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摇晃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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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摇晃的中国- 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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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党人的首义】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被后人称为“首义”,即首场起义的意思。直到今天,武昌城头还动不动就挂出“发扬首义精神”的横幅,吓煞个人。作为常识,人们都知道武昌的首义,是革命党人的事,但事实上,这个首义也有立宪党人的参与。如果没有立宪党人,武昌的首义能不能成功,其实很难说。

立宪党人,是改良派。各地的咨议局、朝廷里资政院的议员,基本上都是他们包办了。对于清朝政府,理论上说,他们是帮忙而非造反的。清朝新政,立宪党人的确在帮忙,推着政府走,想早点把政府推到立宪上去。但是推到辛亥年,哥儿几个推不动了。三次请愿,喊破了喉咙,才换来立宪时间缩短三年。要知道,这些老大不小的绅士,不是中学生,搞一次请愿很容易。请愿不成,光丢人就丢不起。不仅推不动,而且满人亲贵还要收权,把地方的权力收到中央,把汉人的权力收到满人手里。争取立宪,士绅们原本是要跟满人分享更多的权力,没想到想分的没分到,自己有的,人家还要夺走。如果说,朝廷从地方收回路矿权之举,已经让这些绅士怒不可遏了,那皇族内阁的出台,则令他们彻底失望,从头顶凉到了脚底。武昌起义发生之前,汤化龙还进京力争路权,但是没有结果,起义爆发时,正在家里生闷气呢。

历史总是喜欢凑热闹,就在立宪党人心里哇凉哇凉的当口,一群新军士兵,一哄而起,革命了。但是,占领了武昌城的士兵们,群龙无首,无奈把个黎元洪拖出来当头,却是一个一言不发的“菩萨”。湖广总督瑞澂还在江边的楚豫舰上,统制张彪还带着兵,在城外扎营。如果援兵到了,肯定会反扑过来。一群没有首领的士兵,起哄可以,真的打仗,确有麻烦。革命党人的首领,在事发之前,死的死,逃的逃,根本指望不上。这个时候,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登台了,严格地说,在起义发生的第二天早晨,他就到了。那天,汤化龙住在家里,人们奔咨议局没找到他,大家正在慌乱,汤化龙自己来了,很爽快地答应出面参与组织政府,担任政事部长,实际上担负了新政府除军事之外的全部运作。也有人说,汤化龙是听了儿女亲家胡瑞霖的劝,才答应出山的。

汤化龙是标准的新政时代的名绅,中过进士,在日本留过学,在立宪请愿运动中,是一个核心人士。在名绅如云的湖北,能做到谘议局议长,绝非常人一个。跟绝大多数立宪派领袖一样,他对于清廷拒不立宪,搞皇族内阁,特别是收回路矿权,十分愤怒,武昌起义前夕,他还在为四川保路之事奔走,刚刚回到武汉。革命后的这次出山,固然是应起义士兵之请,但被请来的汤化龙,却十分积极。当天开会商议,他即出主意让革命军通电各省,把消息传出去,请各地响应,免得武昌一地孤军奋战。也正由于他的多次规劝,黎元洪才从黎菩萨变成了黎都督。黎都督开始视事,果然出手不凡,革命军打跑了张彪,击走了楚豫舰。等到清朝的海军舰队杀过来,由于黎元洪出身北洋海军,领军的海军大臣萨镇冰是他的老师。黎元洪写信给萨镇冰,附上礼物,由另一位立宪党人李国镛托关系带上军舰。萨镇冰收了信,退了礼物,却趋于中立。汤化龙的弟弟汤芗铭,也在海军舰队里任事,在萨镇冰身边做参谋。汤化龙通过汤芗铭,也做了不少工作。等到北洋军南下,在武汉三镇与革命军交战的时候,海军反而站在“叛匪”一边打清军。要知道,黎元洪的投入,是革命士兵一直以他的名义出布告,等于替他纳了投名状,不由得他不从。但是汤化龙的反正,却是主动的。在当时,一个进士出身的咨议局议长,在那个年月,干这种杀头灭族的事,毕竟是要有障碍的,但是,他干了。

立宪党人掺和首义,有三件事帮忙最大。一个是这些大绅商的参与,让在汉口的西方人觉得此番革命,不是底层作乱,同时利用他们跟汉口西方领事的良好关系,运作各国领事宣布承认革命军为交战的一方,而他们中立。等于是跟清政府有正式外交关系国家,公然承认清朝内部的叛军跟清政府有同等的地位。这对于焦头烂额的清政府来说,无疑雪上加霜。另一个是汤化龙亲自起草的起义通电,劈头就痛批满人亲贵,独揽大权,摒弃汉人,一下子点到了各地立宪党人的痛处,再不作为,对不起自己。于是,接下来的各省响应,成了革命党和立宪党人的合奏。几乎每个省的独立,都有立宪党人的身影。某些重要的省份,如浙江和江苏,立宪党人还是当家主事的。那里的名绅张謇和汤寿潜,跟汤化龙一样,对满人亲贵的倒行逆施,有切肤之痛。三是汤化龙掌握的汉口商团,马上投入维持秩序,这么大的武汉,如果起义过后仅凭不足四千革命士兵,根本无法控制。

立宪党人的参与,使得革命变得容易了许多,也温和了许多。原本这些立宪党人,就是地方实力派,在地方根深叶茂。跟地方官以及不怎么革命的旧式巡防营都有关系,面子极大,由他们出面游说,不管对方答应与否,都不会被绑了推出去砍头。三说两劝,从了的相当多,实在不从,也顶多离任出走,罕有领兵反抗的。以至于很多地方,革命几乎成了茶杯里的风暴,匕鬯不惊。老百姓一觉醒来,发现唯一的变化是衙门挂起了白旗。江苏省会苏州反正之后,由于连一枪都没放,为了表示革命必须有破坏,由巡抚改都督的程德全,下令拿大竹竿子挑去了巡抚衙门屋檐的几片瓦。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只要没有发生战事,基本上商旅不惊,老百姓该怎么过日子,还怎样过。老百姓唯一感到困扰的是,听人说皇帝没有了。至于外国人,即使待在战区都没事,无论清兵还民军,碰到外国人住宅就绕着走。

当然,立宪党人虽然掺和了革命,是因为他们痛恨满人亲贵,但是,即便如此,第一枪他们是绝对不敢放的。有人放了第一枪,他们就敢走第二步。就像汤化龙和李国镛,走的很坚定,即使北洋军攻势猛烈,下了汉口和汉阳,也没有退出不干的意思。

【市民的武昌起义】

西方社会的市民(citizen),在现代社会,是个很光明的形象。按照西方的理论,现代的西方社会体系,是由市民社会(civilsociety)发展而来的。但是,古代的中国,市民可不怎么正面。由于文化是农村主导的,所以,市民往往意味着没什么文化,不诚实,滑头。市民不仅意味着大小商人,还意味着名声不佳的车、船、店、脚、牙,以及官府的衙役。这些人,相对于农民,往往就意味着坑蒙拐骗。尽管这种坏名声往往是被妖魔化的,但却主导着人们的印象。要做大事,没人信得过市民,直到曾国藩练湘军,还依旧恪守不要城里人的原则。

然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现代化努力,在中国的开放口岸城市,老的市民还在,但是新的市民,比如工人、机师、记者、医生、买办也出现了。发生武昌起义的武汉,就是这样一个口岸城市。作为九省通衢的枢纽,当年的武汉,商路北至俄罗斯,南及广州,西到重庆,东达上海,相当繁荣。加上清朝国家办的巨型工厂汉阳铁厂和兵工厂,都在武汉,所以,这个城市的新市民颇具规模,老市民也没有因新市民的出现而减少。随着市场的扩大,商业的繁荣,清朝原来街坊保甲式的管理方式逐渐失效。各个街道的商户和居民,仿造租界,自发组成了保安会,负责消防救火和治安。保安会的会长,均为较大的商铺老板,会员则由店伙和学徒以及居民义务充任。但需要购置的救火器材,则由各商户分摊。每个保安会还出若干“民警”,协助警察巡街。后来,在各街道保安会的基础上,在城里的立宪派士绅领袖汤化龙的倡导下,各街道的保安会联合组成“汉口各团体联合会”,作为市民的自治组织。这个联合会的核心,是汤化龙联合一些商界头面人物组织的银行研究会。

在汤化龙主导了联合会之后,这个留学过日本的名绅,开始着手整顿各个保安会,给会员统一配备服装,像军装似的。让这些分散的店员、学徒和工人,定期接受教育,加以训练,在社会上宣传保安会维持治安,消防救火的意义,同时,为原来就有的消防组织,添置设备,真的有了火情,出动消防队灭火。同时,汤化龙利用他的地位,多方周旋,请求湖广总督瑞澂批准,联合会购置了两千支德国毛瑟枪(放着便宜的汉阳造不买,估计是没看上),子弹数万发。聘请一些军校出身的军官,到各保安会做军事教官,钱给的比军队里的军官还要多。每天清晨操练两个小时,还定期打靶,实弹射击。每个保安会,差不多有一个排的兵力,整个联合会,几千人的队伍。时常让会员们身着军服,扛着枪,奏着鼓乐,列队行进在街上。让这些学徒、店员感到倍儿有面子。在汤化龙做了湖北谘议局的议长之后,他还发动联合会,组织了立宪请愿游行。几千人整齐列队,一个保安会一色旗帜,到总督衙门请愿。

在很多材料上我们都看到,武汉的市民,很欢迎起义,送饭送水的。但实际上,市民对于起义,并不仅仅限于表示支持,他们也参加了起义。起义突然爆发,一夜之间政权易帜,却没有发生大大乱,很关键的是因为汤化龙进了军政府,各个保安会在士绅的协调下,马上变成保安队,戴上红字袖标,并补充了武器,出来维持地面,帮助搜查残敌,弹压不法。海关的报告说,商界领袖在维持汉口的市场,革命军和市民一同维持秩序,发现有抢劫者,就开枪或刺刀对付。“各阶层的人民用各种方式表示对革命军的同情”,当然不仅仅是同情。甚至,这些商团会员还直接参战,在反攻三道桥的战斗中,据说保安会的武装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革命军大部分都是临时扩充的,大批的新兵,有的上了战场就晕,连如何装弹、放枪都不会。保安会的会员毕竟受过一年多的训练,实弹演练也来过,无论如何,都比那些新兵蛋子强些。只是这些保安会的会员都是有工作的,打一仗两仗热闹热闹,大部分人就回家了,只有少数人投军继续作战。从这个意义上说,市民也参加了武昌起义。当然,他们的上海同道,干得更猛,进攻制造局的主力,就是上海商团。

我们知道,武昌起义的成功,跟立宪派对朝廷失望,转而支持革命有莫大的关系。汤化龙就是一个典型,这个进士出身,位至一省谘议局议长的大牌士绅,居然在起义发生之后,马上就投身进去,甘冒杀头灭门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起义发生之前,他对朝廷收回路权,搞皇族内阁凉透了心。领袖的失望,追随者更失望。像上海、武汉这种通商口岸的市民,得风气之先,无论支持革命还是支持立宪,都希望中国的制度向西方的方向变。当大家都认为朝廷搞假立宪,把权都揽在自己手里的时候,作为小人物的立宪追随者,其悲观绝望,肯定要比他们的领袖更甚。所以,我们看到,凡是革命发生的通商口岸,市民们对革命都比较热情。上海的市民,甚至不能容忍报馆报道革命失利的消息,谁报道,就砸谁家的玻璃。但是,在内地,则醉心革命的则是会党群众,农民和商人都很漠然。

【荫昌督战记】

辛亥革命能够成功,大清王朝倒台,从满人方面考虑,在军事上,有两个人当是祸首,一个是瑞澂,一个是荫昌。清朝最后三年,当家的亲贵朝廷,不分青红皂白把权往满人手里搂,无奈满人将帅真是没用,纵使大权在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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