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秘书问:“院长,你说……谁?”
院长说:“刘参谋,刘广灿参谋。”
冯家昌接着问:“刘参谋怎么了?”
院长叹了一声,说:“半夜两点钟,他从这里摔下来了。”
两人都吃了一惊!冯家昌脱口说:“那怎么会呢?”刘参谋一米八的大个子,况且,他是军人哪,常在操场上玩单双杠,在杠上翻来跳去,很洒脱的!大门才三米高,就是摔一下,也不会出什么问题呀?!
院长看了他一眼,而后伸手一指,默默地说:“他是挂住了,就挂在那里……”
两人抬起头来,只见门楣上方的一个枪头上,仍挑着一块草绿色的布条,在风中,那布条在微微地晃动……院长说:“就是那儿。”
这时候,侯秘书问:“刘参谋现在怎么样了?”
院长摇摇头,说:“跟我来吧。”
于是,他们跟着院长又来到了一间特护病房。进了病房后,两人立时就呆住了!只见刘参谋身上插满了管子,脸上扣着一个氧气罩,像一堆肉似的陈在那里……屋子里静得可怕,只有心脏监护仪在“嘀、滴、嘀……”地响着!在他病床旁边,还坐着一个俏丽的白衣女子。那女子满脸含泪,人像是傻了一样,坐在那里一声不吭。
出了病房门,侯秘书小声问:“院长,刘参谋……”
院长摆了摆手,很沉痛地说:“没有希望了,没有任何希望。他的颈椎断了,腰椎也断了,他再也站不起来了。他只能是个……”下边的话,他没有说。
冯家昌紧走了几步,再次跟上院长,小声说:“院长,你说他半夜两点钟,为啥子要翻那扇门呢?”
这么一问,院长突然火了!他甩着满头白发,暴跳如雷,连声吼道:“你问我?我问谁去?!我们这里难道不应该有制度吗?你能说是制度害了他吗?!他是你们的人,我正要问你呢?!是呀,半夜两点,他跑到我这里干什么来了?!好了,这下可好了……”
两人又一次回到了那间特护病房,期望着能从那位俏丽的女子嘴里得到一点什么,好回去如实地向上级领导汇报。可是,当他们推开门的时候,他们得到的只有两个字,很冷的两个字:“出去!”
在回去的路上,两人在车上默默地坐着,一句话也不说。过了好久,“小佛脸儿”突然万分感慨地骂了一句:“我操!——”
冯家昌说:“是那个女人吗?”
侯秘书说:“是那道门。”
冯家昌说:“门?”
“门。”侯秘书默默地点了一下头,过了一会儿,他说,“格老子的,我以为还有‘标尺’。可这‘标尺’,说没就没了……”
几天后,冯家昌遵照上级首长的指示,专程到刘参谋的家乡去了一趟,把刘参谋的父亲接到了部队。那是一个很偏远的小山村,老人说,儿子自当兵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这是一个很慈祥的老人,他脸上的皱纹就像瓦当上的图案一样,很陈旧,很沧桑,也很古老。在车上,他大多时间是蹲着的,他说他蹲习惯了。而后他说:“如今娃子是国家的人了,连支书都亲自上门提亲了……”冯家昌听了心里很酸。
后来,就有了一个很残酷的时刻。冯家昌和侯秘书一起陪着老人再一次来到了八六九医院,走进了那间特护病房。开初的时候,老人像傻了一样站在那里,久久不说一句话。过了很久很久之后,他才慢慢地蹲下身来,就那么在床边上蹲着,从腰里拔出烟袋,默默地抽了一阵旱烟。这才摇摇地站起来,探身上前,伸出那布满老茧的手,一点一点地在儿子脸上抚摸着……老人喃喃地说:“白了,这娃白了。”
再后,当两人把老人从病房里搀出来的时候,老人喃喃地说:“娃子嘴上有泡,娃子心里渴。”然而,走着走着,老人突然停下来,迟疑着,小心翼翼地问:“侯同志,冯同志,好好的,娃子干啥子要翻那道门呢?”
两人相互看了一眼,谁也不说话。没有人能够回答他,这个问题无法回答。这时,老人又小心翼翼地问:“娃子他……还算是国家的人吗?”
侯秘书回道:“算。”
老人说:“只要有口气就算?”
侯秘书说:“只要有口气就算。”
最后,老人叹一声,说:“一个村,就出了这么一个……国家的人。”
在八六九医院,他们再也没有见到那个俏丽的女子。有人说,她已经调走了。至于调到了什么地方,谁也说不清楚。她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走了……
夜里,两人躺在床上,都默默的。天很热,觉也睡不着,两人就不停地在床上翻“烧饼”……片刻,“小佛脸儿”突然坐起身来,说:“有句话我想说出来,不说出来我心里难受。多年来,大家都觉得刘参谋是城里人,这里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是乡下人。真的,他在穿戴上是很讲究的,衬衣总是洗得很白,雪白雪白的……一米八的大个子,穿着雪白的衬衣,真帅呀!可是,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他是乡下人。你猜我是怎么知道的?我和他一个屋住了三年,只有一样他没变:他的屁多。他屁里有一股红薯味。真的,这一点他无法改变,他还没有把乡下的屎屙净呢,就……”
冯家昌忽地坐起身来,恶狠狠地骂道:“——我日你妈!”骂了之后,他满脸都是泪水……
两人像斗鸡似的互相看着,眼里燃烧着仇恨的火苗……过了一会儿,侯秘书也流着泪说:“老弟,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想刘参谋,我想他呀!”
待冯家昌彻底冷静下来后,他才以缓和的语气说:“你说那话,也是个屁。”
“小佛脸儿”说:“啥子话?”
冯家昌说:“‘一加一’到底等于几?等于他妈的——负数!”
“小佛脸儿”说:“你错了。这是个变量。刘参谋是有运无命,有缘无分。他的‘运’可以说是太好了,可他的‘命’又太差了。在偶然与必然之间,只有努力才能导致必然。至于偶然,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有些事情,你做了,才会出现可能性,你要是什么也不做,连可能性也没有了。老弟,你听我一句话,‘一加一’的确是可以等于十的。”
冯家昌沉默了一会儿,说:“很残酷啊。”
侯秘书看了他一眼说:“是很残酷。”
谁是俘虏
冯家昌站在廖副参谋长的面前。
老头背着双手,一趟一趟地在他的眼前踱步……
在他的记忆里,老头从来没有这样严肃过,他的脸紧绷绷的,头发一丝不乱。这是个好老头,待人非常和气。况且,近六十岁的人了,每天早上,他都带着机关里的参谋、干事、秘书们起来跑步,风雨无阻。当然,老头也有粗暴的时候,记得有一次,早操点名时,徐参谋没有到。老头竟然跑到宿舍里,一脚踢开了徐参谋卧室的门!当时,徐参谋吓坏了,匆忙忙提上裤子,在床边立正站好……老头质问说:“为什么不上操?!”徐参谋慌慌张张、结结巴巴地说:“报、报告廖、廖副参谋长,我,我家属来、来了……”这时,老头慢慢地转过身去,背着手说:“是吗?”徐参谋说:“是。我家属昨晚来了。”于是,老头摆了摆手,说:“——继续进行。”说完,门一关,大步走出去了。后来,人们一见徐参谋,就跟他开玩笑说:“继续进行!”
老头终于停下来了。老头仍是背着双手,两眼盯视着他,说:“你的转干手续批下来了吗?”
冯家昌绷紧身子,回道:“……还没有。”
老头缓缓地点了点头,说:“噢?噢。噢噢。”他一连“噢”了四声,接下去很严肃地说:“我这里出了一点问题。至于什么问题,你不要问,也不要去打听……根据组织上的决定,我要下去了。到青泥河农场去……蹲点。现在,你有两个选择:一、跟我下去。二、留下来,重新分配工作。你考虑一下。”
冯家昌怔了一下。他心里打起了“鼓”,那“鼓”咚咚响着……可是,他知道,这个时候是不能犹豫的,他不敢犹豫。再说了,老头对他不错,他是老头点名要的。那就押一押吧,他必须押一押!于是,他立即回道:“我跟你下去。”
老头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说:“告诉你,我是犯了错误的人。既然下去了,就很难说什么时候能回来……你不要急于回答,再考虑考虑。”
冯家昌再一次重复说:“我跟你下去。”
老头看着他,脸上突然有了些温情。他很沉重地摆了摆手说:“那好,你去吧。”然而,当冯家昌将要走出去的时候,他又叫住他,说:“下盘棋吧。”两人就坐下来,默默地摆上棋盘,下了一盘棋,下到最后,冯家昌输了。这时候,廖副参谋长点上了一支烟,说:“你输的不是棋,你输的是心理。”
夜里,冯家昌一动也不动地躺在床上,两眼怔怔地望着屋顶……躺在对面床上的“小佛脸儿”看了他一眼,又看了一眼,终于说:“你想知道的事情,我不能告诉你。”冯家昌说:“我知道。”“小佛脸儿”又说:“这么说吧,有人在湖里投了一粒石子,波及到了廖副参谋长……”冯家昌忍不住问:“是政治问题吗?”在那个年月里,一旦牵涉“政治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小佛脸儿”停了一会儿,才说:“老弟呀,我所知道的,也就这么多了。”这时候,冯家昌忽地坐了起来,说:“侯哥,你说我去不去?”侯秘书沉默了一会儿,说:“这件事,你可以托一个人问问。”冯家昌说:“托谁?”侯秘书说:“……李冬冬。”冯家昌沉默了一会儿,摇摇头说:“不,我不求她。”侯秘书说:“那么,还有一个人可以问。”冯家昌说:“谁?”侯秘书说:“周主任。”
第二天,冯家昌一连给周主任送了三次文件。那都是些文字材料,可送可不送的,他也送了。每一次进门,他都是很响亮地打“报告”,等屋里传出一声“进来”,他才推门进去。为了引起周主任更多的注意,每次进了门,他都是先立正、敬礼后,再呈上文件……当他送到第三次的时候,周主任才抬起头,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说:“有什么事吗?”冯家昌迟疑了一下,说:“没什么事,我……要下去了。”这时,周主任“噢”了一声,突然说:“你要是不想去,可以提出来。”没等他回过神儿来,周主任又看了他一眼,冷冷地说:“有时候,人不要太聪明。”冯家昌听了,脸上火辣辣的!他再没有说什么,敬了一个礼,就默默地退出来了。
就这样,三天后,一辆吉普车把他们送到了三百里外的青泥河农场。青泥河农场原是劳改农场,后来被部队接管,就成了一家部队农场。这地方依山傍水,占地两千七百多亩,有大片大片的茶树和庄稼地。在场长的陪同下,廖副参谋长四处看了看,随口说:“可以钓鱼吗?”场长说:“有一口鱼塘。”廖副参谋长轻轻地吐一口气,说:“很好。”
农场隐没在绿树丛中,是一排一排的小平房。在场长的安排下,就挑了两间干净些的,让他们住下了。安排好住宿后,场长说:“冯秘书,这里经常停电。厂部还有两盏马灯,你来取一下吧。”于是,他就跟着场长来到了场部办公室。进了屋,关上门,场长才小声说:“冯秘书,关于廖副参谋长,我们只是代管。他的安全问题,由你负责。他的情况,也由你如实向上级汇报……”冯家昌默默地点了点头,说:“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场长说:“上级指示,也就两句话:不死不跑。别的,就没什么了。”冯家昌听了,心里顿时沉甸甸的,他说:“明白了。”
“不死不跑”,这句话一直萦绕在冯家昌的脑海里。这是什么概念?对于冯家昌来说,那是无数个心焦意乱的日日夜夜!
白天还好说,白天里廖副参谋长可以到田野随便走一走,看看天,用手摸一摸茶树,有时候也干些农活。一个“三八式”的老红军,一个副军职的参谋长,一旦卸去那所谓的身份,就跟一个老农民也差不了多少。那是八月,天还很热,老头常常穿着一个大裤衩子,头上戴着一顶破草帽,光着两只脚,蹲在农场的菜园里薅草。农工们不认得他,就说咋称呼?他说廖,姓廖。于是人们就叫他“廖老头”,他就和气地笑笑。有时候也去谷场上干些碎活,和那些农工一样,脱得光光的。这时候,要是凑近了看,就会发现在汗水腌着的那身老肉上,在露一层松垂老皱儿的前胸和脊背上,有着一处一处的枣红色伤疤……午后,他会跟冯家昌下盘象棋,不管是输是赢,只下三盘。有时就拿上钓竿、马扎,去鱼塘边上钓鱼。老头不吃鱼,钓上一条,扔下去,而后再钓……老头大多时间是沉默的。有时候,老头也说一句什么,他说:“鱼很傻呀。”
夜里就不好办了。农场里经常停电,夜又是那样黑……每天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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