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能是书写部队番号的地方。
这张照片，按照说明应该拍摄于1938年10月中下旬到11月之间，地点在黑龙江东部佳木斯周围地区。从图片上看，植被尚未落光，显示那一年东北地区似乎是暖冬。这一点我曾有所怀疑，但是，在相册中的确还有铃木当年11月份仅穿一件毛衣在户外的照片，说明那一年的暖冬可能确实存在。
能够在敌方的照片中找到抗联的战旗，可算意料之外。但是，抗联的这种旗帜，究竟是谁设计的，是不是所有抗联部队，都使用一样的旗帜，而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又会是哪支部队的官兵呢？
东北抗日联军的军旗，国内至今以来没有发现任何一张抗联的历史照片，记录下其具体的样式。而实物形式保存下的抗联军旗，只有一面抗联第三军第二师师部的军旗，旗帜的具体图式是：军旗上一角三颗五角星，一侧竖着写出番号——“东北抗日联合军第三军第二师师部”，旗帜的中间另有三个斜的大字——司令部。
这一次发现的照片，使我们第一次可以从历史照片上看到具体的抗联军旗样式。照片上的旗帜的样式，旗帜一角可以辨认出有三颗五角星；旗帜的一侧有与旗面颜色不同的窄边长条，应是竖着标出番号的地方；旗面则写有三个大字，前两个字无法辨认，只可以看出两个字都是笔画较多，字形也较复杂，最后的一个字可以清晰地辨认出是“团”。这和抗联第三军第二师师部的军旗样式几乎一致。
那么这一面写有“某某团”番号的军旗，究竟属于抗联的哪一个团呢？照片可以提供的线索只有：
照片的说明“1938年10月15日—30日，宝清桦川交界之处”和旗面之上书写的“某某团”的番号字样（且前两个字的笔画不少，字形复杂）。
根据已有的线索，萨就这一面军旗所属部队的番号，进行了如下的一番考证：
（一）1938年10月，宝清桦川交界有哪些抗联的部队？
宝清桦川当时都属于伪满三江省。1936年以后，东北抗联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军和后改编为抗联第十一军的独立师等部队主力，陆续集中到伪满的三江省地区展开抗日斗争。根据抗联的军史，1938年4月之后，抗联第四、第五军开始西征，第七、第八军与之一起行动；1938年6月之后，抗联第三军开始西征，与之一起行动的有六军、九军和十一军。主力西征后，各部队都有留守部队在伪满三江省。
据此，1938年10月，宝清和桦川交界一带的这个团，只会是上述这几个军的某一部队。
（二）这一面旗帜会是属于以上各军的哪一个团？
根据前两个字笔画较多，可以判断出肯定写的不是第几团（汉字的数字，笔画不会这么复杂）。那么，以上各军中团的番号不是以数字编号的团有几个呢？
从《东北抗日联军组织序列》（《中共党史资料》第18辑）、《黑龙江省境内的抗联各军组织序列》（《黑龙江党史资料》第2辑）等史料之中查询到抗联以上各军序列，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1938年的时候，以上各军建制中不是以数字编号作为番号的团，实际上只有两个团：第三军有“警卫团”的编制，另有第六军有一个“军部保安团”编制。但根据第六军军部保安团政治部主任王钧的回忆，第六军军部保安团部队在此次西征前，“上级决定部队化整为零”，分散到别的各团了，王钧也是以第六军二师十一团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参加的西征。
于是，1938年10月，这一带的抗联部队中各团，其番号不是第几团的，就只有第三军警卫团这一个团。
（三）1938年10月三军警卫团是否留守宝清桦川？
抗联第三军即将开始西征的1938年6月，“缩编为四个师一个警卫团”。警卫团即成立于此时，团长为姜立新。1938年7月起，抗联第三军部队开始从宝清、萝北（桦川在这二县之间）一带向黑嫩平原的西征。那么，1938年10月宝清、桦川一带留下的第三军的留守部队中是否确实就有三军警卫团呢？
查抗联的军史，第三军西征各部队的番号，没有警卫团。团长姜立新也不在西征指挥员名单中。而该团政治部主任朴吉松参加了西征（他实际以军部宣传科长的身份参加的西征，见王明贵回忆录），多种史料都有记载。
可见，警卫团团长姜立新肯定没有随主力出发。
另《赵尚志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也是有记载，1939年6月赵尚志｛文｝率领｛人｝小部队｛书｝从苏联｛屋｝归国开展游击战时候，提到了第三军警卫团团长姜立新，明确说他们是遇上了“原三军留守团团长姜立新”。这两个证据显示：姜立新担任团长的三军警卫团一部，作为留守团坚持斗争。
随赵尚志回国的陈雷，在他的《露营集·过老白山遇战友》一诗的注解之中记载，他随赵尚志返回国内，是在查巴气河边见到的姜立新。
查巴旗河（查巴气河，中国河流代码是AB5755）位于鹤岗与伊春交界一带，就在桦川的西北边，据此也可以判断姜立新没有参加西征，是留守在下江地区了。
这就确认了：警卫团改“留守团”后，在姜立新指挥下在老根据地坚持抵抗斗争。军旗照片上，在桦川宝清交界一带的密营，就是留守团的团部。
这样情况就明确了，应该是团部被袭击，留守部队被打散后，姜立新脱险，从桦川宝清交界一带，转移到桦川的西北边，继续坚持斗争。他后来作为警卫人员亲历了赵尚志牺牲的战斗，但幸而又一次脱险，撤入苏联境内。新中国成立后，姜因身体较差，在上世纪50年代就不幸去世，当时他的老战友，黑龙江省省长陈雷和李敏夫妇曾前往看望。
在仔细察看照片和日军军官铃木的记载后，我们发现在留守团和日军的最后战斗中，照片上的无名烈士仍为自己的生命索取了代价，他们在阻击中用准确的射击击毙了日军冲在前面的樋口少尉。
回过头来说一说题图那张奇怪的照片，从摄影的格局看，这是日军展示缴获品的标准姿势，枪支虽可能是日军自己的，但这面旗帜，可以肯定是战斗中的“战利品”。而这张图前后的图片，都反映了日军突袭一个中国抵抗军山中营地的过程。这批照片与此前提到日军与抗联第三军警卫团作战的照片是前后页，推测作战的时间、地点都不会相差很远，甚至，有可能是同一个地点。可以看到，这面旗帜上方还有一条补缀的横条，而侧面则用一根细树枝作为旗杆使用。
但是，照片没有什么标注，只用一张纸签标出了“讨伐作战”的时间和地点，显示这面旗帜是日军讨伐队在1938年10月15日至30日的作战中，于宝清和桦川边境从中国抵抗力量营地中夺取的。
把这面旗帜称之为怪异当不过分。如果不是看到，恐怕绝想不出抗联会用这样的旗帜，但要不是抗联，1938年那一带并没有别的抵抗力量的记载。即便其他抵抗力量，也未闻使用这样图案旗帜的。为此，我和一些抗联研究者进行了讨论，得到一个有趣的结论——这是一面酷似海军信号旗的旗帜，抗联很可能是使用信号旗在茫茫林海中相互联络的。这种联络方式的确可以弥补抗联缺少电台的缺陷。
如果真是这样，那抗联的创造力实在令人惊叹。
十、击毙教育长饿疯日本兵——日本人眼里的镜泊学园围攻战
《啊，满洲》一书，是一本日本开拓团团员的回忆文集，其内容主要为其生活经历。但其中不时可见“土龙山暴动”“虏囚的二十二日”等文字，东北抗日联军、义勇军等中国抵抗者的影子始终贯穿其间。
在其中一篇由伪满时期“兴安北省呼伦贝尔开拓组合长”古贺新作所写《镜泊学园山田总务的绝笔》里面，提到我军在镜泊湖畔击毙的镜泊学园教育长山田悌一。
该文存于《啊，满洲》第152页，记载此战经过——
五月十七日晨，山田总务为首的官员二，学员五，守备兵五，计十三名，从宁安携带粮食，杂货等乘卡车返回途中，遭到约五十名“匪”预设伏击，经过奋战力斗最后全员悲壮战死。此一悲报于二十一日在报纸和电台同时报道后，给日满两国带来了异常的冲击。
此战，我方也有记载，称此战是1933年5月17日，由周保中部下独立游击连连长张祥指挥所部进行的一场伏击战，在这次伏击中击毁日军汽车一辆，消灭了山田悌一和他的护兵14人，缴获步枪十二支、机枪两挺、匣枪一支，还有大量的粮食、衣物和现金。最后战士们把没有拿走的物资连同汽车一起烧掉，我军无一人伤亡。
这个镜泊学园到底是怎样性质的一个机关呢？山田悌一又是何许人也，为何他的死会引起给“日满两国带来异常的冲击”呢？
根据我方资料，称山田是“退役中将”，建立镜泊学园的目的是设立一个进行殖民的机关，而日方当时的报道则称镜泊学园为以农业拓殖为主的学校，山田是一个堪称伟大的农业学家、地质学家，还是个教育家，完全不提其与军方的关系。
在我方记录这场战斗的过程中，描述山田“手按军刀”，并提前发现了我军在路面上设置的陷阱，但在下车查看时被猎人出身的张祥用“连珠枪”一枪击毙。莫辛纳甘步枪，俗称“水连珠”，可能张祥击毙山田用的就是这种枪。
我方记载击毙敌15人，而日方则称死13人，谁说的是真的？还有一个瘸腿的汉奸翻译，在被俘后乞命，被张祥当场枪决的说法。这种近乎戏剧性的描述，到底是真是假？
当我翻查日方文献中关于此战的记载时，赫然发现，我方的资料虽然和日方的官方资料对不上，但竟然大多数都可以在日方普通开拓团员的回忆中找到影子。
比如，那个瘸腿的汉奸翻译，古贺新作的文中没有提到，但据查山田的副手结成吉之助的回忆，确有此人，而且查到其名叫任茂林。该文并记录此战中日方被击毙的包括干事今井，指导官树下，学员武田、龟泽、菅原、后藤、室田，日军椎名伍长以下5人，共计15人，和我方记载相符（不过数来数去只有14，看来结成的算术不太好）。不管怎样，产生双方战绩误差的原因之一是没有统计汉奸翻译任茂林，看来在古贺等眼里，汉奸是不算人的。
日本人里面明白人挺多的嘛。
那么，所谓张祥挖陷阱伏击之说是真的吗？
在同一篇文章中，结成描述此战道：“在通过大庙岭山口的地方，路面上暗藏了一个陷阱，等待汽车前轮陷入之后，‘匪贼’立即从两侧的棱线开始攻击……”
我方说法是山田发现了陷阱，依然被消灭，日方说法是山田的汽车掉进了陷阱。为何我方和日方描述的不同呢？看来，挖陷阱是真的了，推测描述不同的原因是山田所部被全歼，没有留下活口，增援的日军只能看到陷阱，所以他们对于战斗过程是推论得出的。
那么，山田究竟是个什么人物呢？
在《镜泊学园山田总务的绝笔》提到，山田为日本宫崎县出身，毕业于善邻书院，是日本狂热的大亚细亚主义者。他是日本国士馆的创始人之一，从1917年开始一直担任其理事。所谓镜泊学园的学员大多就是通过国士馆招收的“精英”，经过半年训练后送到中国。在1942年出版的《兴亚运动与头山满翁》中，列出了11名“興亜邉婴喂赫摺保谝幻羌孜缯秸械娜毡敬筇匚窕奈簿教镢┮幻械谒模纱丝杉湓谌毡镜挠跋欤压炙乃阑嵋⑷毡竞臀甭斐５某寤髁恕�
山田的确有从军经历，军衔不详，但其被击毙时年42岁，而且曾多年在政界活动，不大可能在退役时已经攀到中将军衔，我方将其归为“退役中将”，可能是因为日方镜泊学园的职员序列表中有一部分不够明确。在这部分不明确的文字中，有“名誉总长是满洲国参议筑紫熊七中将总务是山田悌一氏”一句，如果断成“名誉总长是满洲国参议筑紫熊七中将，总务是山田悌一氏”固然可以，断成“名誉总长是满洲国参议筑紫熊七，中将总务是山田悌一氏”也不无道理。
如果看日方的人员配置，这个镜泊学园根本不可能是一个和平的地方。它的校长是日本陆军中将小泉六一，名誉校长是前面提到的日本陆军中将筑紫熊七，驻校的警卫队兵力雄厚，并组建有“学园军”，指挥官是一名叫作小池的中佐。而古贺的文章更暴露了它的真实面目。他不无炫耀地在文中写道：“（1932年）我和山田教育长以下二十余名学员，随骑兵集团高波部队参加了‘匪贼’讨伐，我们对镜泊湖周围进行了强行侦察。”
山田和古贺进行“强行侦察”的时间，和抗联四军前身李延禄部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