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能‘名正言顺’……世界上有许多的国家，都立一种哲学，以为道统，以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
冯友兰曾谈及英国人的一个优点：善于保护传统，即“旧瓶装新酒”。他认为，只要是新酒，用个旧瓶子装着，没有什么不可以，怕的是“新瓶装旧酒”，那是“换汤不换药”。
冯友兰自陈，研究中国哲学，自己是“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
临终前，冯友兰留下一语：“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哲学。”
【执笔】
冯友兰长于文字。40年代，国民党独裁统治招致民怨沸腾，党内要求实行民主、宪政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国民党西南联大区党部公推冯友兰致信蒋介石，要求立宪。冯在信中写道：“睹一叶之飘零，知深秋之将至。昔清室迟迟不肯实行宪政，以致失去人心，是本党得以成功。前事不远，可为殷鉴。”
此篇上陈蒋介石的信函写就后，联大教授们交口称赞，雷海宗对冯友兰说：“即使你写的书都失传了，这一篇文章也可以使你不朽。”
西南联大校歌也由冯友兰执笔写就：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1939年秋至1940年春夏之交，时为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曾三度要求联大遵守教育部的规定，核定应设的课程，统一全国院校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此项训令的目的是加强蒋介石政权的思想统治。联大教务会议决定致函抵抗此训令，而信函的执笔者正是冯友兰。
有人认为，冯友兰能在屡有学潮、校长迭换的清华身居要职、屹然不撼二十年，主要由于：一、头脑冷静、析理均衡、明辨是非、考虑周至。二、深通世故，处世和平中庸，而观点进步，学术上有高度安全感。三、国学根底雄厚，文言表达能力出众，初则勇于起草，继则众望所归，经常被推执笔。
1946年4月，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复校前，决定在联大原址留碑纪念。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揭幕式举行，碑文由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教授撰文、中国文学系闻一多教授篆刻、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教授书丹，被称为“三绝碑”。冯友兰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被公认可与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文章比肩，被何炳棣称为融古烁今的“至文”、“不朽文章”。
冯友兰在碑文中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他称“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
【沉痛】
北平沦陷后，师生南迁，清华园成了一片真空。冯友兰回忆：“我们参加校务会议的这几个人，还住在清华，说的是要保护学校。我在图书馆内对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说，中国一定会回来，要是等中国回来，这些书都散失了，那就不好，只要我人在清华一天，我们就要保护一天。……后来日本军队正式进入北京，日本人到处接管，我们就觉得，在政权已经失了以后，保管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是替日本保管，等它来接收。这就决定南迁。”“决定以后，南迁的人和留守的人，都痛哭而别。”
抗战爆发后，冯友兰、吴有训南下逃难，到郑州时，二人准备去吃黄河鲤鱼，途中遇到熊佛西，三人边吃边聊。熊喜欢养狗，说起北平有许多人逃难，狗没法带，只好抛弃了。那些狗，虽然被抛弃，可是仍守在门口，不肯离去。冯友兰叹道：“这就是所谓丧家之狗，我们都是。”
晚年，冯友兰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当写到王国维与“意境”，联想到七七事变前后他的感受时，特意写下一个附记：日军占领北平后，他和留守的清华校务会议的几个人觉得清华完全不同了。某日晚上，冯友兰和吴有训一起巡察清华园，皓月当空，十分寂静，吴说：“静得怕人，我们在这里守着没有意义了。”冯忽然生出幻灭之感，他们守着清华为的是替中国守一个学术上、教育上完整的园地，北京已沦陷，他们还在守着，岂不是为日本服务了？几日后，他便和吴有训同二人南下长沙与清华会合。后来，他读清人黄仲则诗：“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觉得此句写的正是那种幻灭感，反复吟咏，更觉沉痛。
到长沙后，冯住朋友家的一小楼上，凭栏远眺，见栏下一蜡梅花，顿觉李后主的“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之句所写亡国之痛，深刻极了，沉痛极了。
在长沙临大时，一次冯友兰爬山，走到据说是朱熹和张栻聚会的“二贤祠”，作诗两首：“二贤祠里拜朱张，一会千秋嘉会堂。公所可游南岳耳，江山半壁太凄凉。”“洛阳文物一尘灰，汴水繁华又草莱。非只怀公伤往迹，亲知南渡事堪哀。”一次会议上，朱自清诵此二诗，全体师生顿觉凄怆。
1946年，冯友兰应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邀请，到美国进行为期一年的讲学，他将讲学的讲稿整理成《中国哲学简史》一书。谈及在美讲学的感受时，冯友兰说：“我在国外讲些中国的旧东西，自己也成了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当时我想，还是得把自己的国家搞好。我常想王粲《登楼赋》里的两句话：‘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相轻】
胡適在北大时，曾做过冯友兰的老师，后冯师从杜威，又成为胡的同门，但二人彼此并不欣赏。1943年，胡適评价冯友兰道：“张其保в肭露游闯龉诺目嘌д撸胗牙妓湓龉牛滴匏＜舛啻炊馕叮Ｊ氐那魇粕趺鳎ぜǖ奶纫馄拿飨浴！�1947年，冯友兰在纽约听说杨绍震夫人许亚芬的硕士论文题目是“1927年以前胡適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禁喜形于色：“这……这……这个题目很……很……好，因为过……过了1927年，他也就没……没……没得影响啦！”1950年，胡適对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英文版）表示不屑：“实在太糟了，我应该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1955年，胡適又评价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
胡適在60年代与朋友一次谈话中讲：“在天主教办的一个刊物上知道冯友兰在那边认过130次的错，自己承认是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他本来是一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房地产。1950年在檀香山买了3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都装满东西，带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日留起长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钱。”（按：此段中胡適记忆有误，冯赴美时间为1946年至1948年）
胡適甚至有言曰：“天下蠢人恐无出芝生右者。”胡適一向是温煦之人，很多人认为他对冯语带偏激更多是源于对其政治立场的攻伐。
冯友兰也曾批评胡適道：“适之先生的病痛，只是过于好奇和自信。他常以为古人所看不出的，他可以看得出；古人所不注意的，他可以注意。所以他经常指出古人所公认为不重要的人物来大吹大擂，而于古人所公认为重要的，则反对之漠然。这是不对的，因为人的眼光不能相去得那样远啊！”但当别人大肆批评胡时，他又为这位同门说两句公道话：“现在批评适之先生的人真多，有的竟著起一部书批评他。但他们的态度多欠公允，因为他们常把适之先生二十多年前的话来攻击。这如何可算是公允的呢？”
冯友兰后来高度评价了胡適在哲学史上的重要性。1917年，胡適到北大任教，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原来教授此课的是陈汉章，他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而胡適将哲学史拦腰砍断，直接从周宣王讲起。冯友兰说：“这对于当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当时我们正陷入毫无边际的经典注疏的大海之中，爬了半年才能望见周公。见了这个手段，觉得面目一新，精神为之一爽。”
晚年，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也公允地评价胡適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胡適的这部书，还有一种更广泛的影响——胡適是在哲学方面用那个指头比较早的一个成功的人。”他还说：“陈寅恪和金岳霖的两篇审查报告都把我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同胡適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做比较。这是因为在当时，这一类的书，只有这两部。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无论什么事物，都是后来居上。这是因为后来者可以以先来者为鉴，从其中取得经验教训。无论如何，在中国哲学史研究近代化的工作中，胡適的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立场】
冯友兰幼时在武昌，有天家中的厨师带他们出去玩，被洋人的狗咬伤。厨师带着冯去找那个洋人，洋人拿出几毛钱，他们拒绝接受，说：“我们并不是为了这几毛钱，只是警告你，你的狗不能乱咬人。”回家后，冯友兰告诉父亲此事，父亲对冯大加赞赏。
1925年，朋友邀请冯友兰去广东大学任教，冯欣然同意。离开开封前，冯碰见于右任。冯问于：“广州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可以去？”于答：“革命的人可以去，不革命的人不可以去。”冯当时向往革命，于是决定前往。
冯友兰到广州后，正好遇上国民党党内斗争，一次，冯友兰和朋友在大街上看到拥护香港罢工的群众游行，成千上万的人排着队，拿着标语，高喊口号，像潮水一般涌过来。冯从未见过如此场面，他和朋友异口同声道：“可怕！可怕！”他直觉地感到，20年代的中国革命和辛亥革命不同，于是决定离开广州。
有一次，清华接到当局提供的一份学生名单，要求学校交出名单上的学生，清华园亦被大批军警包围。晚饭过后，冯友兰接到梅贻琦的电话，正要去梅家开会，门前有两个学生要躲进他家，他说：“好吧，请进来吧。”到了梅家以后，冯得知大部分学生聚在体育馆内，军警正准备攻打体育馆。梅说：“看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大事，校务会议的人都不要走，等着随时应付。”最后梅打电话求助当时的市长秦德纯，秦找了宋哲元后，军警才撤离。等冯回到家里，那两个学生已经走了。
冯友兰后来回忆说：“任载坤对我说，那两个学生坐在客厅里，在沙发上睡着了，发出很大的鼾声。她听见门外常有人来来往往，怕出危险就把他们叫起来藏在后院厨房里。我也不知道那两个学生是谁。”一个学生后来回忆，躲在冯家的其中一个学生，名叫姚依林。
冯友兰到重庆参加学术评议会议，第一天开会，有一个“面团团如富家翁”的人说：“现在教育界有些不同的意见，议论纷纷，很不好。”冯悄悄问坐在他旁边的傅斯年，傅说：“这就是孔祥熙，骂到你们头上了，你得发言批判他。”冯便发言批驳了孔的发言。会后，孔祥熙还特地跑过来和冯友兰握手。
孔祥熙曾对冯友兰说，他要办一个孔教会，请冯担任会长。冯答：“一来没有办这种会的必要；二来如果要办，我也办不了。”
冯友兰至成都，华西大学教授开茶话会欢迎冯，钱穆亦在座。席间，钱穆说道：“吾侪今日当勉做一中国人。”冯正色说：“今日当做一世界人，何拘拘于中国人为。”钱反驳道：“欲为世界人，仍当先做一中国人，否则或为日本人美国人均可，奈今日恨尚无一无国籍之世界人，君奈之何。”冯友兰无言以对。
40年代，冯友兰回唐河祁仪镇探亲，马车行至镇北十三里大树李地界时，冯便下了马车，步行回到家中。冯友兰是祁仪的骄傲，乡邻听说博士回来，几百号人自发迎接，一直接到镇北三里多远的天台号村。可是，马车到跟前，却不见冯友兰。车夫告诉大家说：“友兰早从东小门进街了。”乡亲们大感失望，友兰二十多年没有回来，回来后连个面也不能见。事实上，冯友兰并未让大家失望，他回来后，礼贤下士，逐家挨户地登门拜访，乡亲们非常感动，觉得那天怪罪了他。
1945年，冯母去世，冯友兰回乡奔丧。县长听闻冯回乡的消息后，前来拜望，县长走时，冯不送；而家里旧亲友来，冯都送至大门外。乡里一时传为美谈。
1945年5月，国民党全国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冯友兰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被内定为中央委员。有人劝冯：“中央委员对于别人是一种资本，对于你却是一种负担。”冯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此后，蒋介石请冯吃饭时说：“大会要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