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 第216部分

1936年冬，郁达夫路过厦门，厦大同学前来看望他，谈及他们想呈请政府将厦大门前的一条路改名为“鲁迅路”，但迟迟未得到答复之事。郁答应帮忙，他找到市长才知道，原来是国民党党部反对，不许人们纪念鲁迅。后来，郁将此事告诉陈仪，陈表示赞成。但不久厦门沦陷，此事也就搁置了。

好友许寿裳写下许多纪念鲁迅的文字《亡友鲁迅印象记》、《我所认识的鲁迅》，并编有《鲁迅年谱》，不遗余力宣传鲁迅。1948年2月18日，时任台大中文系主任的许寿裳在台北寓所被国民党暗杀。

为了纪念鲁迅，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培养革命青年，与鲁迅长期不睦的周扬任校长。

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萧军第一个讲话说，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独立”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的指挥。胡乔木站起来反驳道，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他的不足，不是他的光荣。

鲁迅生前说：“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他的命运亦如是。1944年夏天，重庆《新民报》主笔赵超构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走访延安。在延安的各个书店中，文艺书籍印得最多的是秧歌和其他通俗读物，还有高尔基的书，“鲁迅的作品，我非常奇怪，竟是一本也没有”。他仅在鲁迅艺术学院和领导人高岗的书架上分别看到过一部红面精装的《鲁迅全集》。

鲁迅去世后，叶公超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把鲁迅的所有作品又重读一遍，叶赞扬说：“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另一方面又感到他所‘瞄准’（鲁迅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颗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胡適责怪叶公超说：“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叶说：“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

1944年，昆明文艺界举行纪念鲁迅逝世八周年晚会，闻一多也去参加。闻是“新月派”诗人，曾骂过鲁迅，他不仅不避嫌疑来参加，且发表了坦诚的演说。他先向鲁迅的画像深鞠一躬，然后说：“鲁迅对！他以前骂我们清高，是对的；他骂我们是京派，当时我们在北京享福，他在吃苦，他是对的……时间越久，越觉得鲁迅伟大。今天我代表自英美回国的大学教授，至少我个人，向鲁迅先生深深地忏悔！”然后，他指着鲁迅画像旁悬挂的对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说：“有人说鲁迅是中国的圣人，就凭这两句话，他就当之无愧！”

鲁迅去世后，与他曾有论战、且从未谋面的郭沫若盛赞鲁迅，曾写下三副挽联，其中一联云：“孔子之前，无数孔子，孔子之后，一无孔子；鲁迅之前，一无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1946年初，郭在上海提出纪念鲁迅的三点建议：（1）设立鲁迅博物馆，由景宋（许广平）任馆长；（2）多多塑造鲁迅像；（3）把杭州西湖改为鲁迅湖。

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鲁迅举行国葬。当年鲁迅逝世时的抬棺者已风流云散，周文已死，黎烈文和孟十去了台湾，鹿地亘回了日本，胡风在监狱中，只剩下巴金和靳以。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当时军政和文化界领导如宋庆龄、柯庆施、茅盾、金仲华、周扬，加上巴金和靳以，一起为鲁迅扶柩。其中，曾被鲁迅斥为“奴隶总管”的周扬称鲁迅为“上海滩的老爷子”，两人素有过节。虽然这次周扬声称已经“承认自己的错误了”，但到了1976年，胡风仍耿耿于怀地说：“抬棺必须是鲁迅生前接近或没攻击鲁迅的人。”

三个月后，毛主席前往上海小住。湖南老友罗稷南向毛主席提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深思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是识大体不作声。”

20世纪60年代，鲁迅作品在台湾遭禁，与鲁迅曾有论战的梁实秋公开反对国民党禁鲁迅作品。

胡適晚年对周策纵说：“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决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

“文革”中，“石一歌”（由十一人组成，署名“石一歌”，很多研究者认为其中有余秋雨，余否认）接受任务，要塑造一个鲁迅，他们写了《鲁迅传》，中有大量意识形态的想象，为许多人诟病。

1976年，韦君宜去大连“学习取经”，访问了一次市委宣传部部长，这位部长说，他们市里承揽了《鲁迅全集》的注释任务，动员了1万人参加。但据韦君宜所知，他们只是负责一篇短文的注释，是由一家学院分下来给他们的，最多不过10条。

20世纪80年代，薛绶之主编的《鲁迅生平史料汇编》中，第一次收录了鲁迅那位被遗忘的夫人朱安的照片，结果被批为“资产阶级自由化”。

汪晖曾感慨道：“《鲁迅全集》的每个字上都趴着一位学者。”

王朔说：“有一点也许可以肯定，倘若鲁迅此刻从地下坐起来，第一个耳光自然要扇到那些吃鲁迅饭的人脸上，第二个耳光就要扇给那些‘活鲁迅’、‘二鲁迅’们。”

在2009年8月的第四届鲁迅论坛上，来自全国的学者和中学语文老师一起，就新时代鲁迅作品应该不应该再编入教科书展开了探讨。一些一线语文教师反映：“鲁迅的部分作品很难读懂，文字较晦涩。”“读鲁迅的作品，好像看不到希望，很压抑。”北京师大附中一位老师坦言：“鲁迅作品几乎快成了中学语文教学的一块鸡肋。”

据某篇新闻报道，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版的语文教材中，鲁迅的作品明显减少，《药》、《为了忘却的纪念》等作品不见了，保留下来的只有《拿来主义》、《祝福》和《纪念刘和珍君》3篇。

【尊仰】

1929年12月，北京大学搞了一个“民众心理测验”，问题是：“现在的文学家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十个候选人中，得票第一的是鲁迅，其次为郭沫若、凌叔华、谢冰心、周作人、蔡元培、陈独秀等。

1933年，郁达夫写了一首诗送给鲁迅：“醉眼朦胧上酒楼，彷徨呐喊两悠悠。群盲竭尽蚍蜉力，不废江河万古流。”他在诗中以满腔的热情，对鲁迅在文学上所取得的成就作了高度的评价。

一次，鲁迅卧病在床，徐梵澄前来拜访，用人说鲁迅身体不适，不能见客，徐二话不说，转身就走。过一会儿又响起敲门声，用人开门，发现来者仍是徐，手捧一束鲜花，招呼也不打，直往楼上冲去。许广平想拦住他，但他径自到鲁迅床前，什么话也没说，只将花束放在鲁迅身边，转身下楼而去。因为徐之前与鲁迅曾有误会，当时鲁迅尤在生气，所以也只看着他，一言未发。

1934年12月，萧军、萧红接到了鲁迅寄给他们的邀请函，请他们第二日去赴宴。萧军萧红捧着书函，激动得双手颤抖，萧红更是热泪盈眶。为了这次会面，萧红特地从他们所剩无几的几块钱中拿出一部分，为萧军买了一块布料，赶制了一件衬衣。

鲁迅病重时，宋庆龄特地写信给鲁迅，劝他好好治疗、休养。鲁迅去世后，宋庆龄作为治丧委员会主席，亲自与许广平等人一起为鲁迅挑选棺椁、墓地，并为鲁迅守灵。在葬礼上，她在悼词中说：“鲁迅先生是革命的战士，我们要承继他战士的精神，继续他革命的任务！我们要遵着他的路，继续他打倒帝国主义，消灭一切汉奸，完成民族解放运动！”

据说，宋子文也参加了鲁迅的葬礼，他还协助将鲁迅的棺木放入墓穴中。

鲁迅逝世时，郁达夫说：“鲁迅的灵柩，在夜阴里被埋入浅土中去了，西天角却出现了一片微红的新月。”

1936年10月18日，巴金高兴地告诉曹禺，鲁迅愿意在其家中会见自己。巴金与鲁迅曾在宴会上谋过面，但他从未去过鲁迅家中。两位青年作家为有机会去鲁家中拜访兴奋不已。19日早晨8点，当巴金、曹禺、靳以三人来到上海大陆新村9号鲁迅寓所的时候，却得知鲁迅已经在两个多小时以前与世长辞了。巴金成为其中的一位抬棺者。他后来说：“回忆鲁迅对于我一直是灵感的源泉。”

鲁迅逝世后，沈钧儒写了“民族魂”，让汉口路申报馆隔壁一家礼品局的老板、伙计，连夜做成黑丝绒包制40厘米见方的三个大字，缀在大幅白绸大旗上。大旗覆盖在鲁迅灵柩上，沈钧儒写有挽联：“这世界如何得了，请大家要遵从你说的话语，彻底去干；纵躯体有时安息，愿先生永留在我们的心头，片瞬勿停。”

1936年，身在狱中的楼适夷从监狱医务所一位看护塞给他的剪报中得知了鲁迅逝世的消息，他用粉笔在小学生用的黑石板上，写下“鲁迅先生逝世”六个大字，从铁窗中举出去，将这个消息告知狱友们。第二天放风时，大家的胳膊上不约而同地带上了从破衣服上撕下的黑布，作为哀悼的丧纱。每个人脸色都很阴沉，低着头，默默地走着，有人还在低低地哭泣。楼应大家的要求，写下《深渊下的哭泣》一文，悼念鲁迅。

1937年，邵力子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因同意出版《鲁迅全集》受到攻击，说邵力子究竟是“中央宣传部部长”还是“鲁迅宣传部部长”。邵力子听到后说：“我非常愿意兼‘鲁迅宣传部部长’，如果他们把调令送来，那么我一定接受。”

1938年，为使《鲁迅全集》顺利出版，荆有麟托人请陈布雷向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的邵力子等通融，邵特别指示：“对此一代文豪，决不能有丝毫之摧残。”

许寿裳为人谦恭，长年挂着微笑，但有次听到人说：“鲁迅的讽刺是从绍兴师爷处学来的。”他立即变色说：“说这话的人简直是浑蛋。”

抗战时期，孙犁在白洋淀河口小学教书，为了记住鲁迅作品中的名言警句，经常用纸条把那些自己喜欢的段落抄下贴在墙壁上，有闲暇便面壁背诵，直到背熟后才换掉。

抗战期间，上海万国公墓鲁迅墓碑上的陶瓷头像的脸部被人偷走，此后不久，有人又重新照原样烧制了一块，镶嵌在墓碑上。周海婴认为是内山完造所为，曾问过内山，内山一口否认。一段时间后，许广平问内山店内的中国雇员王宝良是否内山所为，王没有承认，但也没有强烈否认。

钱理群的一位学生郑勇说，在北大中文系，极少见到像钱讲课那样感情投入者：“如果是讲他所热爱的鲁迅，有时你能看到他眼中湿润、闪亮的泪光，就像他头上闪亮的汗珠。每当这种时刻，上百人的教室里，除了老钱的讲课声之外，静寂得只能听到呼吸声。”

【世说】

林贤治在《鲁迅的最后十年》中写道：“可以肯定的是，在亿万奴隶中间加进一个鲁迅，中国整个主权文化的构成格局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比重很大的异类。”

毛泽东评价鲁迅是现代中国的“第一等圣人”，是“无产阶级文艺队伍的总司令”。

老舍说：“还有人也许说，鲁迅先生的后期著作，只是一些小品文，未免可惜，假若他能闭户写作，不问外面的事，也许能写出比阿Q更伟大的东西，岂不更好？是的，鲁迅先生也许能那样的写出更伟大的作品。可是，那就不成其为鲁迅先生了。

“至于爱管闲事，的确使鲁迅先生得罪了不少的人。他的不留情的讽刺讥骂，实在使长者们难堪，因此也就要不得。中国人不会愤怒，也不喜别人挂火，而鲁迅先生却是最会挂火的人。假若他活到今日，我想他必不会老老实实地住在上海，而必定用他的笔时时刺着那些不会怒，不肯牺牲的人们的心。在长者们，也许暗中说句：‘幸而那个家伙死了。’可是，我们上哪里去找另一个鲁迅呢？”

巴金深情地回忆：“在这苦闷寂寞的公寓生活中，正是他的小说安慰了我这个失望的孩子的心。我第一次感到了、相信了艺术的力量。以后的几年中间，我一直没有离开过《呐喊》，我带着它走过好些地方，我至今还能够背出《伤逝》中的几段文字。”

梁实秋说：“不能单是谩骂……鲁迅最严重的短处，即在于是。”

汪曾祺说：“鲁迅是个性格非常复杂的人。一方面，他是一个孤独、悲愤的斗士，同时又极富柔情。《故乡》、《社戏》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惆怅和凄凉，如同秋水黄昏。”

王晓明称鲁迅为现代中国最痛苦的灵魂，他讲到：“鲁迅的内心痛苦是相当复杂的，他简直象征了知识分子对现代中国社会的整个精神痛苦。”

《百年五牛图》作者梁由之评价说：“独立的思考者、冷峻的观察者、深刻的怀疑者、彻底的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