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山顺利地与永绥方面联系上，对方称：已经抓获一名烧桥案犯。
走出邮政所，柯山觉得大脑深处时不时地冒出些想法，可是一时又抓不住，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只见刘忠教不知从什么地方转出来，似乎朝他这边望了一眼，然后慢悠悠地走进邮政所。那名女子依然在认真地绣着花。
二、机智讯问
军部所在地分前后三层院子，前院是湘西行署办公地，而军部占了后面两层。由于湘西行署的建制还不完善，因此军部与行署部门之间互有重叠，人员彼此也比较熟悉。柯山一路和熟识的工作人员点头打着招呼，走进了预审科办公室，干事金昌浩正在和一名小战士聊着什么。
见到柯山，小战士连忙站起来，试探着问道：“你是柯干事吧？”
柯山点点头，已经猜到他就是聂科长说的那名苗族战士。
“通讯员石金生向您报到，请指示！”
小战士挺胸立正，尽管军姿已经像模像样，但仍能透露出农民孩子那通有的腼腆。他长着一对小虎牙，黑里透红的圆脸庞上，散发着少年英俊之气，但从那有横纹的额头上看来，好像远不止16岁了。一双乌黑的眼睛在上下打量柯山，一字浓眉紧压在眼眶上，左手带着一只银镯。黄军装虽然几乎盖到两膝，但腰里束着一根皮带，皮带的右侧挂着一只用布套套着的搪瓷铁碗，反而显得精悍。
石金生，这个名字柯山早已听说过，他是湘西首批报名参军的苗族战士，令其大名远扬的是，第一个晚上便把军被尿湿了，又不好意思去晾晒，竟然跑到没人的地方用火烤，差点儿烧着了。
要知道，国民党留下的湘西，自古以来有“四多”——匪多，枪多，山多，鸦片多。在这里，百年来官匪不分，县长就是匪首，匪首也就是县长。他们奸淫烧杀、拉丁抽夫、派枪派款，匪匪相争，连年制造战乱，老百姓得不到一点安生。市场上商业萧条，而鸦片和吗啡的交易却非常活跃，一坨坨摆在街道边的露天地摊上，就好像东北推车卖的切糕。货币甚至被鸦片顶替了，人们只要有鸦片，就可以换取到所需要的生活物品。苦只苦了老百姓，在官匪重重压榨下，喘不出一口气来，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穿，只能用破布棕皮遮掩着。像石金生这样的苦孩子，说不定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盖上像样的被子，也就难怪舒坦得……想到这里，柯山不禁一笑，连忙招手让他坐下，然后倒了碗水。
小石接过来一仰脖，便“咕咚咕咚”地喝干了。
柯山又给他倒了一碗，开起玩笑来，“少喝点儿，小心晚上发洪水。”
小石不好意思地笑了，“接到任务后，我就赶了40里路来报到了。”
这时，侦察科通讯员小汪推门探进头来，“柯干事，聂科长让我通知你去一下。”
柯山答应一声，然后转向小石，说道：“你先休息，等我回来再聊。”
“嗯。”小石怯怯地答道。
柯山随小汪来到城西的沅陵中学，这里由于战乱已经停课，被临时改作了关押重要犯人的场所，兼具军需仓库。
聂科长已经端坐在审讯桌后，先示意柯山坐到门后的椅子上，然后对小汪说道：“可以了。”
一会儿，两名战士押着一名身着国民党校官军服的男子走了进来。
聂科长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叠卷宗摆好，问道：“你叫邓德乾？”
“是。”对方将脚跟一碰，立正答道。
聂科长摆一摆手，示意他坐下，开始正式讯问。
提问都是根据柯山之前拟好的提纲，因此他只是做着重点记录。从外表上看，邓德乾有30岁左右，中等身材，虽然是一脸的沮丧，不过举手投足间透着受过正规训练特有的干练，回答问题也算干净利落，虽然有些避重就轻，但总体上还算顺畅。审讯很快就结束了。
之后押来的是杨清熙。他一进来便瘫坐在了木椅上，完全显不出那近一米八的大个子。消瘦了许多，脸上尽显疲态，说话也有些含糊不清，完全不是柯山记忆中的那个运动场上的高中锋了。
几个月的南工团同学经历，让柯山对杨清熙有了一定了解。
杨清熙，原是以体育运动闻名遐迩的辅仁大学学生，足球、篮球、游泳样样得心应手。在北平集训时，他绝对是文体活动中的活跃分子，特别是在运动场上，那矫健的身姿不知吸引过多少女学员的目光，其中便有苏隽雅。目前，苏隽雅在所里县（现吉首市）军管会工作，自己此去永绥就会路过那里。若得知杨清熙出事的消息，这个矜持且柔弱的大家闺秀又怎么能够承受得住。
杨清熙平时表现也很积极，在南下途中经常帮助弱小的同志。后来战局出人意料的迅猛，这就需要南工团自武汉继续南下，任务也从“接管城市”向“到农村中去”、“到部队中去”转移。一些人的情绪开始出现波动，当时杨清熙还主动去做思想工作。不过，当他知道自己被分配到湘西工作时，却几次找到领导要求调到其他的地方……柯山看过讯问笔录，杨清熙对自己叛变原因的供述是：匪首周兴派人告诉他，其大哥杨清明已经为党国尽忠，因此将他的父母接进大山里“供养”起来了。
如果杨清熙最后被分配到了其他地方，周兴就不可能派人与他接洽上，也许……想到这里，柯山的大脑中突然闪出一个疑问，随即用手向聂科长比划了一个“9”，然后指了指自己的脸——9，是指讯问提纲中第九个关于联络人的问题；指脸，是表示要着重讯问联络人的长相。
聂科长稍稍扫了眼提纲，不动声色地问道：“你说过，和你联络的人是一个老头儿？”
“是。”
“你们见过3次面？”
“是。”
“你说过，每次见面都是晚上，所以没有看清他的长相？”
“是。”
“那除了听口音，你还能够从什么地方判断出就是同一人？”
“除了口音，”杨清熙想了想，“对了，他说话明显漏风，应该缺牙。”
听到这里，柯山猛然想起在邮政所里那老头儿讨好的一笑。随即，用手比划出“人”字，又打了个问号。
聂科长问道：“你说过，当时和你联络的不只那老头儿一个人？”
“是。”
“你并没有直接见到其他人？”
“是。”
“那你怎么知道不只一个人？”
“我们分手时，那老头儿总会轻咳一声，那人也会回应一下。”
“你能确认每次都是同一个人吗？”
“差不多吧。”杨清熙想了一下，“虽然那人没有说过话，不过听声音好像年龄并不大，而且女里女气的。”
柯山的心中，不得不对聂科长那敏捷的思维和巧妙的问话暗生佩服。
当杨清熙被警卫战士押走后，柯山将自己对邮政所及那祖孙二人的怀疑，向聂科长做了汇报。
“对于敌人将情报摸得如此准确，我也产生过怀疑，并安排人进行过秘密调查，包括邮政所。你也看到了，刘忠教每次都会规规矩矩地离开，并不具备在旁边监听我方人员打电话的条件，因此最终将侦查重点放在了内部。”聂科长顿一顿，若有所思地继续说道，“你提到的那祖孙二人的情况也很重要，如果他们与杨清熙交待的联络人是同一拨人，那么……”
“报告！”外面的声音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原来是小汪带着石金生来了。
“柯干事，咱们的主力部队要回来了？”小石一脸的兴奋。
“你怎么知道的？”柯山却是一脸的疑惑。
“外面已经贴出‘热烈欢迎入川参战主力部队凯旋’的标语了。”小汪在一旁兴冲冲地说。
“回来的先头部队已经在县城里号房了。”小石抢着说道。
柯山将探寻的目光转向聂科长，可对方只是意味深长地一笑。不过，这一笑已经足够让他的疑问瞬间化解——贴出的标语，不过是在以此震慑蠢蠢欲动的敌人；先头部队号房，应该是下乡驻剿的部队回撤，一方面可以集中兵力，另一方面也是在大造声势。
“哈哈，是不是等不及了？”聂科长模棱两可地说道，然后转向柯山，“你们先去食堂吃饭，我还有工作要安排一下。”
小汪领着柯山、小石来到食堂。等了一会儿，聂科长也到了。
看着眼前那刚认识不久的高粱米饭，小石拿着筷子有些犹豫。
“快吃吧，这可是坐火车走了好几千里地来的，吃了它可以长见识。”聂科长笑着说道，同时意味深长地看了柯山一眼。
柯山非常清楚那其中的含义。由于湘西地区刚刚解放，当地的群众基础并不好，加上地方政权还没有巩固完善，所以只能临时保留部分旧政权人员以便开展工作，围城乡的吴显贵便是其中之一。这同时则加重了老百姓的疑虑，土匪武装又四处散布“国军马上就要反攻，共军不会久留湘西”的谣言，并枪杀、胁迫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因此征粮工作一度受挫，目前不得不从北方调运粮食以备不时之需。
“见识没长，屎倒是缩回去拉不出来了。”小石小声嘟囔着。
“哈哈哈！”聂科长忍不住大笑起来，亲切地拍一下小石的头，“等情况好转，老百姓理解了咱们，香喷喷的白米饭让你吃个够。”
“小石，你是永绥人吧，说说你们那里有什么好吃的？听说永绥的橘子很有名呢。”柯山趁机问道，以便提前了解当地的情况。
“橘子都让东家吃了。”说着，小石眼圈一红，眼泪吧嗒吧嗒地掉了下来。
见此情况，柯山与聂科长对视了一眼。毕竟以后要在一起出生入死，柯山决定先对小石有个了解。
石金生原本叫吴昌儿，家住永绥县围场乡葛藤寨的柑子坪，父亲吴老七是乡绅吴显贵家的橘园长工。吴家橘园在柑子坪村南的山坡上，葱茏翠绿丰茂富饶，方圆有那么十几亩。一到中秋过后，整个橘园就变成了一片金黄。因为结出的橘子肥大、金黄、甘甜，所以柑子坪出了名。后来，据说每年的橘子都要送到凤凰和南京，也就成了“贡园”，却反而成了村里人的克命星，因为当橘子减了产或失落了一些的时候，吴家就会把“偷”的罪名加在村民的头上。
前年，就在橘子快熟的时候，十几个外乡的土匪来到葛藤寨向吴显贵家敲钱。常住在围城乡的吴显贵连忙派来自卫队严加防守，对方见来硬的不行，就到柑子坪趁夜放倒了二十几棵最好的橘树。吴显贵怕向县里交不了差，就硬说吴老七通匪，绑上送到了县里。
五天后，遍体鳞伤的吴老七才被放回家，还带着一纸判文：吴老七触犯国法，理应法办。今蒙吴显贵委员恩典，宽大为怀，特判赔偿银洋49块，苦工3个月。
原本以为霉运过后就可以安生过日子了。可是没过多久，县里不时传来消息：共产党造反打内战，共产共妻，杀人无数，比日本鬼子还要凶。接着，吴显贵成立了什么“八乡联合剿共委员会”，放出“有钱出钱，没钱出人”的话，强征枪兵，还贴出布告：
方今中华处于累卵之危，恶事蔓延，共匪作乱，邪说横行，人心莫测。凡我民等皆有保国卫家之务，以防共匪于万一，以完勘建之大计。所派枪兵均应按期报到，举众逃亡，招扰生事，通匪报情者，皆以共匪论处，先斩后问，就地正法。
剿共委员会自卫大队队长彭明武
吴老七也上了枪兵名单，限3日之内报到。他和几个乡亲一合计，便扛着火枪一起上了山。
第三天夜里，犬吠声把吴昌儿惊醒了，黑暗里看见母亲已坐在床上。
“妈，你做什么呢？”
“小点声，你听！”母亲颤抖着说。
吴昌儿起来蹲在床上，手扶着土墙从窗缝向外张望。山上响着枪声，先是“咚咚”火枪的声音，接着清脆的“砰砰”“嗒嗒嗒”回音响彻了山谷。四更过后，远处闪了一阵手电，一切都静寂下来了。
破晓，麻家二伯娘慌慌张张地推门探了探头，招手把吴昌儿叫出去。
“昌儿，你爸让人家……”
从二伯娘的神色语气中，他已知道是发生了可怕的事，急问：“在哪儿？”
“就在橘园旁的小山坡上。可别叫你妈知道了啊！”
吴昌儿没命地向山坡跑去，后边二伯娘喊什么也没去想，就知道向前跑。
山坡上是一片杉木林，野菊已开放。父亲仰面躺在地上，破旧的蓝布褂子在胸前敞开着，赤着脚，睁得圆大的眼睛瞪着那杉树的尖端，带着不甘心情愿而又愤怒的神情，一只手紧紧地扯着一把被血染红了的野菊花。
久病在床的母亲又急又气，也离开了人世。
彭明武却并不善罢甘休，扬言要抓吴昌儿去补枪兵的缺。在二伯娘和几位乡亲的帮助下，吴昌儿偷偷把父母埋了，然后逃了出来。他身边唯一的财产，只剩下父亲的一只银镯和母亲亲手织的几件家机布小衫。
1949年10月的一天，太阳温暖地照着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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