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通道，西宁－格尔木－若羌－库尔勒铁路的重要结点。
目前，草地退化、沙化，土地荒漠化已向塔里木河中游蔓延，尉犁县著名的洛乎克湿地已经干涸，天然胡杨林也在衰退，绿洲农田草场中也有了流动沙丘，天山南坡的绿色经济带开始出现“断裂”。大西海子水库以下塔里木河下游，地下水位已由60年代的2米降至目前的16米，胡杨林因干渴而大片大片枯死，塔克拉玛干与新疆东部的库姆塔格两大沙漠呈合拢之势。
即使在丰水的季节，塔里木河与米兰河、车尔臣河之水已不能相汇。
罗布泊湖盆，除了起伏延展的盐壳之外，已滴水无存。还有——罗布荒原成了自然条件异常恶劣，永远无水的不毛之地——这1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彻底地遗弃了，这是20世纪中国西部最大的生态巨变——大自然对我们的报复，可能要再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最终反映出来。
在一片沼泽边，我看到农场废弃的一个排灌站，里面已空无一人。歪斜的砖墙上结着白色的盐碱，墙上的红色口号标语还隐约可辨。漫灌与风沙一样，无情地毁了家园。如果我们多一点科学，少一点无知与蛮干……塔里木河啊，会这样多灾多难么。
大西海子水库淤积严重，虽然面积很大，但平均水深不到1米，成了一片沼泽，库存的水矿化度高，无法再利用。国务院批准了《塔里木河近期综合治理规划报告》。水库不得不放弃，完全退出了农业灌溉系统。其主要功能改为“生态水库”——即向下游塔里木河输水，保护和恢复下游植被。
可是《治理规划》中，又将大西海子水库原有的功能——但原不是终结塔里木河的功能——由上游恰拉水库承担。改建扩建恰拉水库，加高加固大坝，库容增至1。61亿立方米，水面扩大到47。8平方公里，死库容约1000万立方米。这个水库大坝增长到27公里多——与大西海子水库的大坝长度相近，水库年损耗水量约1亿立方米。人们存有疑虑，在每日每月流淌的时间中，若干年后，恰拉水库会不会成为又一个大西海水库？是不是还得废弃？
谁评估过修建大西海子水库与罗布泊或台特马湖消失的得失？
谁计算过增加的新垦耕地与下游消亡绿洲的面积及其产出，比较过两者的生态与经济效益？
我们的视野中已充满了黄色。谁又应该为修建大西海子水库负责？
在在一百多年前，在丁香花盛开的1899年仲夏节，斯文·赫定离开瑞典首都斯得哥尔摩，踏上中亚的探险之路。
这次活动是由瑞典国王及诺贝尔资助的。他的辎重里，有一条专门从英国订购的带救生设备的可折叠的帆船。在漫长坎坷的旅途中，这艘昂贵的折叠船受到特殊的照顾——这可以看出塔里木河和罗布泊在他们心目中的分量——尽管这艘船始终未能在塔里木河上扬起风帆，斯文·赫定当年乘坐的是独木舟，罗布人划桨。从国家的支持来说，斯文·赫定在中亚考察取得的巨大科学成果，亲眼见到了罗布泊的游移，楼兰一带古河道的复活，是一种必然。
斯文·赫定预言塔里木水系“北返”后，楼兰文明的再度振兴却没有成为现实。【wＷw。Ｚei8。Ｃom电子书】
我感慨不已。100多年过去了，历代中国有哪位统治者和大老板这样重视过塔里木河的探险与研究？更不用说对国境那边的阿姆河、斋桑泊，或者大洋彼岸的亚马逊河尼罗河了。
写到这里，我想起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水资源项目主任吉尔·博格坎普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过的一番话：“目前，世界最大的水危机不是水资源危机，而是水管理和水利用的危机，我们必须更加高效、可持续地使用现有水资源。”
不是吗？——确实是水管理和水利用的危机！
塔里木不能没有奔涌的大河。罗布荒原不能没有壮阔的大湖。当我告别塔里木的时候，耳边仍回响着新疆歌唱家克里木优美歌声。塔里木，送你一只金帆船。
后望书——7
迷失的黑河
先来读读这一则消息：
新华社郑州7月28日电：2002年以来，黑河水已被7次调水进入东居延海，1次调水进入西居延海，创造了干旱地区人工调水的奇迹。
居延海是黑河的尾闾湖泊，黑河水本就应该流入居延海，就像长江水流入东海一样。怎么成了“调水黑河”，成为“奇迹”了呢？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居延海的消失人们一无所知，有关部门也从未披露过。
而宣传得很多的倒是另一种奇迹——人定胜天，是修建了一个又一个水库电站。
令人惑然不解。“奇迹”怎会这样被反复创造，一些人不管怎么干都是功绩，翻来翻去就像烙一张金黄的烧饼。
一、初闻居延海完全干涸
过去已有几年。那个夏天我辗转于西套蒙古的阿拉善高原，走向溺水，探访干涸了的居延海，证实了北方沙尘暴的一个主要源区。
1992年秋天，新华社初创《每日电讯报》，我任教科文采编室主任。以往工作简单，每日采访或在办公室签发记者的稿件，把稿发到值班室就了事。现在又多了一项工作，兼管报纸的版面。当时没配版面编辑，自己学着划版，做标题，晚上还直接到印刷厂跟班，看工人做标题字号，决定稿件删改等。试刊时，次日凌晨七八点才从印刷厂出来。后来熟练了些，也要到后半夜。没日没夜地工作，眼底因此出血，视觉模糊。
10月中旬，北京开十四大。我提出不参加报道组，休息几天。这时想起了去西北。首先是河西走廊，对敦煌莫高窟心仪已久。我找到地矿部宋瑞祥部长，请他帮忙安排，一切遂愿。西北我行走多次，这次是最轻松的。部长当即给甘肃地矿局的领导打电话。一辆老旧的白色伏尔加驮着我走遍了河西走廊各个绿洲、各个城镇、各条河流。
张掖城外，清亮的弯月斜挂在杨树梢头，浮现在祁连山隐约群峰上。在简陋的地质队驻地，我听到了居延海干涸的消息。
帐篷里，我们席地而坐，喝着劣质白酒。一个地质队老工程师刚从额济纳旗归来。额旗新开放了一个对蒙古国的口岸。地质队勘探任务不足，为了搞点创收，拉了两卡车啤酒，运到额旗，想销往蒙古。结果没销出去多少，往返上千里，无功而回。老工程师的一句话：“居延海干了！没有一滴水！”
我心头一惊，追问，嘎顺淖尔还是苏古淖尔？
老工程师说，是西边的那个大湖。从湖底走过，到处是白华华的鱼骨。五十年代，我们在居延海搞过勘探，那可是个大得无边的海子。现在东居延海也完全干涸了。
我的心头沉沉的，这可是生态突变啊。
沿着河西走廊西行，遥望着一排排钻天杨林梢间飘闪出的祁连山积雪的峰峦时，古住今来的许多往事，如雪线牵动着不绝的情怀。
西部是边塞诗的故乡。首先想到的是唐开元年间的诗人王维，和他千古流传的诗篇《使至塞上》：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王维在文学艺术上有多方面的才能，诗文、书画都很著名，他善弹琴、弹琵琶。唐人小说中有一个故事，说他状元及第，是因为九公主欣赏他的诗和琵琶，关照主试官录取的。王维懂音乐，担任的第一个官职是太乐丞。后人常常把王维归之于山水诗人之列，评论他的诗与画以清淡见长，描绘山水，田野风景，恬雅闲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其实，一到西北，王维就写不出恬淡闲适的山水诗了。因为面对的大漠戈壁、冰河铁马，是尘暴、秋风、飞雪、热血。
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诗人以监察御史从军赴凉州，居河西节度史幕中，王维在西北走了很久，走得很远，他的诗风也为之一变。只有到河西走廊，你才知道，“长河落日圆”中的长河，不是泛指，而实有这一条河流。
“属国过居延”——明确地指出了《使至塞上》是在前往居延海的旅途中，与鎔金一般的落日一起激发诗人灵感的河流，便是向北涌流的黑河。这条从张掖或酒泉沿弱水北上至居延的路，又称为“龙城古道”，大抵与汉代飞将军李广率大军北征开拓此路有关。李广出生的龙城，在今天甘肃东部的天水境内。
早已是公开的秘密。酒泉卫星基地既不在张掖也不在酒泉，而是在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北上酒泉卫星基地的铁路、公路，就是沿着黑河、沿当年王维“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的沙碛驿道修建的。走在路上，诗人的潇洒与昂奋，也与溺水绿色走廊的生态环境优越有关。有绿草、岸柳与清流相伴，时时可见大漠与黄沙涌动，景色壮丽而绝无旅途之险，才有这种畅快的心情。
一条西北的大河和一个泱泱大湖，如何孕育了千百年前辉煌的文明，又如何随着人为的破坏、河流的涸竭而衰落、乃至湮没的？
居延海是我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的终点湖，由两个湖泊组成。
晚上，灯下，细看带着的地图，东西居延海像一对迷人的深蓝色的眼睛，和你对视。湖泊虽用虚线画出，只是表明其岸线的不确定——或许还如同罗布泊，是一个“游移湖”。凭记者职业的敏感，我预感到那里正在发生重大的灾变。在罗布泊消失之后、在楼兰文明消失之后，居延绿洲又要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消失？——而那里的一切却无人知晓，我很想去实地采访，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
我对司机说，能不能转回去，北上去额济纳旗？
司机不肯。他找了好多理由，最使我深感失望无奈的，便是路况不好，有几百里土路，伏尔加进不去。
那天，我喝得很多，却不醉。我也从未醉过。
武威、张掖、安西和敦煌，走了个来回，但与居延海失之交臂，我不无遗憾地回到了北京，心却留在了西北，留在那片蓝天下海市蜃楼般的风景中。
西居延海干涸的原因是什么？
居延绿洲会不会消失？其生态危机的后果有哪些？
二、质疑专家特大黑沙暴“原因查明”
此后，我又编辑过不少从西北发来的新闻，像“稻花飘香”、“沙漠中养鱼”、“河西走廊发现巨大的地下水库”等等。我签发这些稿件时，不免生出许多疑问，常常把这类报喜的新闻删成简讯、或者处理成发晚报专稿——难道西北水资源多得如同河道纵横的水乡么？
那时，还没有那么多20世纪初外国探险的“大系”出版，手头只有一本考古学家黄文弼的《蒙新考察日记》。在多雪的冬天和无雨的春天，我在忧郁中一次又一次眺望西北——比起以后每年春天袭击华北的沙尘暴来，2003年的黑风暴要严酷得多。几天后，北京的天空变得昏黄起来。
报纸上用了“罕见”“特大”等等令人悚然的字眼。
5月5日下午，一场黑风暴席卷了新疆、甘肃、宁夏和内蒙古部分地区。其中最严重的是河西走廊和宁夏中卫一带。河西走廊的居民对年复一年和沙尘暴并不陌生，但还是被猝然降临的黑风暴惊震了。如同核爆炸一般，空中翻滚着红、黄、黑的浓云，飞沙走石铺天盖地——不少现场亲历者的第一感觉像是核战争暴发，是末日降临。
天昏地暗，走石飞沙。正值下午放学，很多孩子在回家的路上，被狂风刮进了水渠，或者迷路。在这场黑风暴中死亡67人，失踪20多人，且多为孩子。武威、金昌、永昌、古浪、景泰、中卫等地，灾情尤为严重。公共汽车停驶，引起火灾多起，摧毁林木9万多株。750根电线杆被刮倒和倾斜，造成停电24～40小时。损失的羊达3万多只。直接经济损失3亿多元。沙埋厚度一般有20厘米，最大达1。5米。
在北京变得昏暗日子里，我的心情极其郁闷。桌上、地上和床上，已经铺了一层黄土。在居住北京的记忆中，这是最初一次沙尘暴无情的横扫。
20多天后，我在新华社新闻大厦大平面值班。有记者送来篇报道，题目是《中国西部部分地区遭受特大黑风暴原因查明》。我一看，是根据中科院兰州沙漠研究所5月20日的一份调查报告编写的。
中科院沙漠所在北京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专家认为原因有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大风天气。由于高压脊的发展，脊前新疆冷槽向南加深，迫使冷空气迅速南下，促使地面冷锋加强东移。配合河西走廊，多为戈壁地带，受热较快，使锋面前后暖冷空气的水平压梯度增加，锋向加强。加之，今年春季40多天无雨，地表十分干燥，沙尘极易被狂风卷进空中。第二是人类活动严重破坏地面植被和地表结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主要是河西走廊一带原来固定半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