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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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 第1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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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幢闳绱耍m拒绝申请美国绿卡。唐德刚回忆:“记得有一次我开车去接他,但是电话内我们未说清楚,他等错了街口。最后我总算把他找到了。可是当我在车内已看到他,他还未看到我之时,他在街上东张西望的样子,真是‘惶惶如丧家之犬’。等他看见我的车子时,那份喜悦之情,真像三岁孩子一样的天真。”

1956年秋,胡適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客座教授一学期。张充和回忆:“我在图书馆做事,图书馆里的人不知道什么胡適不胡適啦,叫他填表,他从来不会填表,以前他要什么书,都是学生送到他家里去的。他填不好表,我看见了,就请他坐在一个桌子旁,问他要什么书。他要什么,我给他拿。”

胡適晚年在美国,常去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看中文报纸,看得极为仔细,连副刊都不放过,夏志清说,胡此举“比他太太靠打牌消磨岁月,实在好不了多少”。唐德刚亦曾感慨:“胡適之的确把哥大看成北大,但哥大并没有把胡適看成胡適啊!”

在美国,胡適的住处治安不好,常有小偷光顾。江冬秀日以继夜地打麻将,胡適并不制止,因为家中客人来来往往可以让小偷止步。他也乐于和唐德刚等年轻的留学生来往,他们的来访不仅可以防盗,而且也为雇不起用人的胡氏夫妇充当免费司机和搬运工。在美国时,胡適曾不止一次声调凄凉地告诫唐德刚:“年轻时要注意多留点积蓄!”

1957年春天,胡適在纽约因胃溃疡大手术之后,立下了英文遗嘱,幻想“光复大陆后,北大成为自由大学时”,他留在北平的102箱书捐给北大。他此刻已感觉到,今生今世是不可能再回祖国大陆了。

是年11月初,赵元任听说“中央研究院”欲聘胡適为院长,便打电话劝胡適应允。因为此前胡適曾对他说:“我老了,已到了退休年纪,我有一点小积蓄,在美国只够吃两三年,在台北或台中可以够我坐吃十年而有余。”

胡適在美国收入日绌。他坚持著述有论必有据的原则,他对唐德刚说:“人家都以为我胡適写文章,总是下笔千言,一挥而就。其实我写起文章来是极慢极慢的。”吴国祯一次对唐说,胡適之一定要回台湾。唐问何以见得,吴答:“他告诉我他一篇讲演稿子要写两三个礼拜,他如何能在美国谋生?”而彼时吴在美国正以讲演谋生。

记者常君胜在《三十年前“夜访胡適谈三事”追记》一文中写道,雷震案发生后,他去采访胡適,他问道:“如果军法复判局传胡先生出庭,你愿不愿意去作雷震的‘品格证人’?”胡適两眼瞪着常,没有立即回答,半分钟后,一拍桌子,严肃地说:“我愿意出庭做证!”接着,胡適又激动起来:“十一年来,雷震办《自由中国》,成为言论自由的象征,现在不料换来的是十年的坐监,这……”说到这里,又重重一拍桌子:“是很不公平的!”常君胜的报道很快刊发,他听小道消息说,蒋介石看到这篇特稿后,气得拍桌子说:“胡適之竟要出庭给雷震做证!”

报道见报后,时任“行政院秘书长”的陈雪屏对报社的发行人余纪忠说,雷震案发生后,胡適启程回台湾,他们“怕胡先生回国时心情激动,会说出些不中听的话,才特别推毛子水先往东京等候,和胡先生同机返台,途中将最新情况恳切说明,最重要一点是无论如何不要接见记者,发表任何谈话”。他们这样做,是“想让事情冷一冷,等老先生(指蒋介石)气平下来,再相机进言,雷儆寰也许可以早点出狱”。胡適本已答应,“都是你们那个常某某,一再用各种问题刺激胡先生发了脾气,我们在一旁听得很清楚,话既出口,着急也没有用”。“现情形弄得很僵,胡先生请见总统久无下文,辞公(陈诚)、岳公(张群)都不敢进言,营救雷震的事恐怕更难了!”

董桥曾撰文说明胡適为什么不去狱中探望雷震:“事过四十多年,郭际冈信上说,胡適太了解蒋介石的个性了,他知道只要他到监狱去探望雷震,蒋介石肯定会对雷先生采取更严厉的报复,连家人可能都遭殃。”

1959年,胡適在日本东京接受记者司马桑敦采访时,曾有一段分析大陆学者吴虞的话:“在五四运动前后,他被指为左派,后来变为中间偏左,而逐渐地中间偏右,现在则成了右派,左右挨打,站在夹击的中间了。”他对吴虞这段评说,更像其夫子自道。

在台湾,胡適度过了人生的最后4年,也是他被四面夹击的4年。他与时代的摩擦达到了高峰。他为自由而去,但在台湾他依旧没有得到“自由”。他甚至对朋友叹息说:“宁不自由,也就自由了。”

【逸事】

一次,少年胡適和外甥章砚香途经中屯的三门亭,他指着神像怂恿外甥道:“这里没有人看见,我们把这几个烂泥菩萨拆下来抛到茅厕里去,好吗?”胡適的一席话吓坏了比他大几岁的外甥,随行护送他们的章家长工也慌忙阻拦,胡这才作罢。晚上,胡適吃饭喝多了酒,大喊大叫起来,章家长工便将路上之事告诉胡母,说可能是神道怪罪,胡母便惊慌起来。而胡听了长工的话,怕因醉酒被母亲责罚,灵机一动,真如鬼神附体一般,愈加闹得厉害了。母亲慌忙焚香祷告许愿,后来胡疲倦了,才不知不觉睡着了。一个月后,母亲让舅舅带着胡適到庙里谢神还愿,胡適只好老实跟着去了。这件事,胡適直到1917年留学归国回家时,才向母亲坦白。

清末民初,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开始注重西方文化思想的译介,如严复译的《天演论》等。原名胡洪骍的胡適,由其二哥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取“适”字做了表字,并用“胡適”做笔名。

孙中山号称“孙大炮”,胡適以为,孙只是一个能说会道,肚中空空的家伙。一次,胡去孙处拜访,见其书架、床上、桌上都是书,便怀疑其有没有看过,随手抽出一本来,发现上面每页都圈圈点点。他又连续翻了好几本,每本都如是。胡適这才对孙十分佩服,说:“孙文可是一门不能轻视的实炮。”

1919年10月,胡適到山西大学演讲,对山西军阀的愚民政策和专横进行了批评。山西大学学生听罢大为兴奋,向胡提出要转学到北大。时国立大学可以相互转学,胡適同意了他们的请求,结果山大有一半学生转入北大。阎锡山因此对胡適意见颇大,20年后还念念不忘,屡屡对胡適提及。

太原有两座碑,一座碑上刻有一千字,人人都须认识,另一座刻有八百字,山西人必须认识。胡適不认识上面的一个“崞”(音郭,山西的一个县名),于是胡適不认识“崞”字的消息便就此传开了。

30年代在北平,胡適的书大概有20架,他记性很好,能记住每本书的摆放位置。他不用卡片,看过的书中凡有用的地方,用红、黄、蓝三色纸条夹在里面,需要用时,一翻就得。1934年,罗尔纲写《水浒传与天地会》一文,送去请胡適看,胡抽出《大清律例》中的一册,翻开蓝纸条夹的地方,指着一条史料让罗加上。胡適从未研究过天地会,翻阅《大清律例》是为研究《红楼梦》,且已经过了十几年,还能清楚地记得,罗尔纲只能慨叹胡的天赋卓绝。

胡適主张“无后”,有了儿子祖望后,最初他对儿子并不太在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祖望父爱日浓。其侄胡思永曾写信给江冬秀道:“四叔现在很爱祖弟了,这很好。以前呢?不许思祖上床睡。现在呢?回家不管什么事忙,先要抱儿子起,究竟还是儿子好。”

李石曾爱吃大蒜,身边时常携带大蒜。一天,李到胡適家中拜访,不一会儿,江冬秀便对胡適说:“适之,你不是有约会吗?”胡適不明所以,继续和李聊天。结果,江一会儿又催道:“你的约会时间快到了。”李这才告辞。李走后,江冬秀说:“他的大蒜气味这么重,你怎么忍得住?”接着打开门窗通风,又用香把屋子熏了一遍。

温源宁这样描写胡適:“四十出头了,胡博士还显得很年轻。脸刮得挺像样,衣服穿得挺像样,他真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头发漆黑,不见二毛;前额突出,跟奥古斯都大帝相似;一双坦率的大眼;两片灵活的嘴唇,显得能言善辩;面色红润,却不是由学者的‘生活朴素,思想高超’而来,也不是由俗人的‘饮食丰美,生活放荡’而来。中等身材,十分匀称,一举一动,轻快自如。从外表看来,胡博士是由俗人变为学者,而不是由学者变为俗人。”

黄伯易在暑期学校的欢迎大会上见到了梁启超、胡適等人。会后,同学们在食堂对大师们的仪表品头论足。有人说想不到杜威不过是一个瘦老头,并给江亢虎的高和胡適的矬起了外号,说胡適不像一个学者,倒像花牌楼的商人。

郭沫若回忆:“我那时候也在吸香烟,在电风扇之下擦了几根火柴都不能擦燃。博士把火柴匣接过去,顺手又取了一个酒杯来打横,把左手的拇指和无名指挟着酒杯边,食指和中指挟着火柴匣,那样酒杯便成了一个玻璃罩,火柴也就擦燃了。他向我笑了一下,我也着实地佩服着他:毕竟不愧是我们的博士!”

1933年,胡適应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邀请到武大演讲,同行的还有杨振声(字金甫)、唐钺等人。此行王还为几人安排了一场特殊的“考试”,请他们到幼儿园和孩子们进行交流。孩子们虽然可以听懂胡適说的故事,但却不大明白故事的含义,胡適大为感慨:“只有杨金甫说的故事,是全体小主人都听得懂,又都喜欢听的。这方面,我实在不如金甫。”

胡適曾与樊弘因“在历史上民变从未成功”的论题发生激烈争辩,最后胡词穷,说道:“我比你书读得多,你是学经济的,你知道什么政治?”

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引用了威廉·莫瑞森的话,大家都不知道莫氏为何许人也。后来,胡適发现莫氏为加州的一位不知名的牙医,他对一位美国朋友谈及此事。这位朋友正好认识莫瑞森,便将此事告诉了莫氏,莫氏听后,找到国民党纽约支部,加入了国民党。

胡適有个口头禅是“我们安徽”,对于家乡的一切,总是无比自豪。他常说徽州人常聚族而居,姓胡的、姓汪的、姓程的、姓吴的、姓叶的,大概都是徽州,或是源出于徽州。他问过汪精卫、叶恭绰,二人都承认祖上是在徽州。罗隆基调侃说:“胡先生,如果再扩大研究下去,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起源于徽州了。”说罢,相与拊掌大笑。

梁实秋的妻子程季淑祖籍绩溪,如果胡適宴客,梁实秋在座,而座中恰巧有徽州客人,胡必这样向客人介绍梁:“这是梁某某,我们绩溪的女婿,半个徽州人。”

赵元任和杨步伟去安徽旅游,顺便去了胡適的家乡。事后,杨步伟和赵元任写信给胡適说:“你们有这种好风水的地方,所以才出了你这个人。”胡適回信说:“韵卿(杨步伟字韵卿),我要接吻你一百次,谢谢你。”

胡適酒量不大,但好饮。一次,朋友结婚,请胡为其证婚。宴席每桌只备了一壶酒,不到一巡即告罄。胡大呼添酒,侍者表示为难。主人连忙解释,说新娘是节酒会的会员。胡从怀里掏出现洋一元交付侍者说:“不干新郎新娘的事,这是我们几个朋友今天高兴,要再喝几杯。赶快拿酒来。”主人无可奈何,只好添酒。

丁文江曾从胡適的《尝试集》中挑出胡的戒酒诗:“少年恨污俗,反与污俗偶。自视六尺躯,不值一杯酒。倘非朋友力,吾醉死已久。”请梁启超题在扇面上送与胡適,劝其戒酒。胡大为感动。

夫人江冬秀为使胡適戒酒,在其四十岁生日时,送上一枚刻有“止酉”二字的金戒指,其实江的本意是“止酒”,这让前来贺寿的朋友们大笑不止。一次,路过青岛,梁实秋等人呼朋豪饮,胡適赶紧取出戒指戴在手上,表示免战。

一次,胡適、胡政之、胡建中、胡次威同在庐山会前闲谈,蒋百里见后大叫道:“幸只四胡,否则我国就危险了。”大家不解,他笑指四人道:“若多一胡,岂不成了‘五胡乱华’,那还得了!”

胡適喜欢吃肥猪肉,每次《独立评论》同人开会前聚餐,与会者都会把肥肉留给他,让他吃个痛快。

民国时期,官员、文人搓麻成风,胡適在《麻将》一文中痛斥麻将的祸害,他说:“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到哪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吗?……只有咱们这种不长进的民族以‘闲’为幸福,以‘消闲’为急务,男人以打麻将为‘消闲’,女人以打麻将为家常,老太婆以打麻将为下半生的大事业!”他把麻将与鸦片、八股、小脚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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