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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预备班的孩子，用学校比较规范的话说，都是属于智力超常者，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神童”。我特别认真地问倪校长：到底有没有“神童”？他听后笑笑。倪校长显然是位严谨的人，他是这样回答我的：“神童”这个概念在教育和科学上是不存在的，但孩子的智力差异是存在的，聪明与不聪明是存在的。他说他考察“预备班”的孩子时发现，这些孩子与同年龄的孩子相比，他们最大的特点是“坐得住”。
“同样的小孩，一般上四十分钟课就不行了，有的成绩差的孩子在课堂也最多能静得下心二十来分钟，可预备班的这些孩子就大不一样，他们通常可以认真地听你讲三四个小时的课，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能坐得住的时间相当于我们成人，这就使得他们对知识、对事物的学习与研究比同龄学生要强得多。”倪校长进而给我揭示“神童”的秘密，“从我们的预备班生源来看，所谓智力超常者，他们的家庭环境占主导作用。比如教师的孩子或者在家接触较高知识层次的爷爷奶奶等。应该说，这些孩子中真正属于超常智力者仅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大部分是属于中等、偏上水平。正是由于这些孩子从小受的环境影响，比如一些山区或者条件不太好的地方的教师自己的孩子，他们因为在家没有人照顾，就被教书的父母带进了学校、带进了教室，他们在很小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在开始接受初等教育知识，二三岁的小孩，从人的脑力开发科学角度讲，是非常重要的阶段，而这些孩子正是在此时得到了外界有意无意的脑能开发，所以日后他们的智力就明显比同龄孩子要强。一些有爷爷奶奶关照的孩子也是这样。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神童”产生的根源。当然，先天特别聪明的孩子也不是没有，但那种孩子的比例实在太小。我们招收的几百名少年预备班学生中，可能有那么几个而已。”
原来“神童”并不神呀！只要他们有意无意接受了一种特别的环境，就有可能成为天才神童呀！但是当产生“神童”的过程不再成为秘密，像宁铂三岁时就能背诵几百段毛主席诗词、计算很多数学题在今天很多小朋友也轻易可以做到时，人们迷信和刻意制造与追求“神童”的现象，为什么不仅没有停止而且仍然趋于疯狂呢？
还是来听听培养“神童”的专家是怎么说的。倪校长在我请他回答这个问题时显得非常严肃，他说：他作为一名中国名校的校长和一个有使命感的中国教育工作者，认为中国这么大的一个有古老文化的国家，一个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伟大国家，必须有科学大师、必须有政治和经济包括文学方面的大师，这是时代和我们作为一个大国所必须具有的，大师可以被认为是某一方面的天才人物，这些天才人物确实有超凡的智慧与能力。但是，这样的天才不是制造出来的，靠刻意的制造是永远出不来的。因此，广大家长们要做的是，如何符合科学的思想与规律，较早较好地进行孩子的早期智力开发，把孩子培养成素质型与专业型相结合的人才，这才是根本的任务。倪校长向我透露：目前中国各大学的少年班已经越来越少，只有中国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少数几所大学还在保留。曾经各地都蜂拥而上的“大学少年预备班”现在基本都停了，只有苏州中学还坚持着。他们之所以坚持办下去，是基于三点考虑：一是他们已经办了这么多年，积累了不少经验，二是中国如此一个伟大的国家，确实有一些非常超众的人才需要发现和对他们进行早期的有系统的培养。三是中国是个教育大国，其教育模式不应是单一的，应该丰富多彩些。
“目前办少年预备班有很多困难，好多学校办不下去是有客观原因的，比如国家的九年义务教育制，对孩子入学年龄限制很死，这样要在十三周岁前就能完成初中毕业学习并不容易，而大学少年班的最低年龄定在十五周岁。其二是少年预备班的投资是普通高中班的三倍，一些学校很难承担起这样的负担。生源也是个问题，我们最多一年有五百多人报名，现在只有六七十人报名……另外，现在孩子基本都是独生子女，个人独立生活能力不断下降，高考又开始改革，以前大学少年班参加高考是不考政治的，3＋X就不行了，这些都是使少年班越办越难的因素……”倪校长坦言苦恼。
看来，二十余年的中国的“神童”之路由兴到衰，也说明了：真正意义上的天才少年，并不是靠人为的制造就可以产生出得来的。正如苏州中学倪校长所言：是天才的，我们应该给予特别的发现与培养，不是天才的，我们也不要刻意去制造和折磨孩子们，让后一代在符合科学与自然规律的条件下成长，这是最重要和最可取的。
在每一年高考中少一些“神童”，多一些优秀生，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家长就都该知足了。
●三问天：“黑客”何其多？
是我们的科学技术先进了？还是我们的网络有太多的空子可钻？但我们不得不清楚地面对一件事：那就是日益严重的智力犯罪现象。只要稍稍注意一下法制报刊，就会发现：高校学生和大学毕业生犯罪的消息，几乎天天都能看到，而且他们的手段之高明、之隐蔽、之贪婪，都是触目惊心的。几乎可以认定，凡先进的技术领域、凡金额巨大的金融案件，不会没有高学历者的参与。那些利用信用卡“搜刮”银行的巨额钱财，那些利用网络进行诈骗，那些专袭无绳通信的高手，哪一个不是高智商者？
“黑客”不仅仅出现在高技术领域，而且也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包括我们的道德行为当中，不信你作一些调查统计就会发现，当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发生灾难时，最能献爱心和伸出援助之手的，常常不是通过高智商赚大钱的人，而是那些拿钱不多。自己还不一定过得下去的工薪阶层或者平民百姓；当大街上出现歹徒血淋淋地向你刺杀过来时，第一个上前见义勇为的，也多半不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往往是没有接受过多少教育的平民百姓。在家里，做父母的嘴磨破了，让孩子去擦一次地、刷一次碗会感觉特别的费劲，可当给子女几百元钱花时，他就会笑眯眯地叫一声爹好妈好……如此反差，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我们的孩子知识都在提高，而他们的素质却在普遍下降。尤其是行为规范与道德水准更是在无情地溃退！
与父母的一次口角，可以离家出走；一次不顺心的管教，可以向父母举刀砍去；个人利益受到稍稍的损失，就会大闹天宫，折腾个翻天覆地……所有这些心胸狭窄、无情无义、残忍可憎的种种表现，难道不令我们反思今天的高分低能对整个民族的危害吗？为了实现每年的高考率，为了保证孩子能走过“独木桥”，为了跳龙门的那一瞬间的跃起，中国的教育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到底有多少？
显然，高智力犯罪的增多，并不全部怪罪于我们的教育，但“中国的应试教育是不把人弄成废物就绝不收场”的事实仍客观存在，在一次中学生家长会上，一位学生所作如上的大声疾呼，赢得雷鸣般的掌声。且不说此话是否有些偏激，它至少透露出学生们是何等痛恨应试教育！
浏览目前的报刊，几乎一谈到“教育改革”，就会有大谈“素质教育”的文章出现，这个口号实际上从80年代初高考走上正规后，国家教委和各学校便天天高喊不止。事实是，宣传上的素质教育声音越喊越高，声势越来越大，而实际状态是应试教育的鞭子越举越高，往学生身上越抽越厉害。
为写本文，我曾留意1999年11月的《法制文摘报》，顺便摘下几则报道，大家读后可以有一种直接的感觉：
报道之一：据《今晚报》报道：天津市第十九中学一个老师因班上有十几名学生考试成绩不及格，便让这些学生站在讲台前，当众自己打自己耳光。有的学生考试成绩26分，就让他从二十六开始，边打边数数，一直打到五十三记耳光——因为这个数到了良好的分数线。有一个同学不敢自己打自己，老师就气愤地上前亲自动手打他。十一名同学放学后，都红肿着脸，直到在家长追问下才说出真情。
报道之二：陕西消息，9月27日上午10时许，陕西黄陵县田庄镇中心小学四年级学生葛某正上数学课，二十二岁的老师葛小侠因他的数学作业未完成，就向全班宣布：每人须向没有完成作业的葛某抽十鞭，于是全班五十个同学中有二十八个同学举起教鞭抽打这个孩子，40分钟后，这位学生被打得大小便失禁，倒在地上呕吐不止，最后被人送回家，至今不敢上晕……
报道之三：安徽消息，大别山某校老师，因为一个学生的作业做得潦草，便令罚做一千遍，并且必须在当天完成。这个学生在做到三百多遍时，已经眼花头晕，但老师坚决不让他休息和吃饭。该学生硬是做到六百多遍时，昏倒在桌上，老师看到后，气愤地走去泼了一碗冷水，训斥学生不许再偷懒，否则再罚一千遍。就这样，这个学生不得不继续做题，直到最后不知人事……老师第二天还在教室里对学生们说：谁不认真做作业，某某同学的下场就是你们的榜样。
报道之四：11月22日郑州电，记者在葛埠口乡一学校看到，该校教学楼二楼距地面三米多高，楼下是硬土地，上面砖头裸露。11月6日，六名男生没完成家庭作业，数学老师熊某某勒令他们到走廊上去写。过一会儿，这些学生仍没写完，一学生说：“我不会做。”熊老师说了气话：“人家都会你不会？你真笨，跳楼算了。”然后就回教室继续上课。该班教室在二楼，这个学生真的钻过护栏，抓着下边的铁管跳了下去。回到教室后他对老师说：“我跳下去了，让我进班吧。”熊某某表示不信。那学生无奈说：“不信我再跳给你看。”当着老师的面仇又跳了一次楼。熊老师便对其余五名学生说：“你们也做不出来吗？那都跳下去吧！”五名学生便排着队依样跳了下去。其中一名落地时扭伤了脚，当即坐在地上不能走动……
例子太多了，我先后从这个月的报上剪下十几条类似的报道，实在不忍心让这些非人的残酷例子叫读者跟着受罪。据一家中小学教育调查信息机构提供的数据表明，每年发生的教师以残暴的手段摧残学生的案件不下百起，而每一案件所使用的手段与方法，大多都是我们闻所未闻的。在教师粗鲁的专制教育下，很多学生的心理出现不正常，有人曾对东北三省的四十二所中学、六十所小学的三万余名学生检测，发现百分之三十二的学生有心理疾病。中国中小学生“学生与发展课题组”发布的另一则最新研究成果是：一多半的中学生认为学校的老师教育方法有问题，其中对近三分之一的老师“极不满意”，“他们像电影里的坏人那样对待我们”——学生们说。这个课题组还公布一个数字：高中生仅有百分之四点六三的学生是因为“喜欢学习”而上学的，换句话说，有百分之九十五点七三的同学讨厌学校的老师与老师的教育方法。在升学率和与之相关的提升与提职等因素的影响下，老师以极端手段对待学生，似乎已经在中国中小学里成为普遍的现象。
“亲爱的叔叔们，我时常听你们说憎恨网上的‘黑客’，然而你们可知道，在我们学校，‘黑客’天天在袭击我们。他们道貌岸然，他们彬彬有礼，但那是在他们欢喜的时候，或者看到了他们满意的学习成绩、了不起的名次排序时。我们无比憎恨这样的‘黑客’，因为他们的权威无法使我们有所反抗，每一次稍稍的不从，结果将是我们细嫩的皮肉受尽蹂躏，或者天真的心灵被毁灭。救救我们吧，大哥哥大姐姐们，把你们克制病毒的本领教给我们，即使将来用我们全部的生命与努力作抵押……”这段署名“21世纪新网友”留在一个不起眼网站上的话，是一位知道我正在写高考报告的网友特意为我摘下的。也正是这位“21世纪新网友”的呐喊，促使我必须在本书里写进关于教育战线上的“黑客”问题。
如前所述，高等教育本不该生产出那些高智商的犯罪“黑客”来，但既然这类“黑客”现象是存在的，那么是不是该想一想它产生的最终原因呢？于是它使我联想起中国目前在中小学校特别是高中教育阶段的严重得不能再严重的应试教育危机。自然，在这中间充当“黑客”的无疑是那些高高举着教鞭，动不动就对学生施加淫威的某些教书先生。因为这些校园“黑客”们至今仍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他们的行为给我们的下一代，给整个民族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