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使“肥水”不流山下，山上搞了很多宾馆餐饮，为了留住游客，下午索道早早停止运营，致使山上居住的游客和管理人员不断增多，景区“城市化”的趋势加剧。山上人多，就有水源的供应问题，于是就修建大坝引水上山。发展旅游带来的很大一部分经济效益，归了上市企业，由广大股东分享、或用来填补其他经营造成的亏损。而黄山周边地区，并未从黄山的旅游开发中得到太多的好处，反而有贫困化加剧的现象。
论及景区或自然遗产的管理体制问题混乱、商业化经营的原因，地方决策者均称国家投入太少，地方政府资金缺乏，无力进行整修和保护，不得不引入“社会资金”，改造基础设施，以“提升品位”。企业化经营——把自然与文化遗产交给公司经营，“捆绑上市”。身份既是政府官员，又是上市公司的老板，各种好处都占了，当然乐意。
我在调查中发现，不少景区都有盲目开发的项目，如兴建宾馆、扩大景点，有负债治理留下的巨额贷款。景区有什么可经营的？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投入者的回报要主要着眼于“门票”。
门票是最稳定的，只要不断提价就能增加收入。峨眉山在“上市”时规定，每年门票收入的50％（一年3500万元左右）归上市公司。企业的着眼点是经济效益，是滚动发展，这无可厚非。于是，余下来的钱，除去管理费用，用于保护景点的资金，往往并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的保护部门都是国家的“事业单位”，在地方“铁饭碗”越来越少的今天，又垄断着资源，往往还被有关领导不断塞进有关系的人员，更显得机构臃肿，冗员过多。
新华社有一篇内参反映一个著名石窟经费严重不足。我问博物馆馆长，80元一张的门票价格不低啊，而且几乎是纯收入。一个年产值几亿元产值的企业，哪一家有三四千万的利润啊？
博物馆馆长说出了经费不足的主要原因。他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贷了一些款。本来还贷是有能力的。但门票收入大部分要上交地方财政，这是当地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留给我们的就很少了。博物馆有一百四五十人，其实只要一半人就够了。可现在有用的专业人才进不来，又不得不接收安置领导的关系户。
泰山前几年提出要把泰山极顶建成一个“热闹非凡的天山人间”。
北京大学教授、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谢凝高是我的同乡。一次，国家文物局召开了有关文化遗产保护的座谈会，谢先生一发言，我就听出了极浓的乡音，再后来，就和他成了朋友。从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他曾数十次登上泰山。他说，登泰山在于一个“登”字，“登山如读史”，沿途有多少历史文化遗迹，有多少自然景观摩崖石刻啊，这些都需要细细的领略。
“五岳独尊”的泰山是神圣的。过去连皇帝到泰山都要下马步行登山，更不用说百官了。
登泰山至少需要两天时间，先在山下住一晚，拜谒东岳庙，再从一天门、中天门到南天门，斗母宫、经石峪、壶天阁、云步桥、五松亭、升仙坊，一路上慢慢走认真看，登上玉皇顶已是黄昏。在天街上徜徉，次日凌晨，早起观旭日东升，云海玉盘。现在，修建了三条索道，每小时往泰山极顶上的运量增加到1500人。用这样的速度，每天把数万人源源不断地送到0。6平方公里的岱顶上去，常常人满为患。花几十元钱买一张索道票，几十分钟就登顶了。旅游也有快餐，游客方便了，两三小时就可游完泰山岱顶的主要景点。不少游人坐车来，坐车去，拍几张照片，无需在山下住宿消费，体味不到自然和文化的意蕴。主要受益的是索道公司。对发展当地经济的好处也不多，泰安的老百姓和专家对此有不少意见。
木已成舟。再改，又要影响多方面已形成的利益格局，也难。
管理体制，触及了一些文化遗产保护的深层问题。
一个景区，文物、宗教、建设、林业、旅游、环保等多个部门分割管理。存在有利益大家争，遇事互相扯皮的状况。其表现是一个景区有多个桂冠：“国家森林公园”、“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地质公园”、“自然保护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 A旅游区”、佛教或道教协会等等。部门管理、地方管理，条块交叉。结果是谁也管不了谁。
陕西省秦始皇陵区文物十分丰富。负责秦俑博物馆文物遗址管理的是陕西省文物局下属的秦俑博物馆。负责秦始皇陵区文物遗址管理的是秦始皇陵文管所。仅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年门票收入就超过了一亿元。1998年底，陕西省颁发了《关于深化旅游体制改革、加快旅游产业发展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由文物保护部门交由陕西省旅游集团公司负责全面经营和管理。
这一决定引起了文物部门的强烈反应。加快发展，就是把文物简单地变成旅游资源？兵马俑博物馆对全国的文物保护工作来说具有指标性。如果按照这一思路发展下去，北京故宫博物院、八达岭长城、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布达拉宫、曲阜孔庙等等，都应该交由旅游企业管理经营？
秦始皇陵周边保护区和阿房宫遗址等重点文物保护地区，因缺乏有效管理，人为破坏严重。曲阜孔庙交由一家深圳公司管理后，发生了水洗“三孔”的事件，还有，在汽车送货的过程中，撞断了一块古碑。这些，都引起了全国的关注。
2002年底召开的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针对陕西省改变秦始皇陵等文物保护单位管理体制的错误做法，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国家文物局局长也赶往陕西，会同当地政府专题研究纠正这一问题。
文化遗产是一项公益性、社会性事业，保护管理工作的专业性、科学性很强。由公司承包经营后，往往只注重投资回报，采取掠夺性经营、短期行为，游客越多越好，门票不断提价，而在保护和管理上却漏洞百出。所谓“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不能有效地管理，只用来赚钱，精神文化功能和社会公益事业的性质流失，所有权就成了一句空话。
黄山、峨眉山等文化遗产和风景名胜区“捆绑”上市，还有一大批后来者跃跃欲试。如果不是被紧急叫停，最后上市的早就不止是两家了。
三、武当山遇真宫：“破房子”大火映见了什么？
武当山古建筑群与故宫、颐和园、长城齐名，被誉为“挂在悬崖上的故宫”。
1994年，武当山古建筑群正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书上写道：这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地方之一，这里融合了感化的智慧、历史建筑和自然的美景，中国伟大的历史依然留在武当山。
遇真宫位于武当山下武当北路，是一座纪念道教先贤张三丰的大型文物建筑，也是武当山著名景点之一。整个建筑群占地面积5万多平方米，现存宫门、配殿、廊庑、真仙殿等建筑40多间。张三丰为武当拳的创始人，遇真宫是明朝永乐皇帝专门为张三丰建造的，至今已600多年历史，现存建筑主要为清代。
武当山管理部门把遇真宫租赁给私人开办武术学校，造成了隐患。2003年元月19日夜，遇真宫大殿突发大火，武当山旅游区内无消防站，9辆消防车从十堰和丹江口市赶来灭火，可附近找不到消防水源，消防车只能到远处取水。这场火烧了两个多小时才被扑灭，遇真宫化为灰烬。
两天后，温家宝总理在一份关于武当山主殿遇真宫被烧毁的内部材料上作了重要批示：“遇真宫主殿被毁，甚为可惜。湖北省政府要查明原因，严肃处理。各级文物管理部门要认真吸取教训，加强和改进文物保护工作。”
又是管理体制问题。
“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这一管理体制的特点已无需多作说明。文物管理只是管理局下属的一个科级部门。资金缺乏，仍然是一个主要理由。就在这场大火之前，管理部门刚刚把另一处重要古建筑太子坡修缮后，作为招待所创收。
在得知总理批示后，湖北省委书记俞振正声赶到了现场。
站在大殿的遗址上，面对大火肆虐后残存的几堵墙壁，俞正声神情凝重。
陪同的武当山管理部门的人，为了缓和气氛，委婉地提示，遇真宫历史上几次毁损，现在烧毁的遇真宫大殿只是清代复建“破房子”。
俞正声毫不客气地指出：“不要淡化遇真宫的文物价值。你说它是“破房子”，可它在文物专家的眼里是价值连城的东西。我和你们一样，都不懂它的价值，这只能表明我们的文化修养不够，专业知识不多，但不能够通过贬低它的价值，来逃避我们应当承担的责任！”
随后，俞正声一行来到了太子坡。这里的古建筑修复后改作招待所，经媒体曝光后，引起了各方的关注。俞正声对陪同的当地负责人说：“我们要正确对待媒体的批评。文物部门在主管的古建筑中建招待所，知法犯法，性质恶劣，对直接责任人予以严肃处理是必要和正确的。文物保护是第一位的，在保护好的前提下，才谈得上合理利用。当利用与保护有矛盾时，首先要服从保护。搞好武当山的保护，必须理顺管理体制，改革内部机制。”
“水洗三孔”、黄山北海的城市化、武当山遇真宫大火、乐山打造的巴米扬大佛……终于，向商业和金钱海洋急速滑落的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保护工作，走到了一个拐点。
一些明显的败笔正在设法“弥补”。
都江堰与青城山拆去了前几年建造的两条单轨车道和横跨在宝瓶口上的索道，恢复了原貌。
洛阳龙门石窟拆除了不伦不类的“龙宫”旅游景点。
泰山也开展了景区环境综合整治，清除了商业广告牌和烧烤棚屋……
但有一些却永远无法补救，遗产正在无可挽回地变成“遗憾”。
四、临汾：用人墙保护城墙
大凡到过山西临汾的人，对见到的那些熟悉的景观都不免感到诧异——怎么这样搞笑，谁把天安门“移植”到这里？
近几年，山西南部城市临汾引起全国注意的新闻不太多。
回想一下，除了时不时有一些矿难报道外，印象比较深刻的也就是这么几则：1998年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尧庙大火，古建筑被毁；连续几年居全国大气污染最严重10个城市的末尾几位；尧庙广场建成，还有座高达50米的“天下第一门”——华门；2005年《新华每日电讯报》等报道了临汾的“天安门”，引起不少人的热议；2005年夏天，临汾古城墙被毁，文物局干部职工组成人墙阻挡施工车辆……
临汾是山西省数得着的古城，地处太原和蒲州两大重镇之间，在政治文化领域占据着颇为重要的地位。临汾盆地不仅是交通线上的要冲之地，同时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在久远的古代，黄河流域发达的汉族文化沿着汾河北上，与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两种文化乃至军事上的碰撞，也多在这一带展开。
厚厚的黄土地下，深藏着许多先人留下的足迹，有许多难以胜数的往事。
《后汉书？郡国志》河东郡平阳国条记载：“尧都此”。
平阳是临汾的古名。临汾西南的汾河对岸有一座平缓的小山，至今仍叫做平山；一条清溪，从山麓流出，这就是平水。自古以来，就有一些学者相信平阳是尧、舜、禹三代都邑的所在地。陶寺文化遗址和1998年春天在尧庙乡下靳村发现的下靳古墓群，经考古发掘，证明尧都确系平阳。
清初的著名剧作家孔尚任应朋友之邀撰写《平阳府志》，在临汾耽了一年左右。传说中的尧都就在平山一带，他游览平山和平水时写下了以下的诗句：
远离红尘世外幽，宜人景物失乡愁。
含烟店柳从容发，破冰山泉放肆流。
古寺春寒须载酒，重峦雪霁好登楼。
风雷龙子何年去？遗事闲从父老求。
临汾曾有不少古迹和古建筑。诗中所说的“古寺”大抵是指平山龙子祠，这是一座规模很大的庙宇。“风雷龙子”，则是指晋永嘉三年（公元309年）匈奴刘渊定都于此，在这里修筑“陶唐金城”时的一个传说。我不知道这些古建筑今天是否依然。孔尚任“重峦雪霁”时要登的楼，应该是临汾城内雄伟的大钟楼。这是一座建在高高台基上的三层楼阁，站在这座楼上，目光越过城墙，可以遥望城南的尧帝庙和西南的射姑山。这座大钟楼不知始建于何时，但孔尚任时代肯定已经有了。据《山西古迹志》记载，钟楼里原有一口金代铁钟，钟上铸有以下铭文：
“大金明昌七年（1196年）四月十六日。皇基永固，宰辅千秋，国泰民安，法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