想要写尽一切与之有关的风物人文，时刻都在“以特别的口吻、声色讲述乡村，语言充满灵性，诗情触及心灵”。（张炜语）
本书属怀乡散文系列，书分四辑：钝词、乡土、节气、稼穑。好书的魅力是未读先醉，单看这些诗情浸染的目录，我已然陶醉在一围粮囤、一盘石磨和一粒粮食的深处了。
作者笔下的乡村是鲜活而生动的，不仅仅是风，是雨，是烟青色的黄昏，在那方落寞的村庄里，有更多血脉相连的亲人。他们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悄然老去，就像一茬一茬的庄稼，来了又走。如果没有对人物的素描勾勒，文字即使绝美，也不会撼动人心。有时寥寥数语，就勾画出了细节，鲜活了篇章。《住进一粒粮食》里，母亲身负一只硕大的草筐，从这头到那头，在夕阳西下时，饱含深情地拂一下庄稼的叶子，就像抚摸孩子的额头。拔草时，父亲站在田埂上重重地咳，母亲蹚着沙沙的玉米叶子，汗水湿透衣衫。是作者深情的书写让我想起曾经生活过的村庄，想起有关村庄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想起了还在乡下辛苦耕作的父母，想着他们的皱纹与白发，温暖中有酸楚，匆遽中有惊心。
好的文字如同一块通灵宝玉，天生天养。宋长征的语言质朴中有典雅，清新中带着一股空灵之气，像老家院子里的一树枣花，乍看平淡无奇，细嗅却有暗香流动。如同理发一样，文字的句法、表达以及修辞，全在他灵活的手指下灵动自如，变幻魔法，一个个寻常风物被他写得风情无限、娇媚可人。《篱笆青青》中，他写到，篱笆像一条绿色的丝带，圈住乡村的暖，拴住庄户人家的脚步，拴住千里万里之外游子的心房。你见过山的险峻，见过海的宽广，不一定见过一围小小的篱笆，纤细，温柔，一如母亲慈爱的眼神。短短几行，就融合了比喻、排比、对偶、拟人等多种修辞手法，字字生香，温润如玉。
著名散文家耿立评价说，宋长征的文字是一种陪伴，也是一种诗意的追寻。他贴近大地的抒写，是一种对故土、对灵魂的剖解，对逐渐消亡的农村一种挽留式的赞美。在越来越喧嚣浮躁的社会，我们饥渴而迷茫的心灵正需要这种文字来指点迷津。因为，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希望能走进水草丰美的桃花源，能邂逅水气氤氲的荷花淀。
让我们陶醉在粮食深处，否则，我怕曾经养育我们的村庄哀伤如雪。字句·片段
《想起陶》：轻柔的月光下，母亲燃起一盏灯，小小的陶盏里有一条棉质的灯芯。手中的纺车嘤嘤转起来了，手中的梭子咔嗒咔嗒在织布机上穿梭；或者左手鞋底，右手针线，母亲把针尖在鬓发间轻轻一抹，飞针走线着乡村的光阴。
《柴门风雪》：乡村老了，操劳一生的父亲或母亲手把着柴门远眺，他们单薄的身影像极了柴门老朽的模样。断了一截的门框，在风中摇摆的木板，苍凉的吱呀声像一把尖利的锯子，划破暗夜的帷幕。
《老瓦，乡村湛蓝的羽毛》：每一片老瓦上都有青苔的履痕，每一片都巧妙衔接，一个个单薄的身影组合在一起，就缝缀成了一袭经年的青色长袍。
《香附子的纠缠》：香附子是狡黠的。不像春天里的婆婆丁，也不像一棵棵孤单的马齿苋，“狗有十条命”，香附子就应该有一百条命。今天斩断了茎，明天又露出了芽；稍用力，斩断了根须，下面还有一颗核，核不大，“味辛，微甘苦，性平。祛风止痒；调郁解经”。
《稻草人的信仰》：我去了老河滩，很远就看见四爷扎的稻草人，穿着通红的衣衫。一片谷子地，沉甸甸的穗头压弯了腰，像在痛苦地回忆一些往事，四周很静，素常总是聒噪的麻雀，此时在小树林里静默不语。
《时间偷偷打了一个盹儿》：走累的时间也像人，站在田埂子上，眼前蓦然闪过一片青绿，又忽然掠过一片金黄。最后，直到虫蚁都销声匿迹了，草们也开始枯萎，人的身体里就变得空落落的。时间都打盹儿了，人是不是也该停下脚步歇息歇息？
《老祖母的时间荒原》：年过七旬的伯父，哽咽着，老泪纵横。用手，将棺木上的土，一点点拂去。忍着悲伤，将老祖母的棺木启开。——老祖母在笑，蓝布大襟上一朵火焰般的花朵，鲜艳而生动。老祖母的脸，红润着，原本核桃皮一样的脸色，看不出一丝皱纹。花白的头发，不知什么时候变得青丝如瀑。阳光，流苏般洒落，瞬间温软了老祖母僵硬的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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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秘密有国就有城
国家的秘密，北京知道。
作为帝国的首都，明清两代的北京气势非凡。运河般宽阔的护城河旁，芦苇挺立，岸柳成行，树影婆娑。每当鸭子在河上滑行，或清风从叶间梳过，倒映在水面的垛墙就会开始颤动并破碎。抬头望去，城楼和城墙突兀高耸，在万里晴空的映衬下现出黑色的轮廓。门楼那如翼的飞檐秀插云霄，凌空展翅，蔚为壮观。行人昏昏欲睡地骑在毛驴上进入城门，身后农夫肩挑的新鲜蔬菜青翠欲滴，耳边响起的则是不紧不慢的驼铃声。
这就是瑞典学者奥斯伍尔德·喜仁龙笔下的北京。准确地说，是1924年的北京。它是中国所有帝都的典型和代表。也许，两三千年前的王城也就是这个模样：一样巍峨的城楼，一样浑厚的城墙，一样古朴的城门把威严的王宫、喧嚣的街市和恬静的乡村联系起来，只是没有骆驼。
是的。夏启、商汤、周武那会儿，应该不会有骆驼。
但，一定有城。
实际上，所有的古老文明，都从建城开始。所有的文明古国，也都有自己的城市，只不过有的声名显赫，如亚述、巴比伦、孟菲斯、耶路撒冷；有的鲜为人知，如埃及的涅伽达和黑拉康波利斯，印度的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巴，克里特的诺萨斯和法埃斯特。没有城市，则不可能。
古老民族的建国史，同时也就是他们的建城史。
国家的秘密，就在城市。
知道了为什么要有城市，就知道了为什么要有国家。
城是古代人类的大屋顶
城市好吗？
难讲。
不要说现在的城市病得不轻，古代的城市也未必就是人间天堂。中国古代的官员，京官也好，县令也罢，都会在家乡买田置地，随时准备告老还乡。必须一辈子待在城里，还只能待在城中城的，只有那可怜的皇帝。
于是，作为补偿，皇帝修了圆明园，贾府修了大观园，欧美的贵族和富豪则在乡间修了或买了别墅。
城市确实未必美好。当然，未必而已。
那么，人类又为什么要发明它？
为了安全。
城市的确比农村安全，冷兵器时代就更是如此。那时，大多数国家的城市有城墙或城堡。雅典的城墙，就是公元前479年修建的。实际上，城邦这个词（polis），就来自卫城（acropolis），“acro”是高。可见他们不但要有墙，还要“高筑墙”。当然，也要“广积粮”。
如果有高低，则高的叫墙，低的叫垣。墙、垣、城、郭，可以都有，不可能都没有。没有城墙的城市就像没有屋顶的房屋，不可思议。
城市，是古代人类的大屋顶。
城市，让农民免除后顾之忧。
因此，在战事频仍的古代，最重要的是筑城，最持久的是围城，最艰难的是攻城，最残忍的是屠城。
难怪游牧民族没有城市也没有国家，他们用不着。
海盗和桃花源中人也一样。
事实上，一个族群，如果从来就处于和平状态，既未遭遇侵略，也不侵略别人，他们就不需要城市，也不需要国家，比如菲律宾棉兰老岛上的塔萨代人。同样，如果他们永远处于攻击状态，每个人都是战士，也不会需要这两样东西，比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芬图人。
可惜，我们民族既不是塔萨代人，也不是芬图人。我们不但“很农业”，还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所以，我们不但要有城墙，还要有万里长城；不但要有国家，还需要中央集权。而且，这个中央集权国家的首都之——北京，还得由宫城、皇城、内城和外城四道城墙围起来。
国家，是最大的屋顶；京城，是最厚的城墙。
建立国家，图的首先是安全。
但，今天的北京，已经没有城墙了。世界各国的城市，也大多没有。国家的意义和秘密，还在城市那里吗？
这个问题，请上海来回答。
此时无墙胜有墙
上海原本也是有城墙的。
上海的城墙建于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只不过是圆的。原因，据说是经费不足。但这个最省钱的城墙，还是在1843年开埠以后，在官绅士商的一致呼吁下被拆掉了。
理由则是它妨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
原来的墙址上，便有了一条圆圆的马路。
没有了墙的上海真的变成了滩，四通八达，平坦开阔，一点神秘感、隐蔽感和安全感都没有。
然而怎么样呢？
涌进上海的人逐年递增，甚至猛增、剧增、爆满。近一点的，有苏州人、宁波人；远一点的，有广东人、香港人；再远一点，还有英国人、法国人、印度人、犹太人、阿拉伯人。有钱的、没钱的、城里的、乡下的，都往上海跑。鬼佬与赤佬并驾，阿三与瘪三齐驱，官人与商人争奇，妓女与淑女斗艳。开放的上海滩，华洋杂处，贤愚俱存，贫富共生，有如大唐帝国的长安。
但，上海并不是帝都，也没有城墙。这些人趋之若鹜，又是为了什么？
为了自由。
自由是城市的特质。
当年的上海就是这样。“二战”期间，上海甚至敞开大门接纳了大量被纳粹追杀迫害的犹太人。没有城墙的上海，反倒是安全的。
是的，此时无墙胜有墙。
其实，如果仅仅只有安全的需要，城市和国家都并非必需。氏族和部落的土围子就已经很好。然而，哪怕它好得就像福建客家人的土楼，四世同堂，固若金汤，土围子的封闭性也终归大于开放性。因此，在那里不会有使人自由的空气，弄不好还会相反。
必须有一种新型的聚落，既能保证安全，又能让人享受到充分的自由。
这种新型的聚落，就是城市。
新聚落（城市）与老聚落（土楼）的最大区别，在于里面住的不再是“族民”，而是“市民”。市民的关系一定是“超血缘”的。他们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易，也一定会超出地域的范围，打破族群的界限，甚至杂居和混血。
这就必定产生出两个新的东西，一是超越了家族、氏族、胞族、部族的“公共关系”，二是与此相关的“公共事务”。处理这样的事务和关系，氏族部落时代的办法和规范已不管用。管用的，是拥有“公共权力”的“公共机关”，以及如何行使权力的“公共规则”。这个“公共规则”，就叫“法律”；这个“公共权力”，就叫“公权”；这个“公共机关”，就叫“国家”；而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人，照理说就该叫“公职人员”或“公务员”，甚至“公仆”。
以城市为标志，国家诞生。
摘自浙江文艺出版社《易中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