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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汉在自传体小说《上海》中，为郁达夫辩护，将爱情的多元论归结为“艺术家的特权”。
【婚姻】
郁达夫在日本读书时，母亲为他订下一门亲事。未婚妻孙蓝坡是乡间才女，读过一些诗词。郁原本对包办婚姻极为反感，但读到孙托人捎给他的手书密信后，称赞孙蓝坡“文字清简，已能压倒前辈老秀才矣”。
第一次与孙蓝坡见面时，郁达夫便被孙的才学所吸引，赠其名“荃”。他在给长兄郁华的信中说，孙蓝坡虽“荆钗裙布，貌颇不扬，然吐属风流，亦有可取处”。之后，二人之间书信往来，诗词唱和，互诉衷肠。郁曾将自己的诗作和孙荃的一起，署上自己的名字发表，读者竟难辨真假。
1920年暑假，郁达夫回国省亲，在双方家长的坚持下，与孙荃完婚。由于郁的坚持，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孙荃只是在夜色降临的时候，悄然乘上轿子，就算过了门。
郁达夫说孙荃是他不爱又不得不爱的女人，郁闷痛苦时，拿孙荃当出气筒，但事后又万分自责，认为孙荃是他最爱的女人。而孙荃只是默默承受，悉心照料着郁达夫。
沈宁在《一个家族记忆中的名流政要》中写过郁达夫在安庆时对孙荃的体贴：12点钟下课，半个小时后和朋友聚会吃饭，中间还要回家去看一趟太太，安庆是个山城，虽有人力车，大家都不坐。郁达夫走路很快，只要有十分钟十五分钟，他一定旋风一样回家去看看太太。
1923年，郁达夫在安定过得极不开心，他辞去教职，携妻儿来到上海。此时的郁生出归隐之心，想回富阳老家，在北城近郊动手建一间安身立命的茅屋。孙荃宽慰他说：“茅屋一座你我夫妻尽足矣！到时候采菊东篱，倒也悠然自得。过几年龙儿也长大了，溪头卧剥莲蓬，小儿无赖，大人开心。”但郭沫若知道后，劝他不可有此想法，郁心烦意乱，彻夜难眠。孙荃见他如此苦恼，考虑三天后，主动提出独自带儿子回富阳老家生活，给郁减轻经济上的压力。
到家后，孙荃写信给郁达夫报平安，说起她在半路上，有跳钱塘江自尽之心。郁看罢信，痛苦万分，跑到北京的大哥家中住了一段时间。
1926年3月，郁达夫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孙荃暂时寄住在北京长兄郁曼陀家中。孙荃在给郁的信中备述生活的艰难窘况，郁看后热泪盈眶，他立刻寄钱过去，但因为钱少，心里更生不安。长子龙儿因病夭折后，郁达夫更惦念着北京的妻子和次子，每隔七八天收不到孙荃的来信，便焦急难耐。有时想到妻儿，便伤心痛苦，有次竟然在床上一直哭到天明。
由于创造社的工作需要，郁达夫回到上海。隆冬时节，孙荃想到丈夫尚无棉衣御寒，便冒着大雪到邮局给他寄去一件皮袍子。当郁达夫取回皮袍时，心里万分感谢孙荃，想着一定要报答她。
但不多日，郁达夫便与王映霞相恋。从此，孙荃回到老家，茹素念佛诵经度日。郁达夫的长女郁黎民记得，小时候一觉醒来，往往能听到隔壁小佛堂传来母亲喃喃的诵经声和着一下一下轻敲的木鱼声。
1931年3月，郁达夫与王映霞发生矛盾，负气回到富阳老家。孙荃对郁不理不睬，郁请来岳母规劝也无济于事。孙荃将郁达夫安顿在楼下西厢房，在自己和孩子们同住的卧房门上贴上“卧室重地，闲人莫入”的字条。
但在生活上，孙荃还是对郁达夫关怀备至。“富春江的白鱼，东坞山的豆腐皮是每餐必备”，郁黎民说，离清明还有一些时日，孙荃就让人到娘家的竹园挖出尚未露尖的早笋，采摘刚刚吐出新芽的绿茶，都是为了让郁达夫尝尝鲜。
在郁黎民看来，起初母亲对父亲抱有深深的怨恨，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她由怨恨转为理解，最后转为同情，等到得知父亲殉难印尼苏门答腊的消息后，更变成了深深的悼念了”。郁达夫的侄女郁风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也提到后来孙荃慢慢抛弃了对郁达夫的怨恨，“而是饶有兴味地像谈起老朋友似的沉浸在她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里”。
郁黎民回忆，母亲曾经说过一天晚上她梦见郁达夫交给她一把韭菜，要她好生保管。孙荃对这个梦久久不能释怀，她理解“韭”是“九”的谐音，算上早夭的龙民，郁达夫一共有九个孩子，孙荃觉得这是郁达夫要她把遗留下来的所有儿女都照顾好，但她又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常常感到不安。
郁黎民发现，母亲高兴的时候总是与父亲有关。新中国成立初的一个清明节前的傍晚，富阳第一任县委书记来到家里，看到桌子上放着一盘青蒿，这是富阳的风俗，用来做清明果的。书记就问：“这也能吃？”孙荃回答：“能吃。”隔了一天，政府就送来了80斤大米，原来这位北方干部以为这一家人还在吃野菜度日。受到政府这样的礼遇，孙荃觉得这是丈夫给她的荣耀。
1952年，郁达夫被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孙荃领到了由毛泽东亲笔签名的烈属证，这让她感到无上的光荣，并且成为她晚年的精神寄托。直到1978年去世，孙荃都很少离开郁家老屋，堂屋里始终挂着郁达夫的手书对联：“绝交流俗因耽懒，出卖文章为买书。”
1927年1月14日，郁达夫在留日同学孙百刚家中邂逅了王映霞，一见倾心，立刻坠入情网，不能自拔。
王映霞比郁达夫小11岁，原名金宝琴，杭州人，因过继给外祖父王南（字二南，清末贡生，杭州文化名人）为孙女，改名王旭，字映霞。王毕业于杭州的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有“校花”之誉，为当时杭州四大美人之首。
温梓川回忆：“王映霞……号称‘杭州小姐’。身材颀长，丰满结实，肌肤白嫩，有‘荸荠白’之称。轮廓又生得非常停匀，风姿很美，双眼尤其是水汪汪的。在家里常不着袜，趿着一双珠履，脚指甲染上蔻丹，显得丰若有余，柔若无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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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追求王映霞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其中包括孙百刚、长兄郁曼陀、创造社的潘汉年、叶灵凤等人。郁曼陀多次写信告诫郁达夫，“这是要犯重婚罪的”。为了让郁死心，孙百刚等人故意想办法作弄他：郁达夫到尚贤坊会王映霞，他们便告诉郁说王到法国公园去或兆丰公园去了，让他空跑一番；或者让王关上门，不要出来，听见有人敲门也不要开门，让郁见不着她。
郁达夫的穷追不舍终于打动了王映霞，王提出了结合的条件，郁必须和孙荃离婚。郁对此颇为苦恼，但他仍每天去找王映霞。3月5日，郁、王在一家旅馆相会，从早晨聊到晚上。傍晚，又一起到屋顶乐园漫步。这天，郁达夫向王表白，王也“誓说”爱郁达夫，“之死靡他”。
1927年，郁达夫将自己的日记交北新书局出版，名曰“日记九种”。在此书中，郁详细地描述了他和王映霞从相识、相知到相爱的全过程。在日记里，郁达夫甚至连与王映霞接吻的次数、哪一次亲吻得最长都详细记载下来。
6月5日，郁达夫和王映霞在杭州宴客订婚，次年2月在上海结婚，3月迁入上海赫德路嘉禾里居住。他们本打算去东京办婚礼，但最后取消了，只在上海简单摆了两桌喜宴。研究者认为，郁达夫取消东京的婚礼的真正的原因在于郁害怕犯重婚罪，“为了达到既要向王映霞家交代‘已经结婚’，而在世人面前又是‘没有再婚’这样一种目的”。
楼适夷回忆，郁达夫婚后与王映霞常出双入对，一次，朋友看到服装华丽、风姿绰约的少妇走在街上，身边跟着蓝布长衫、弱不禁风的瘦男子，便笑话他道：“是哪个公馆里的太太，带着听差上街来了？”郁达夫听了只是幸福地笑笑。
1930年，因王映霞劝郁达夫少喝酒，郁负气返回富阳老家，王认为郁是“走了回头路”，非常生气。王的祖父王二南从杭州赶来为他们调解，最后郁达夫向王映霞写了“保证书”。之后，王二南为孙女日后考虑，让郁将自己作品的版权赠给王。之后，郁达夫请来了律师徐式昌和北新书局经理李小峰，当着众人的面，写下了一式三份的“版权赠与书”。但此事他却感到椎心之痛，二人之间遂有了裂痕。
1933年春，郁达夫决定迁居杭州，鲁迅等朋友坚决反对，鲁迅还专门写诗《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进行劝阻。但郁达夫还是把爱巢建在王映霞的故乡杭州，可谓爱屋及乌。郁为自己在杭州修筑的住宅取名为“风雨茅庐”（现为横河派出所）。此处房屋共有3间住屋2间书房，占地一亩一分四厘，共花去一万五六千元。郁达夫为此负债四千元，然而他在此居住的时间加起来尚不足一个月。这座房屋的房契写的是王映霞的名字，后被王出售。
在杭州期间，是郁达夫一生中最安稳的日子。他和王映霞有了第三个孩子，平日很少出去买醉，写写文章，逗弄小儿，有时在西湖边散步，和几个青年侃侃而谈。王映霞在邻居家打牌，到晚饭时间，郁达夫总是亲自上门去叫她吃饭。正在打牌的王看见他，几乎没有一次不骂他，轻则“你不好先吃饭吗？为啥一定要来叫人家”，重则“你好去死”，有时则骂得更难听。郁总是笑嘻嘻地站在她背后，既不反驳，也不恼怒。有人调侃他，他也笑嘻嘻地不以为意。
刘开渠说：“（郁达夫）需要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能使他坐下来一心一意进行写作，然而他的夫人王映霞却是一位喜欢热闹的女子。她喜欢参加酒宴，喜欢参加舞会。有时达夫先生因为写作关系不能陪她参加社交活动，于是她就一个人去。久而久之，不免发生了种种不愉快的纠纷。……我认为他们的志向和性格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对于达夫先生后来家庭的破裂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
周黎庵回忆，郁母做寿，郁达夫夫妇要赶回富阳做寿，王映霞要借杭州市长的汽车，郁达夫却不以为然。周认为：“从这一点上，很可看出她酷慕虚荣，因为那时的市长是周象贤，而他的汽车则是浙字第一号。”
虽然经历了多次不快，但郁达夫依旧依恋王映霞。为谋生计，他到福建投奔省政府主席陈仪。独在异乡，郁达夫倍加思念王映霞，他在日记中写道：“晚上独坐无聊，更作霞信，对她的思慕，如在初恋时期，真也不知什么原因。”
1938年7月5日，郁达夫在汉口《大公报》公然刊登一则《启事》，全文如下：“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搬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一地址。郁达夫谨启。”此处“某君”指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许绍棣。郁达夫曾闻听有关两人的传言，本就将信将疑。在福建时，郁在庙里抽得了一支怪签，上云：“寒风阵阵雨萧萧，千里行人去路遥。不是有家归未得，鸠鸣已占凤凰巢”，使他更相信了二人有染的说法。
据曹聚仁回忆，当时郁达夫夫妇住在汉口的德明旅馆，郁回到房中时，正好看见王慌慌张张将几张纸扔到痰盂中，郁捞出一看，是许绍棣写给王的信，于是二人闹翻。郁达夫很是生气，每每喝醉了酒，便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是乌龟，我是乌龟！”而后，事情闹大，蒋介石得知此事后，让陈果夫告诉许绍棣，不许许再与王有纠葛，王、许才断了关系。
郁达夫将许绍棣的信批量影印赠送友朋，声称是打官司的“凭证”。王映霞则匆忙卷带细软躲到一个律师朋友家中。郁达夫请过郭沫若来查看现场，并在报上刊登启事，致电浙江省军政府，吁请查找王映霞。
后经友人调解，1938年7月9日，郁达夫与王映霞签订《协议书》，双方“和解”。7月10日，郁达夫在《大公报》又登出《道歉启事》，公开向王道歉。王映霞则给郁达夫写了一张字据，承诺“今后当绝对与许君断绝往来，夫妇共同努力于圆满家庭生活之创造”。此字据收录于德国马汉茂辑《给郁达夫的信》中，但王映霞在《自传》中坚决否认写过这张字据。
郁达夫在一封给王映霞的信中说，一次坐车经过樟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