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间曾流传梁启超发明三人与五人麻将的玩法，以及他能快速解牌的传说。据说，他的很多社论文章都是在麻将桌上口授而成。
梁启超任时务报主笔时，有“麻将桌上写社论”的传闻。每日午夜，梁在牌局上，一边口中吆喝“八万”、“九条”，一边口述社评，由报馆专人记录，第二天早早刊在报纸上。
有人记载梁启超对麻将的喜爱：“先生喜作方城之戏，籍以遣兴，虽行旅不废也。学界深慕先生言论风采，纷以讲演见请，事到目前，先生绝不预备，红中白板如故，同坐代之急，先生笑应曰：‘予正利用博戏时间，起腹稿耳。’”
梁启超曾说：“骨牌足以启予智窦，手一抚之，思潮汩汩来，较寻常枯索，难易悬殊，屡验屡效，已成习惯。”
据说，梁启超的著名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是在牌局后写成的。这日，梁启超与友人一起打麻将，友人催其速去写稿。梁当时手风不顺，一直没有胡牌，故迟迟不愿下牌桌。直到晚上9点，梁终于胡牌了，他这才放下麻将，去附近的一家邮局发电报。梁站在外边口述，发电员打，到十一点半终于打完了全文。这就是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共九千多字，无一删改。
某日，梁启超与友人约有牌局，但其中一位迟迟未到。三缺一的等待过程中，一人出了一道与麻将有关的题：“手中七张万牌，已听牌，并且听六、七、八、九万，问手中七张牌是什么？”并限定，五分钟内答出得到一百分，十分钟内交卷，得七十五分。
梁启超一分钟后，开始答题，三分钟未到便交了卷，出题者看了，点头赞许，写上一百分。另一位虽比梁晚，但也在五分钟内交了卷，却只得七十五分，于是抗议说：“我的答案是正确的，又是在五分钟内交卷，应该得到一百分。”他出示答案：七张万子有三张六万，两张七万和两张八万。
出题者打开梁的答卷，上书：七张万子有三张六万两张七万两张八万，或者是三张九万两张八万两张七万。友人叹服。
【陨落】
1923年春，李蕙仙病逝，梁启超极为悲伤，此后尿中开始带血。因不愿累及家人，梁一直秘不告人。直到1926年1月，梁启超怀疑自己罹患癌症，才同意到医院检查。医院诊断后确定是尿血症，但始终找不出病原所在。在丁文江等人的坚持下，梁启超才进了协和医院。
协和医院的大夫仔细检查后，判定是右肾生瘤，于是决定在3月16日动手术将右肾全部割去。但手术后，梁的尿血症状并未好转。原来主治医生割掉的是梁启超健康的肾。
据梁启勋的《病院笔记》及陈西滢的《“尽信医不如无医”》记载：当梁的腹部剖开之后，医生们在右肾上并没有发见肿物或何种毛病，但他们还是将梁的右肾割下了。手术后，梁的尿血症并没有好转，医生们又认为毛病在牙内，因此一连拔去了梁的七颗牙齿，但梁的症状仍未好转。医生们又说毛病在饮食，让梁启超一连饿了好几天。可是梁的尿血症还是没有好！医生们于是说了，他们找不出原因了！
当得知协和医院实施手术竟然切除梁启超健康的肾脏后，梁启超不但不对医院进行谴责，反而替协和医院辩护，他说：“虽然经过很重大的手术，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我的体质本来强壮，割治后10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健实了。”
1927年4月初，梁启超再到协和住院检查，医生检查后告知，肾功能已完全恢复，但他需要节劳。但梁启超并不注意休息，1928年再入协和医院住院。这年6月，他到天津暂住，每天只是读书娱乐。因为得到了休息，尿血症状也有所好转，只是“偶然隔十天稍稍有点红”。
9月，梁启超开始编写《辛稼轩年谱》。9月24日，梁编至辛稼轩52岁时，痔疮复发，但他仍不停笔，继续侧坐编写。此后病情加重，不能再坐，27日入协和医院住院。医生怕流血过多，认为不宜用手术割治，只能每日给梁服泻油。
住院期间，梁启超无意中搜得辛稼轩轶事二种，于是不顾医嘱，提前出院返回天津。不料他在归途得了感冒却不自知，仍笔耕不辍，导致病情加重，从此卧床不起。
11月28日，梁启超再次住进协和医院。1929年1月19日下午两点五十分，梁启超因医治无效，溘然长逝，终年56岁。
这部未完成的《辛稼轩年谱》，成了梁启超的绝笔，他最后时刻录下的是辛稼轩悼朱熹的几句话：“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为公死，凛凛如生。”
【追怀】
当梁启超逝世的哀讯传出以后，政学两界均深感痛惜。北京广惠寺和上海静安寺分别为梁举行追悼会。冯玉祥称梁启超“才大如海”；侯锷颂梁“独挽神州危，正气永不死”；王文儒誉梁启超为“革命之元勋”，堪称“群流模范，万古江河”；唐蟒说梁启超“开中国风气之先，论功不在孙（中山）黄（兴）后”。
蔡元培挽梁启超：“保障共和，应与松坡同不朽；宣传欧化，不因南海让当仁。”
陈少白挽梁启超：“五就岂徒然，公论定当怜此志；万言可立待，天才端不为常师。”
章太炎挽梁启超：“进退上下，式跃在渊，以师长责言，匡复深心姑屈己；恢诡谲怪，道通为一，逮枭雄僭制，共和再造赖斯人。”
杨铨挽梁启超：“文开白话先河，自有勋劳垂学史；政似青苗一派，终怜凭藉误英雄。”
杨度挽梁启超：“事业本寻常，胜固欣然，败亦可喜；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梁之灵柩安葬香山墓园时，吴其昌代表清华大学研究院全体同学在墓前致辞。出自其手的祭文满含对导师遽尔去世的悲痛，深情忆述了往日师弟间其乐融融的问学情景：
〖忆我初来，稚态未蕹。如拾土芥，视天下事。泼渖疾书，一文万字。古杰自侪，时贤如沫。读未盈卷，丢卷思嬉。清华芳树，故解人媚。况有晚风，往往动袂。华灯初上，新月流睇。呼其朋雠，三四为队。师家北苑，门植繁李。率尔叩门，必蒙召趋。垂诲殷拳，近何所为？有何心得，复有何疑？敦治考证，得证凡几？群嚣杂对，如侩呼市。画地指天，语无伦次。师未尝愠，一一温慰。亦颇有时，伸手拈髭。师居慈母，亲我骄儿。虽未成材，顾而乐之。此一时也，而如隔世。〗
1943年，重庆胜利出版社组织编纂“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其中《梁启超》一册，邀梁的弟子吴其昌承撰。吴时已病重，但慨然应允。吴在一个月间，一口气写下五万言，一个月后病逝于乐山，年仅四十岁。吴其昌的《梁启超》只写到梁启超维新变法失败时止，但这凝聚吴心血的半部梁启超传却誉满天下。
【纷纭】
郭沫若评价梁启超说：“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采。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曹聚仁评价梁启超：“过去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
胡适评价梁启超其文章时说：“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撼感动的。”又评价其为人说：“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家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
康有为对胡适说：“我的东西都是26岁以前写的。卓如（梁启超）以后继续进步，我不如他。”
胡适在日记中谈到他对梁启超的具体评价：“任公才高而不得有系统的训练，好学而不得良师益友，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故他的影响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近几日我追想他一生著作最可传世不朽者何在，颇难指明一篇一书。后来我的结论是他的《新民说》篇篇指摘中国文化的缺点，颂扬西洋的美德可以给我国人取法的，这是他最不朽的功绩。故我挽联指出他‘中国之新民’的志愿。他晚年的见解颇为一班低下的人所误，竟走上卫道的路上去，故他前六七年发起‘中国文化学院’时，曾有‘大乘佛教为人类最高的宗教；产生大乘佛教的文化为世界最高的文化’的谬论。此皆欧阳竟无、林宰平、张君劢一班庸人误了他。他毕竟是个聪明人，故不久即放弃此计划。若他晚年无此退境，我的挽联可以说：‘中国新民，生平宏愿。神州革命，文字奇功。’”（注：胡适写就的挽联是：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许，中国新民。）
殷海光说梁启超，虽然他已经是历史人物了，“可是在这发霉的社会看来，反而显得他的见解是那么鲜活、刚健、康正、开朗而有力。”
黄遵宪曾对梁启超的文字作了这样的评价：“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中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郑振铎说梁启超“仍是一位活泼泼的足轻力健，跟着时间走的壮汉”。
1943年1月，梁漱溟曾写《纪念梁任公先生》一文，对梁启超的一生做了如下的评价：“当任公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赶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象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
“有人评论他几句话：其出现如长彗烛天，如琼花照世，不旋踵而光沉响绝，政治、学术两界无不发生绵续之影响。……任公的特异处，在感应敏锐，而能发皇于外，传达给人。他对于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极能吸收，最善发挥。但缺乏含蓄深厚之数，因而亦不能绵历久远”。
他拿蔡元培和梁启超作对比道：“蔡、梁两先生比较，蔡先生好比汉高祖，他不必要自己东征西讨，却能收合一般英雄，共图大事。任公无论治学行文，正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自己冲锋陷阵，所向无前。他给予人们的影响是直接的，为蔡先生所不及。任公为人富于热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亦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生遂多失败。”
“总论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振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
李泽厚曾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评价梁启超说：“他不是思想家，而只是宣传家。”
学生周传儒评价梁启超道：“他不是思想家，不是经师。他讲整理国故，而不讲训诂、考据、名物。他是一个史学家，特别是学术文化史专家。”
梁启超去世后，吴宓说：“梁先生为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史上影响最大之人物。”
梁启超自我评定：“若夫理论，则吾生平最惯与舆论挑战，且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者也。”
陈明远评价梁启超：梁启超的特长，就是以惊人的记忆力、敏锐的理解力，能够详尽占有资料并且从中迅速地整理出一个头绪来，井井有条、条条有理。但他的缺陷随之而生，就是不够深刻、难以发掘深层的本质；跟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诸大师相比，梁启超“深入”不足，而“浅出”有余。
谭人凤怒其为“卖朋友、事仇雠，叛师长、种种营私罔利行为，人格天良两均丧尽。”
弟子超观说：“大事不糊涂，置恩怨于度外，则鲜有人及之者”。
美国学者约瑟夫说：从1898年的改良运动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康有为扮演的角色是渺小的，而梁启超则成为鸦片战争以来理论界的真正领导者。1902年——1911年，即从《新民丛报》发刊到革命爆发的这段时期是梁启超的黄金时代。
吴其昌写到他的老师梁启超，“他自己承认陈胜、吴广之功，而天下后世的公评，他的气魄、精神、声威，实在比陈胜、吴广要高出万倍”。
民国时期的思想史家郭湛波在《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里设立专章分析梁启超的思想，认为其新民说的主旨是要建设新道德－公德，“公德之标准，在利群，要有国家思想、权利思想；人民要自由、自治；要有进取冒险的精神，中国数千年不进步之原因，在一切障碍未铲除，所以要破坏。并且人民要有自尊心、合群的思想及毅力。”他并指出，梁启超的这种思想，“实代表西洋资本社会的思想，与数千年宗法封建思想一大的洗刷。”在对梁启超的总体评价上，作者认为：“梁氏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不如在学术史贡献之大，在思想史上的贡献，创设不如康有为，破坏不如谭嗣同，而其思想多来自康、谭二氏，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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