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已经开始营业了，老板大怒，冯便失业了。不久，他又找到了一个刷盘子的工作，他将脏盘子竖在一块木板上，把木板推进一个水箱里，拧开水龙头冲洗，一两分钟后打开水箱，盘子已经被冲洗干净了。冯友兰觉得这个工作比原来省力多了。
冯友兰在中国城的那次演讲有一个小小的收获。演讲结束后，他收到一位听众的来信，说很喜欢哲学，现在正在读哲学史教科书，但英文生字太多，查起来很费事，他想每天将生字记下来，标明书的页数，让冯填上相应的中文字，他按照每个字给报酬。于是冯友兰便当起了此人的“活字典”，每天大约可以收入五角。
冯友兰曾申请过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杜威的推荐信上写道：“这个学生是一个真正学者的材料。”但因为送去晚了，没有申请成功。不过学校为冯提供了一个勤工俭学的机会，在图书馆管理中国报纸。有了这几份工作，加上断断续续的官费，冯友兰勉强可以维持生活了。
【为学】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分别成书于1931年、1934年，这是中国人自己写就的第一部完整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由美国人D。卜德翻译成英文。卜德在《冯友兰与西方》一文中说，此书一直是世界各大学学习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该书上卷出版后，清华大学马上就将其列入《清华大学丛书》。
联大文学院迁到蒙自，举行临时集会，请冯友兰讲演。冯曾听从钱穆的建议，在《新理学》一书中加入鬼神一章。故演讲时，冯友兰说：“鬼者归也，事属过去。神者伸也，事属未来。”又指钱穆说道：“钱先生治史，即鬼学也。我治哲学，则神学也。”
抗战期间，重庆召开学术评议会议，会上评选抗战以来的最佳著作，冯友兰的《新理学》一书当选第一等，金岳霖的《论道》也被选为第一等，但因为第一等规定只有一个名额，故最后《论道》只能降为第二等。冯友兰得奖金一万元，金岳霖得奖金五千元。
一次，冯友兰和张荫麟谈到“抽象”，两人各讲了一个笑话，张说：柏拉图有一次派仆人到街上买面包，仆人空手回来了，说没有“面包”，只有方面包，圆面包，长面包，就是没有光是“面包”的面包。柏拉图说，你就买一个长面包吧。仆人又空手回来了，说没有“长面包”，只有黄的长面包，白的长面包，没有光是“长面包”的长面包。柏拉图说，你就买一个白的长面包吧，结果仆人又空手回来了，说没有“白的长面包”，只有冷的长白面包，热的长白面包，没有光是“白的长面包”的白的长面包。如此，仆人总是买不来面包，柏拉图于是饥饿而死。冯友兰的笑话则是：先生给学生讲《论语》，讲到“吾日三省吾身”，先生说，“吾”就是我。学生放学回家，父亲考其学问，问他“吾”是什么意思，学生说“吾”是先生。父亲大怒，说“吾”是我！第二天学生去上学，先生问学生“吾”是什么意思？学生说“吾”是我爸爸。冯友兰说，人若没有一种抽象的能力，就连话也不能说，说话总要用一些有一半意义的名词，这些名词的来源就是抽象。
40年代，宗璞在文林街巧遇罗常培。罗对宗璞说：“今晚你父亲有讲演，题目是‘论风流’，你来听吗？”宗璞当晚并未前去。很多年以后，宗璞读了父亲的《论风流》，深为这篇文章所吸引。冯在文中议论风流四要素：玄心、洞见、妙赏、深情是“真名士自风流”的极好赏析，让人通彻了名士风流的审美的自由人格。
20世纪60年代，冯友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中国哲学史，书名定为“中国哲学史新编”，这套书只出版了前两册。此书因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点，冯友兰80年代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时，被完全抛弃。
冯友兰将自己读书的经验总结为：“精其选，解其言，知其意，明其理。”
晚年，冯友兰耳目失聪，但他没有停止著述。据他的博士生回忆，冯视力有障碍后，全靠记忆指导学生协助自己编写，需要引用什么资料，他凭记忆让助手去某处查某一部分，然后由助手念给他听，由他决定取舍。一般他所要查找的资料，与他所说出的书籍出处竟然无大出入。对此他说：“我现在好像‘反刍’，把吃过的东西再咀嚼一遍，也增加不了什么材料。所以后面几卷分量不大，每本都写得简短，把要说的话说完就行了。”
进入80年代，冯友兰终于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了。他身体欠佳，却坚持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一书，他说此书“不依傍别人，只写我自己”。
年过九十之后，冯友兰仍坚持每天9点钟起开始工作，由于行动不便，他坚持上午不喝水，避免上厕所。生命的最后一两年，冯更是频繁地来往于家与医院之间。1990年初，病床上的冯友兰低声对宗璞说：“庄子说过，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疣溃痈；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也；张横渠又说，生，吾顺事；殁，吾宁也。我现在是事情没有做完，所以还要治病。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1990年7月，冯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终于完成，同年11月，在他95周岁生日到来之前几日，魂归道山。
冯友兰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时，预料到不能及时出版，他在序中说：“在写八十一章的时候，我确是照我所见的写的。并且对朋友们说：如果有人不以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为王船山矣（王夫之在深山中著书达数百卷，几百年后才得以出版）。”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因书中论述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思想，尤其是第七章“毛泽东和中国现代革命”，与当时的主流意见有一定出入，致使未能收入《新编》在内地出版。1992年，香港中华书局将其易名为“中国现代哲学史”，在香港出版。广东人民出版社和三联书店于1999年、2009年相继出版了这部书。
【传道】
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园中，有两位教授可以不用讲稿就把课讲得引人入胜，一位是哲学系的冯友兰，另一个就是经济系的陈岱孙。冯讲课极为生动，通俗易懂，他不进行逻辑分析，而是讲一些哲学史上的故事，学生有时根本不用记笔记，听得高兴的同时，也了悟了他的意思。
清华学生对冯友兰最深刻的印象便是口吃，往往一句话在黑板上已经写完，他的话还没有讲完。冯念墨索里尼，必“摸索摸索摸索”许久。冯在清华开“古代哲人的人生修养方法”课，首次听讲者达四五百人，第二周减到百余人，第三周只余二三十人，四五周后竟只有四五人听讲，因为他的口才不堪卒听，一句“学而时习之”的“而”字，要“而”一分多钟，在学生中传为笑谈。
许渊冲回忆说，他在联大听过冯友兰的演讲，冯说话虽然结巴，思想却非常流畅，犹如十月怀胎受尽折磨，一朝分娩却生出了掌上明珠一样。
杨振宁说：“冯先生把他的口吃转化成一个有用的演讲办法。”因为冯口吃，所以每当口吃的时候，他都停顿一下，这样一停顿反倒给听众一个思考他接下来讲什么的机会。也因为口吃，他讲话简要而精辟。这也是很多学生喜爱听冯友兰讲座的原因。
西南联大学生汪子嵩回忆，西南联大哲学系的老师各有特点：“汤用彤矮矮胖胖，一头极短的银发，是佛学专家；冯友兰留着一头浓黑的长发、大胡子，长袍马褂，手上总拿着一个书包，包书的是一块印有太极八卦的蓝布，一副道家装扮；冯文潜瘦瘦小小，留着长到后脑的灰发，很像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当三人走在一起时，学生就戏称他们是一僧、一道、一尼。”
鹿桥（60年代在台湾发表小说《未央歌》，反映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学生生活）读联大二年级时，有一段时间感到生命空虚，了无意义，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某日，他忽然想到去拜访冯友兰，请教人生的真谛。经过冯的劝导，鹿桥改变了消极厌世的人生观，从此积极努力，发愤读书，后来成为美术史专家。
冯友兰在联大开设伦理学课程，讲课的内容主要依据他的著作《新世训》。因为联大没有能容纳全校所有大一学生的大课堂，只能在一片松树环抱的空地上讲课。他开口就说：“当年孔、孔、孔子杏坛讲学，我们今天在、在这松林里授课……”似乎有以孔子自况的意思。
抗战时期，冯友兰曾站在炸弹坑里上课。宗璞在《漫记西南联大和冯友兰先生》文中感慨地写道：“并不是没有别的教室，而是炸弹坑激励着教与学，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上昭日月。”
【言论】
1923年，冯友兰在老师杜威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人生理想值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并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文中，冯将哲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损道，第二类是益道，第三类是中道。冯的说法与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异曲同工，区别在于，梁以印度文化作为人类的最后归宿，冯的最后指向则是儒家文化。
冯友兰说：“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哲学与科学的区别在于前者求好，后者求真。”
冯友兰曾经比较他和金岳霖的异同说：“我们两个人互有短长，他的长处是能把简单的事情说得很复杂，我的长处是能把很复杂的事情说得很简单。”
京师大学堂虽改授新学，但传统观念仍认为它是“太学”。因此，20世纪40年代冯友兰一再主张，北大（原京师大学堂）不论在哪里上课，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一定要在国子监举行。冯友兰还谈道：“北京大学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因为我看见，西方的有名的大学都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北京大学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这和中国的文明古国似乎很不相称。”
冯友兰认为，辛亥革命实际上是“绅权和官权的斗争”，“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官和绅本来是一样的人。知识分子经过科举做了官，在他做官的地方他是官，回到他原籍他就是绅。……我现在觉得辛亥革命的一部分动力，是绅权打倒官权，就是地主阶级不当权派打倒地主阶级当权派”。
冯友兰认为，所谓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实现民主的办法就是选举，“什么东西都不能压倒个人的人权，只有一个东西可以压倒，那就是‘多数’”，“如果没有真正的选举，那就并没有民主”。
访问苏联归来后，冯友兰得出结论：封建社会“贵贵”，资本主义社会“尊富”，社会主义“尚贤”。
冯友兰曾给洋人讲《庄子》。一天，他走进一个叫恒石安的外国人的办公室，没头没脑地说，你们西方人总想找个你们可以停下来作最后结论性发言的地方。然而，天下没有最后结论，天下也没有停顿。《易经》第六十四卦，也即最后一卦是，未济，“尚未完成！”
抗战期间，冯友兰每到重庆，蒋介石必请其赴宴，每次吃饭，总有二十多人。席间，蒋介石总是问一些地方官员：“你们那里现在怎么样？”如果答好，他就不再问了；如果答有问题，他就追问是什么问题，一旦回答不合其意，他就发怒，甚至当面训斥。几次后，冯总结出一条规律：善于做官的人，总是说好。他联想到，中国封建社会的皇帝，也不能说不聪明，但为什么总是把事情办糟，就是因为官员在他面前都不敢说真话，即所谓“瞒上不瞒下”，等到他发现被瞒了，事情已经糟到极点，无可挽回了。
1957年1月8日，冯友兰发表《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文章发表后，陈伯达对此文进行批判，并提出了许多问题。冯诉苦说，陈的“思想相当混乱，叫人不知道他所问的究竟是什么”。
冯友兰认为，学界对《论语》中的“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一语的解释并不正确。冯的老家河南一带红白事的礼数很复杂，所以除了“礼生”，还有一种人，是专门“侍候客的”，对这些礼数很是熟悉。冯认为，这种人就是“小人儒”，因为他们懂得那些礼，所以是“儒”，但身份却是仆役。他认为这才是此语的确切解释。
冯友兰曾说：“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在表面看起来，似乎很不注重哲学，但在骨子里，我们这个世界是极重视哲学的。走遍世界，在大多数国家里，都有他所提倡及禁止的哲学。在这一点我们可见现在的人是如何感觉到哲学的力量，每一种政治社会制度，都需要一种理论上的根据，必须有了理论上的根据，那一种政治社会组织，才能‘名正言顺’……世界上有许多的国家，都立一种哲学，以为道统，以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