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也看了附录中毕约克和泰勒波利安医师的来往信函，并记下报告中每个需要查证的姓名与事件。两小时后，她起身到咖啡机旁再倒一杯咖啡。离开办公室时顺手将门锁上，这是国安局内的惯例。
她第一个查的是档案文号。她打电话到档案室，对方回答找不到这个文号的报告。接下来是查询媒体档案，结果好一点。一九九一年关键的那一天，有几份晚报和一份早报报道有一人在伦达路的车辆起火案中受重伤。该起意外的受害者是一名中年男子，但未提姓名。有一份晚报写道，根据目击证人指称，那是一个年轻女孩蓄意纵火引发的事故。
撰写报告的毕约克真有其人，是移民组的资深官员，最近请病假，前不久才过世，是自杀身亡。
人事部并不知道一九九一年毕约克在做些什么，档案盖上“极机密”章，即使对国安局其他同仁也不例外。这也是惯例。
此外倒是很轻易便证实，一九九一年时莎兰德和母亲与孪生妹妹同住在伦达路，接下来两年则住进圣史蒂芬儿童精神病院。至少在这些部分，档案与报告的内容吻合。
如今已是知名精神科医生并经常上电视的泰勒波利安，一九九一年在圣史蒂芬工作，目前是院内的资深医生。
费格劳拉随后打电话给人事部副主任。
“我们宪法保障组正在做一项分析，需要评估某个人的可信度和一般精神状况。我想征询某个可以处理机密信息的精神科医生或其他专家，有人向我提到彼得·泰勒波利安医师，我想知道能不能雇用他。”
过了一会儿才得到响应。
“泰勒波利安医师已经为国安局做过几次外部咨询工作。他已经通过安全调查，你可以不太深入地和他讨论机密信息。不过在找他之前，你得按程序来，你的上司必须先批准，然后正式提出申请让你能和泰勒波利安医师接触。”
她的心往下一沉。她刚刚证实了一件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的事。泰勒波利安确实和国安局有往来。
她放下报告，把注意力转移到艾柯林特交给她的其他信息上。她仔细检视照片中那两人，据说他们在五月一日跟踪布隆维斯特离开科帕小馆。
照片中灰色沃尔沃的车牌清晰可见，查阅监理所的资料发现车主叫约朗·莫天森。接着又从国安局人事部获得证实，此人是局里的员工。她的心沉得更深。
莫天森属于贴身护卫组，是个保镖，也是在正式场合上负责首相安全的几名警官之一。过去这几星期，他出借给反间组，请假时间从四月十日开始，札拉千科和莎兰德住进索格恩斯卡医院之后几天。不过这种暂时性的职务调派并不罕见，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弥补人手不足的缺憾。
接下来费格劳拉打给反间组副组长，她认识这个人，之前短期待在反间组时也曾在他手下工作。请问莫天森在忙什么重要的事吗？能不能借用他替宪法保障组做一项调查？
反间组副组长十分困惑。费格劳拉巡官肯定弄错了，莫天森并未被调到反间组。抱歉。
费格劳拉瞪着话筒呆愣了两分钟。贴身护卫组以为莫天森出借到反间组，反间组却说他们绝对没有借用他。像这样的调派必须由秘书长批准。她正想拿起电话打过去，又及时缩手。如果贴身护卫组出借了莫天森，就表示秘书长肯定批准了。但莫天森不在反间组，秘书长一定知道。假如莫天森出借给某个跟踪记者的部门，秘书长想必也知情。
艾柯林特告诉过她：不许泛起涟漪。向秘书长提起此事，恐怕是朝水塘里丢一块大石头。
爱莉卡坐在玻璃笼里的办公桌前。此时是星期一上午十点半，她刚从休息室的咖啡机倒了杯咖啡，现在的她太需要了。工作日一开始的数小时全被会议占满，最早的一场十五分钟，由副主编弗德列森报告这一天的大概行程。由于对霍姆失去信心，她愈来愈倚赖弗德列森的判断。
第二场是和董事长博舍、报社财务总监克利斯特·赛尔伯、预算主任乌夫·弗洛丁的一小时会议，讨论广告萧条与零售量欲振乏力的问题。预算主任与财务总监都决定要削减报社的一般开支。
“今年多亏广告量些微上扬，加上两名高薪的资深员工在年初退休，才勉强撑过第一季。那两个职缺还没有递补。”弗洛丁说：“这一季结算很可能会出现小小赤字。不过免费报纸《都会报》和《斯德哥尔摩城市报》正在抢我们在斯德哥尔摩的广告收入，我预料第三季会损失惨重。”
“那我们应该如何因对？”博舍问道。
“唯一的选择就是削减预算。我们从二〇〇二年起没有解聘过任何人。但在今年底之前，必须裁掉十个人。”
“哪些职位的人？”爱莉卡问。
“我们得采取‘刮干酪’原则，这里刮掉一点、那里刮掉一点。体育版目前有六个半的职位，应该缩减为五个全职。”
“据我所知，体育版已经应付不过来了。你现在的提议等于要我们删减体育版面。”
弗洛丁耸耸肩。“我很乐意听听其他的建议。”
“我没有更好的建议，但有个原则：如果裁员，就得发行较小的报纸，如果发行较小的报纸，读者人数将会减少，广告商的数量也一样。”
“恶性循环。”赛尔伯说。
“我受聘就是为了扭转这个下滑的趋势。”爱莉卡说：“我认为我的职责是采取激烈的手段改变报纸风格，让它更吸引读者。如果要裁员，我就做不到。”她转向博舍说道：“报社还能流多少血？我们还能再承受多大的损失？”
博舍撅起嘴来。“打从九十年代初开始，《瑞典摩根邮报》已经吃掉很多老本，我们的股票行情比起十年前掉了差不多三十个百分比。这些资金大多是用来投资IT的，各项支出也很可观。”
“我听说《瑞典摩根邮报》发展出自己的文字编辑系统AXT，那花了多少钱？”
“开发经费大约五百万克朗。”
“为什么报社要自找麻烦开发自己的软件呢？市面上本来就有不贵的商用程序。”
“这个嘛，爱莉卡……也许真是如此。是我们前任的IT主任大力鼓吹的。他说长期下来会比较便宜，而且我们也可以卖使用权给其他报社。”
“有人买吗？”
“其实是有的，挪威一家地方报社买了。”
“结果呢，”爱莉卡冷冷地说：“我们还坐在这里用五六年前的旧电脑……”
“明年绝不可能花钱买新电脑。”弗洛丁说。
讨论就这样一来一往。爱莉卡发现自己每次抗议都会被弗洛丁和赛尔伯给驳回。对他们而言，删减预算是最重要的，从预算主任和财务总监的立场来说当然可以理解，但她这位新上任的总编辑却无法接受。最令她气恼的是她一发表意见，他们便带着施恩般的笑容加以打发，让她自觉像个在接受随堂测验的青少年。虽然没有说出任何不恰当的言词，他们对她的态度却古板得近乎可笑。小姑娘，你那漂亮的脑袋不应该烦恼复杂的事情。
博舍的帮助不大。他只是在一旁观望，让其他与会者尽情发言，不过他并没有给她同样高高在上的感觉。
她叹了口气，打开电脑收信，有十九封新邮件，其中四封是垃圾邮件，想向她推销威而钢；“和网络上最性感的罗莉塔”进行网爱，每分钟只要四美元；“兽交，全宇宙最刺激的人马交”；以及订阅裸体时尚电子报fashion。nu。这些垃圾潮从未消退过，不管她试了多少方法还是阻挡不了。另外七封是那些所谓的“尼日利亚诈骗信件”，诸如阿布扎比某家银行前总裁的遗孀愿意给她一大笔钱，只要她赞助一点点资本金之类的骗术。
另外有上午备忘录、午休时间备忘录，有三封是弗德列森写来报告当天头条新闻的最新进展、一封是会计师写来想和她碰面讨论她从《千禧年》跳槽到《瑞典摩根邮报》后薪资的变动，还有一封是牙医告知她每季定期检查的预约日期。她查看完日程表后，马上发现那天不行，因为已经预定要开一个重大编辑会议。
接着她打开最后一封信，寄件人是，主旨栏写着“致：总编辑”。她缓缓放下咖啡杯。
臭婊子！你以为你是谁呀贱货。别以为你能来这里作威作福。有人会拿螺丝起子插你的屄，贱人！你最好快点消失。
爱莉卡抬起头以目光搜寻新闻主编霍姆。他不在位子上，也没看见他在编辑室。她看了寄件人，然后拿起电话拨给IT经理彼得·佛莱明。
“早啊，彼得。是谁在用的账号？”
“这不是报社里的有效账号。”
“我刚刚收到这个账号寄来的一封邮件。”
“是假造的。邮件里有没有病毒？”
“不知道，至少防毒软件没有反应。”
“那就好。这个地址并不存在，不过要假造一个看似正常的地址非常简单。网络上有些网站可以让人发送匿名邮件。”
“这种邮件有可能追踪吗？”
“几乎不可能，就算这个人笨到用自家的电脑发送也一样。你也许可以借由IP地址追踪到服务器，但如果他用的是热邮之类的账号，追踪也不会成功。”
爱莉卡向他道谢后，自己沉思了一会儿。她不是第一次收到疯子寄来的恐吓邮件或信息，这一封却明显针对她总编辑的新工作，不知道是不是哪个神经病读到她和莫兰德的死有关的新闻，或者发件人就在这栋大楼里。
费格劳拉绞尽脑汁地思考该如何处理古尔博。在宪法保障组有一个好处，只要是瑞典境内可能与种族歧视或政治有关的犯罪案件，她几乎都有权取得警察报告。严格说来，札拉千科是移民，她的职责也包括追查国外出生者所遭受的暴力，以确认该罪行是否涉及种族歧视。因此，她有权介入调查札拉千科命案，查明已知的凶手古尔博是否与任何种族主义组织有关联，又或者有没有人听到他行凶时说出种族歧视的话。她调阅报告，看到写给司法部部长的那些信，发现除了诽谤与人身攻击之外还有亲黑鬼与卖国贼等字眼。
这时已经下午五点。费格劳拉将所有数据锁进保险箱、电脑关机、冲洗咖啡杯后，打卡下班。她快步走到一间位于圣艾瑞克广场的健身中心，花了一小时做一些简单的肌力训练。
结束后，她回到彭通涅街的一房一厅公寓，冲了个澡，吃了一顿时间稍晚却十分丰盛的晚餐。她本想打电话找住在同一条街隔三个路口的丹尼耶·莫格兰。他是木工师傅兼健身教练，已经断断续续当了她三年的健身伙伴。最近几个月他们之间也发生过纯友谊的性爱关系。
对她来说，做爱几乎就像在健身房剧烈运动一样令人满足，但是身为三十来岁，不，应该说将近四十的熟女，费格劳拉开始想到也许应该物色一个稳定的伴侣，作更长远的生活安排。甚至也许该生孩子。但不是和莫格兰。
最后她确定今晚谁都不想见，便拿了一本古代史上床。
第十三章
五月十七日星期二
星期二早上，费格劳拉在六点十分醒来，沿着梅拉斯特兰北路慢跑一大段路后，回家冲澡，八点十分来到警察总局打卡上班。她已备妥备忘录，写下前一天作出的结论。
九点，艾柯林特来了，她先等他处理信件，二十分钟后才去敲门。他读完她的四页报告后，最后，抬起头来。
他说了一句：“秘书长。”
“他肯定批准了莫天森外借，所以尽管贴身护卫组说莫天森在反间组，他也一定知道他不在那里。”
艾柯林特摘下眼镜，用纸巾仔仔细细地擦拭。他和秘书长艾伯特·申克曾在聚会与内部会议上见过无数次面，但称不上熟识。申克个子矮小，一头稀疏的淡红金发，如今身材已胖了不少。他年约五十五，在国安局至少待了二十五年，也可能更久。他担任秘书长已经十年，在此之前是副秘书长。艾柯林特觉得他这个人沉默寡言，必要时却也能心狠手辣。他不知道他闲暇时做些什么，但记得有一次在警局车库看见他身穿休闲服，肩上背着高尔夫球袋。还有一次在歌剧院与他不期而遇。
“我忽然想到一件事。”费格劳拉说。
“什么事？”
“古尔博。他在四十年代服役，后来成了会计师之类的，到了五十年代却人间蒸发了。”
“所以呢？”
“我们昨天谈的时候，好像把他当成某种职业杀手。”
“听起来很牵强，这我知道，但是……”
“我想到的是关于他的背景太少，几乎就像烟幕一样。五六十年代期间，国安局和军情局都在外部设立了掩护用的公司。”
“我很好奇你是什么时候想到的。”艾柯林特说。
“我想申请许可，看看五十年代的个人资料。”费格劳拉说。
“不行，”艾柯林特摇头否决。“要看档案就得经过秘书长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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