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当时的国内国际局势，无论东北军主力还是苏联，都未能给马占山足够的支持。东北军在南线仓促布防，而张学良在不能获得中央支持的情况下缺乏反攻的勇气，力求“静待国联解决”，苏联则正忙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不想在东方轻易开启战端。因此，经过一个星期的苦战，伤亡惨重的黑省部队只好撤出战斗，向海伦方向转移。11月19日，黑龙江省省城齐齐哈尔沦于敌手。
然而，马占山部的抵抗作战中，有一个意外的朋友却给了中国军队巨大的帮助，这就是1931年奇寒的冬天。齐齐哈尔被称作“鹤城”，但在日军进攻的时候，这座城市气温达到了零下20度，却是名副其实的“冻都”。
尽管日军多门师团曾经有过寒带作战训练，但面对零下20度的低温仍然无所措手足。在齐齐哈尔保卫战中，日军出现大批冻伤人员，特别是其钢盔设计不合理，常把士兵的头皮和盔帽冻成一体，造成“钢盔头”病例。日军战史承认进攻齐齐哈尔的战斗中共损失382名官兵，但此外冻伤失去作战能力乃至致残者多达996名。尽管为了保持士气，日军在对内对外报道中对这样大的非战斗损失轻描淡写，但也心有余悸地将齐齐哈尔的战斗称为“冻都之战”。此战后，日军有较长时间无法对马占山部主动发起进攻，而日军后勤部门则对防寒设备的开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以保障其在寒区作战不再重蹈覆辙。
在看到日方伤亡数字的同时，我们应该想到，装备远比日军简陋的马占山黑省部队，也是在同样严酷的环境中与日军拼死奋战的。而他们依然在大兴、昂昂溪、三间房先后和日军进行了多次激战，直到日军把主力第二师团全部投入，部队被中央突破，才不得不撤退。严寒中，冻得像铁一样的地面上马占山部队留下的堑壕，连日军也不得不表示惊叹。
而齐齐哈尔保卫战虽然失败，却应该让我们在历史上留下一笔——东北三省的沦陷过程中，至少黑龙江省的省会，并非轻易放弃，而是经过激烈战斗才最终陷落的，面对装备、数量远胜于我的敌军，黑龙江省的中国军队在被隔绝于敌后的情况下，仍然让日军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所谓不抵抗就丢掉了东三省这样的说法，是不十分贴切的。
顺便说一下，我曾经询问过居住在齐齐哈尔的老人，他们说当年齐齐哈尔能让人记住的，无非龙沙公园，它体现着齐齐哈尔作为省城的文化底蕴。
龙沙公园始建于1904年，为当时的黑龙江将军程德全所建。“龙沙”两字最早见于《后汉书·班固传》的“坦步葱雪，咫尺龙沙”。
程德全在我们的教科书中只有为显示“革命必有破坏”，从大清巡抚摇身变为民国都督的他让人拿着竹竿，捅掉了巡抚衙门屋顶上的几片瓦片这样一个记载，一副滑稽形象。其实历史上的程德全是个胆量很大的四川人，从1898年到1908年曾在黑龙江为国戍边十年之久，历任营务处总办，齐齐哈尔副都统，黑龙江将军等职，任上抵抗俄国入侵，主持黑龙江土地开禁，颇有贡献。1900年，俄国入侵我国东北，黑龙江将军寿山战败自杀殉国，为其下属的程德全曾单骑入俄军兵营谈判，试图阻止俄军烧杀抢掠的暴行。被扣留后拒绝当汉奸，甚至在齐齐哈尔面对烧杀的俄军曾以身堵枪口，深受地方父老爱戴。至今，在龙沙公园中仍有一块“清云阳程公以身御难碑”，纪念这位临难不苟的地方官。
即便对喜欢抗战史的人们来说，龙沙公园也是个很冷僻的名字。然而，我却记得一个与它有关的情节。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局势一片混乱。黑龙江省上下关于和与战不定，参谋长谢珂力排众议，压制投降派，组织部队奋起抵抗，有力阻击了张海鹏伪军进犯省城齐齐哈尔，一直坚持到代省长马占山接任，从而打出了江桥抗战的光荣，使黑龙江成为东三省中唯一未奉“不抵抗”命令的省。
谢珂晚年回忆，当时省主席万福麟滞留关内，其子万国宾携款私逃，造成黑省内部投降派气焰甚嚣尘上，谢珂处境极为艰难，心情苦闷中每每在龙沙公园中徘徊。
我无法想象那时里无弹药外无援兵的谢珂将军，走在龙沙公园中是怎样的心情。是寻找“清云阳程公以身御难”的铮骨，还是不忍心这大好河山沦落于异国铁蹄。
那个时代的东北爱国军人，多是孤军苦战，报国无门，谢珂将军，不过其中之一罢了。
十一、黑省骑兵的回马枪——歼灭高田联队经理部之战？
在日军攻占东三省的过程中，由于装备兵力的优势，特别是当时中国军政当局奉行消极的不抵抗政策，使被割裂敌后的东北军及东北地方武装尽管英勇奋战，却大多难以为继，难逃失利的命运。
1931年11月19日，经过激烈战斗，东北军马占山部终于不敌日军的猛攻，被迫放弃黑龙江省府所在地齐齐哈尔，向海伦方向撤退。日军志得意满，在齐齐哈尔举行了骄横的入城式，自觉平定黑省已经不成问题，消灭遭受重创的马占山残部，不过是“铠袖一触”的问题。
然而，就在此时，后撤中的中国军队，却打出了一记漂亮的回马枪——11月20日，即齐齐哈尔陷落的第二天，日军独立山炮第一联队（高田）经理部与一部大行李（即日军联队级单位所属的辎重部队，大多数为运输兵，战斗力较差）在向前线移动之中，突遭中国迂回部队袭击。在这场仓促的混战中，中国军队连续对日军发起猛攻，日军招架不住，大行李辎重部队率先烧毁物资逃走，而高田联队经理部在突围中被死死粘住无法脱离战场。经理部部长高渊中佐一面向主力求援，一面指挥部队匆匆退入附近的乌诺头镇占据民房试图死守。中国军队看到以自身兵力全歼两路日军较为勉强，当即集中兵力突袭乌诺头镇。由于日军来不及构筑工事，双方迅速陷入近距离战斗。结果，日军高渊经理部长以下42人除一人逃走外全部被歼，高田联队经理部全军覆没。
发起这次进攻的中国军队作战凶悍，迅若奔雷，虽然日军闻报迅速赶来支援，但增援的机械化部队也只来得及为被击毙的日军收尸，中国袭击部队早已在取胜后迅速撤离。
这支战斗力不俗的部队，即马占山部下的原东北军黑省骑兵部队。
东北军黑省骑兵部队，为原黑龙江督军吴俊升组建。黑龙江民风犷悍，这些骑兵大多在作战中悍不畏死，凶猛矫健。其兵员不乏接受整编的“胡子”“山林队”“保险队”，马占山早年就是从绿林投入这支部队，从而在东北军中起家的。张作霖时期，这支部队曾参加了消灭巴布扎布匪军的战斗。巴布扎布为日军支持的蒙古马匪首领，拥兵北疆，进犯东北，试图造成“满蒙独立”，为当时的东北军击败，是役巴布扎布本人战死军中，东北军方面的指挥官黑龙江督军吴俊升也身负重伤。值得一提的是，巴布扎布是川岛芳子的老丈人，她的丈夫甘珠尔扎布就是巴布扎布的儿子；在郭松龄反奉战斗中，黑省骑兵在张作霖一方的参战成为压垮郭军的最后一根稻草，郭松龄本人也是被黑省骑兵穆春骑兵旅俘获的。因此，在善用骑兵的马占山手中，这支部队在和日军的战斗中打出如此不俗的成绩，也在情理之中。
尽管这一战斗仅仅是一场局部小战，但已经显示出机动性好，突击力强的骑兵部队，在辽阔的东北平原和森林草甸地带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退向海伦方向的马占山迅速扩编了两个骑兵旅，继续与日军作战，而此后东北抗日联（。电子书）军在和日军的战斗中，也极为强调骑兵的建设。
可惜的是，在“九一八”事变前，为了参加军阀争霸的中原大战，东北军将大部分黑省骑兵调入关内。因此，日军进犯黑龙江时，马占山手中，只有两个不满员的骑兵旅，每个旅实际兵力一个骑兵团。兵力的不足使其无法在战斗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方曾记载在齐齐哈尔保卫战中，黑省骑兵突入敌后发起攻击，给日军造成重大伤亡，日军对高田联队经理部覆灭的记录，证实了他们的战果。被击毙的高渊中佐，也成为齐齐哈尔战斗中日军阵亡的军衔最高人员。
只是那些参加了这次战斗的中国骑兵，大概没有一人知道自己居然打出了这样引人瞩目的一个战果，否则他们一定会为此自豪的。
十二、冰锁艨艟——“九一八”事变中的东北海军？
谈论“九一八”事变的资料很多，但是很少有人涉及“九一八”事变时中国海军的动向。“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东北海陆空三军都没有任何的戒备。不过，在东三省沦陷这种大的事变中，中国的海陆空军里，海军算是损失最小的。
（图注：1932年，国联代表李顿和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前往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真相途中，他们乘坐的这艘军舰，即东北海军保留下来的海圻号巡洋舰。）
事变爆发的时候海军根本没有防范，甚至是爆发之后的两天，东北海军总司令沈鸿烈还在沈阳无法出城。沈鸿烈是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第三天，9月20日匆匆化妆从沈阳突围出去的，在沈阳的海军机关被日方横扫一空。
但是，沈鸿烈不愧是在庙街舌战过土肥原的海军宿将，立即对事件作出反应——1919年，中国海军陈士英部协助苏联红军消灭伯力日军，中日双方军舰在黑龙江上生火亮械，战斗一触即发，沈鸿烈临危受命和日方负责调查的土肥原反复交手，最终取得较为满意的外交成果。
得知“九一八”事变爆发消息，沈鸿烈指挥东北海军立即作了两个部署：
一方面他部署东北海军所有的在外海军舰迅速离开东北海口，向山东青岛集结。同时命令东北海军总司令部在沈阳所有人员迁移到青岛，以保全与日军相比处于绝对劣势的东北海军舰艇。
东北海军的主力当时是以青岛为基地，所以在“九一八”事变爆发的时候，鞭长莫及。当“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由于当时东北当局并没有采取积极的抗击措施，宣布不抵抗，因此远在青岛的东北海军舰队，也没有对日军作出反击和攻击的态势，只是把东北港口的少数舰艇紧急撤回青岛。
在东北水上力量之中有一支是属于营口市管辖的商保局水上警察部队。有一批属于水上警察的炮舰停在营口。这批舰只全部被日军扣留。在日军扣留之后，由于“九一八”事变之后义勇军不断骚扰营口等地，商保局员工和警察在爱国热情驱使下，趁日军军事稍有松懈之际发动了暴动，夺取了较好的炮舰四艘、巡逻艇三艘，逃到大沽和烟台。只有两艘残破等待修理的炮舰“靖海”和“快马”，以及数艘机帆船落入日军之手。
另一方面沈积极安排江防舰队的出路。东北海军除了在外海舰队之外，另外还有一支活动在黑龙江上的内河舰队——江防舰队。江防舰队的出海口是在苏联的国境上，所以东三省沦陷这支舰队天生没有地方可以退却。加上天气寒冷，江面都开始冰冻。所以江防舰队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处于一种内部矛盾重重，十分窘迫的地步。
算起来，江防舰队是一支有抵抗外侮光荣经历的舰队，它之所以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如此窘迫，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当时黑龙江冰冻，各只舰船在船坞之中无法出动，所以难以参战；第二个原［·］因当时受到中央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的影响，造成官兵思想混乱；第三个原因是因为江防舰队刚刚参加了“九一八”事变前一年中国和苏联之间的中东路之战。在这次战争中，江防舰队在同江与苏联远东红旗阿穆尔河舰队展开了一场苦战。战斗中江防舰队虽然寡不敌众，在苏联海军舰艇和飞机的夹攻之下遭到重大损失，但采取了在芦苇丛中暗藏架设大炮的驳船，突然袭击的战术，击毁击伤苏军战舰多艘，从场面上丝毫不落下风。
此战，江防舰队的主力舰“江亨”号炮舰自沉同江，而几艘较有战斗力的战舰，包括“江清”“江同”“江平”，还有“东乙”，都在战斗中沉没，人员遭到很大损失。所以“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其势力已遭到很大削弱。
由于与苏联的恩怨，江防舰队显然无法撤往苏联。其指挥官尹祖荫收到沈鸿烈的命令，要求把军舰自沉，人员撤离。但是，这个命令并没有被执行。在日寇的进军之下江防舰队内部大多持观望态度，在军舰封冻于船坞无法使用的情况下，他们把军舰上主要的火炮拆卸上岸，编成了海军炮队，参加到了哈尔滨保卫战中。
1938年1月26日，在依兰镇守使李杜和中东路护路司令丁超发动哈尔滨抗战（按照张学良的命令取消了正规军的番号，以自卫军民间武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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