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后不久，金岳霖在一次清华哲学系师生座谈会上兴奋地说：“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真好啊！解放了，中国人再也不受列强欺负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金岳霖按规定出门可以坐哲学所的汽车，但他却不用，而请一位退休工人蹬三轮板车代步。汝信曾多次看到金岳霖正襟危坐在三轮板车上，穿行于川流不息的人群中。许多人认为这样与其身份不符，劝他坐汽车，但他却拒绝道：“当前汽油供应这样困难，连公共汽车顶上还带着煤气包，我怎能浪费公家的汽油去办私事，况且一般病弱的老百姓也乘坐三轮板车，我以此代步也并不有失身份。”
学生徐亦让回忆，金岳霖的工资，除了交党费外，便是支付厨师、车夫、保姆的工资，然后寄一部分回家乡，余下的将将够他一个人的生活费。他每次都要多交党费；他给厨师和车夫终身工资，表示即使他先去世，也要支付他们全部的工资，他这么做，是对他们的尊重，也是为国家减轻负担；70年代初，他曾患过18次肺炎，以为自己不久于人世，便找到党组织说明，他的存款，一部分作为党费，另一部分作为师傅的生活费。他寄钱回家乡，是不忘家乡的养育之恩，为社会减轻负担。
粉碎“四人帮”后，金岳霖的学生去看望老师。金见到自己的学生后，异常高兴，对学生说：“现在可好啦，中国再也不会被瓜分了。”听者分外吃惊。
金岳霖晚年，沈性元去看望他，当谈及国际间大政客拙劣的表演时，金岳霖情不自禁地举起手掌，边拍打椅子的扶手边用带有湖南乡音的普通话高声骂上两句，以解心头愤恨。
【诚服】
抗战胜利后，贪污、腐败、贿赂成风，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金岳霖对国民党极为失望。这时，他逐渐对共产党产生好感。北平解放后，他更是感到过去对共产党的看法都是受了国民党的错误影响。
离开昆明前，金岳霖碰到黄子卿，黄问金：“回到北京后，共产党来了，怎么办？”金回答：“接受他们的领导，他们不是洋人，不是侵略者。”
新中国成立后，金岳霖说：“知识分子头等重要的问题是为谁服务的问题。在政治上我追随毛主席接受了革命的哲学，实际上是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在清华大学开设毛泽东思想研究课，邓以蛰开设唯物辩证法课，作为系主任的金岳霖鼓励学生们选修这些课程，并带头听课。他学习马克思主义时说：“现在我比作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明年是二年级，十年八年总有进步。”他说：“因为马克思主义救了中国，所以我放弃了以前所作的学院哲学，转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新中国成立后，清华哲学系第一次招生就录取了11名新生，金岳霖异常高兴，说这在哲学系历史上是空前的，他预言以后的学生将会更多。
清华哲学系的教授们都爱抽恒大牌香烟，金岳霖说：“恒大烟是中国人自己生产的，烟好，名字也好，毛主席也喜欢这恒大牌烟呢！”金岳霖逝世一年后的1985年，到北京参加金岳霖先生学术思想讨论会的清华哲学系1952届学生，都不约而同地带上了恒大牌香烟。
从1951年起，金岳霖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自我批评。金岳霖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他的勇气来自于周恩来总理的示范。周恩来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动员报告会上，公开承认自己犯过错误，这对金岳霖的震动很大，也使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深的认识，因而在思想改造上进行得较为彻底。
金岳霖于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说：“解放后，我们花大功夫、长时间，学习政治，端正政治态度。我这样的人有条件争取入盟入党，难道我可以不争取吗？不错，我是一个搞抽象思维的人，但是，我终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
一次，金岳霖在王府井花几百元买了一顶高级皮帽，事后一直于心不安，虽然没有人指责他，他却多次在哲学所党小组会上主动检讨，认为这是过分的奢侈，是受过去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
金岳霖的侄女从美国回来，去看望他，当得知侄女已经加入了美国籍后，他竟二话没说，将侄女赶出家门。
一次，金岳霖对周宜明说，他想找个老伴，向周征求党支部对这件事的意见，周告诉他：“假如有关于对方的政治情况需要了解，党组织可帮助了解，此外，一切完全可以自己决定。”
金岳霖说：“要是不解放，我可能早死了。”他主要指的是喝酒，因为解放前一应酬就喝酒，解放后应酬少了，自然喝酒少了。
金岳霖曾检讨：“我培养了只做概念游戏，不关心政治，甚至于反动的人。例如殷福生（殷海光）就是我所供给所培养的一个反动分子，他现在在台湾为蒋匪帮服务。”“我宣传逻辑上的纯技术观点，天才教育观点，在这一方面我特别捧王浩，他现在仍然留在美国大学里，为美帝国主义服务。”
1958年，金岳霖参加一个文化代表团访英。王浩当时正任教于牛津大学，便安排老师在牛津哲学教师会做了一个不长的报告。金岳霖谈到，因为马克思主义救了中国，所以他放弃了以前所研究的学院哲学，转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据王浩回忆，当时听讲的大部分教师觉得像这样的论证太简单了一些，“可是因为金先生的英式英语特别高雅漂亮，牛津的教师大多数对他很尊敬”。王浩要求金岳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讲得更清晰一些，金回答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能讲得那么清晰。
全国开展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时，七十多岁的金岳霖主动要求“下放”。他有一段时间专门看养鱼的书，做好“下放”的准备工作。他说：“我要是‘下放’了，农林牧副渔五业中，农业我现在干不了；林，我干不了；牧，我也干不了；副业，我也没有技术，就剩下养养鱼。”
晚年金岳霖写回忆录，第一句话是：“我和毛主席吃过四次饭。”他接下来写道：“他（毛泽东）大概已经知道我是湖南人，坐下来，他就给几只辣椒（好像特别为他预备的）。这一次最突出的事，是一年轻小伙子跑来抱住了毛主席。毛主席在他背上轻轻地拍个不停，这时主席饭也不能吃。后来有人（可能是青年的朋友）把那个青年请回去了。这件事充分表明人民的领袖和人民是没有任何隔阂的。”
金岳霖关于形式逻辑的观点和毛泽东有分歧，“文革”中，他在一次会议上提到此事，说：“毛主席批评后理应很好地检讨自己，可我却不……”当时听的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不知道他接下来会说什么，只听金接着说道：“你说怎么着，我竟然还闹情绪！”金的学生叶秀山听了这话，简直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毛主席曾经对金岳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于是八十多岁的金岳霖坐着平板三轮车，每天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
1982年，当金岳霖听说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招生6万人的时候，激动地说：“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翌年，他听说该校招生25万人时，更是兴奋不已。他向函大的老师表示“致敬”，感慨地说：“在解放前，一所很大的大学一年只培养几个、几十个学逻辑的学生，现在一年就有几万、几十万人学逻辑，这应该感谢伟大的时代。”
【晚景】
晚年金岳霖曾担任哲学所的副所长，并被评为一级研究员。金认为一级研究员当然是高级干部。一次，他生病住进了首都医院，医院将他安排在一间前后都是玻璃的通透明亮的大病房。金怕光，提出想要一个单间，首都医院不同意，因为他不是高级干部。后来金就转入了邮电医院。出院后，他对梁从诫提及此事。梁告诉他，他根本不是高级干部。金岳霖这才恍然大悟。
金岳霖和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一家住在一起。梁从诫称呼金岳霖“金爸”，金岳霖很依赖梁从诫，不时会提高嗓门问保姆：“从诫几时回来啊？”隔一会儿又亲昵地间：“从诫回来没有？”
沈性元去看望金岳霖，“有时碰上梁从诫伉俪和他俩的爱女全在家，望着安卧在金老床上的大黄猫（猫享有一长方白布垫褥）那眯细双眼、懒洋洋好不舒坦的样子，更令人觉得：这屋里不是一姓的三代的一家，‘和平共处’的气氛，是那么自然、融洽。”
1981年，金岳霖大病一场，他觉得自己不久于人世，便于1982年3月7日立下遗嘱：“哲学所党组负责同志：我可能很快结束。我要借此机会表示我感谢党，感谢毛泽东同志，感谢全国劳动人民，把中国救了。瓜分问题完全解决了。四个现代化问题也一定会解决。我死之后，请在我的存折中提出3000元献给党。请不要开追悼会，骨灰请让清风吹走。”
1984年，刘培育去给他送工资，到金家后，金还没醒来，蜷着腿躺在床上宛如十来岁的小孩子。醒来后，他已经认不出刘，告诉他名字后，他异常高兴地，高声叫着刘的名字说：“刘培育又来看我，逻辑室又来人看我！”发现已经9点半后，他又埋怨保姆说：“我今天不高兴。你为什么不按时叫我，我跟不上时间了……”刘和保姆帮他穿好衣服后，他挣扎着起来到沙发前，嘱咐保姆按时叫他起来听广播。
【长眠】
1984年7月，金岳霖因腹泻住进医院，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大叶性肺炎，住院治疗。9月20日，他的病情加重，高烧不退，痰在喉间上不去也下不来，送入急救室急救。10月初，精神稍稍好了些，但有时认不出人来，10月8日出院回家静养。
1984年10月19日，金岳霖在北京寓所逝世，享年90岁。金的学生汝信得知先生逝世的消息赶到其家中与先生告别，和哲学所的同人一起将金岳霖的遗体抬上担架的时候，发现金岳霖离去时穿的竟是一套破旧的内衣，见此情景，汝信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金岳霖去世后，他的骨灰被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林徽因因其参加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有贡献，建坟立碑，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二墓区。梁思成因生前是全国人大常委，骨灰安放于党和国家领导人专用骨灰堂，与林徽因墓只一箭之遥。他们三人，终于又可以团聚。
【享誉】
冯友兰说：他（金岳霖）的风度很像魏晋大玄学家嵇康。嵇康的特点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天真烂漫，率性而行，金岳霖亦然。
冯友兰指出：金岳霖是打破中国传统哲学“逻辑、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情况的第一个人，也是“使认识论和逻辑学在中国发达起来的第一个人”。
张申府曾高度赞誉，金岳霖是中国哲学界第一人。
欧阳中石评价老师说：“要说搞逻辑，他（金岳霖）绝对是第一位的。”
汪曾祺在《金岳霖先生》中写道：“金岳霖有赤子之心。他曾经说：意义愈清楚，情感的寄托愈贫乏，情感的寄托愈丰富，意义愈不清楚。”
王晓渔眼中的金岳霖是个孩子气很重的人，他说：“金岳霖先生是一个‘顽童哲学家’，不管在别人的回忆文章还是他自己的回忆录里，他都是一个‘天真汉’的形象。”
殷海光赞美金岳霖的《逻辑》：“此书一出，直如彗星临空，光芒万丈。”又说，“此书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高水平的现代逻辑。仅仅就这本书的文字来说吧，真是增一字则多，减一字则少。”他最后突然把书往桌上一扔，说：“你们听，真是掷地作金石声！”
殷海光曾这样描述当年金岳霖对他的影响：“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教诲，严谨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唤，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
金岳霖是将西方逻辑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汪子嵩认为：“如果让金先生的学术研究发展下去，他可能成为现代中国的亚里士多德，可惜这个发展进程后来被打断了。”
1935年，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说，中国近50年思想方法上，“真正能融会各种方法系统，另立一新的方法系统，在中国近日恐怕只有金岳霖先生一人了。”又说，金的“思想过于周密，理论过于深邃，而文字过于谨严，不善于用符号的人不能了解其学说思想，而善于运用符号的人既不多，故了解金先生的学说思想的人甚寥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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