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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籍从唯识无尘出发，又讨论了佛性问题，所谓佛性，被规定为在人法皆空基础上而显现的真如，因此，空就是佛性。一切众生，不论凡圣，都以空为其体，所以，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佛性论》）。
译籍中还讨论了瑜伽行派的认识论和逻辑学，提出了以证量为中心的“量论”。“量”是尺度，标准，是判断是非的标准。译籍认为万法只有以“识”作为判别的标准，以识而量，万法都没有自性实体。在这个唯识无尘的基础之上，才能进一步讨论“量论”。一般来讲，量都分为三种，现量、比量和至教量，现量（译籍中称证量）是感觉器官感知某一具体对象而得的感性知识，是局部性的感性知识，如观察瓶时，眼“唯见一色，不证于瓶”（《佛性论·破执品》）。只看到瓶的色泽，而不能对瓶有个综合性的知识。比量是由推理而得的知识，以现量的知识为基础，推出新的认识，比如从现量中已经证得有火必起烟，那么只要再见到烟必能推出有火的结论。至教量则是公理性的知识。译籍认为，三量之中，现量（证量）是主要的，“一切量中，证量最胜”。（《大乘唯识论》）又以证量进一步证明境空，因为证量所知，只是片面的知识，仅此不能判定对象是真实的存在，实际上证量所见，都是“幻事”。
在诸多译籍中，真谛独重《俱舍论》和《摄大乘论》。《俱舍论》是世亲还未转学大乘之前，学习小乘一切有部时所写的，是对小乘佛教的一个总结。真谛多次开讲《俱舍论》，在生命的后期，也在讲此论，直到因病而讲不动为止。无著所写的《摄大乘论》则是对大乘佛教的一个总结，以唯识无尘论来解释整个佛教体系，真谛把世亲对此论的注释《摄大乘论释》也一同译出了。关于唯识之“识”，此论分为三类八种，即第八识之阿黎耶识，第七识之阿陀那识和传统所讲的六识。八识中，以阿黎耶识为根本。阿黎耶识由于熏习（分为言说熏习即以语言概念熏习，我见熏习即执著于我和我所，有分熏习即不同行为的熏习）的作用，形成阿黎耶识的种子，这些熏习而成的种子含摄在阿黎耶识之中，成熟之后而引起果报，就生起万法。所以阿黎耶识是万法的根本。对这种唯识说，又可以用三性来加以说明。三性指依他性、分别性和真实性。依他性是讲一切法都是由因缘生起的，不是自生，也不是他生，这种依他，表明万法之空。依他性又可理解为无生性。分别性讲凡夫分别执著依他之法为实有，不知诸法之空。这也叫无相性。真实性是讲看到万法因依他而不再分别，就能理解事物的真实性体。这也称无真性。三性之中，以依他性为最重要，依他性中就能包含分别性和真实性。在修行方面，该论强调修唯识观，在此基础上得无分别智，再行转依，十地圆满而至涅盘。
真谛在中国佛教史上首次系统地组织瑜伽行派的思想，他的传译，在当时的影响虽然不是很大，但经过弟子们的传播，研习者遍布全国，使摄论之学和宗《十地经论》的地论学一样流传于世。由于真谛对译事的贡献，他被誉为四大译经家之一。
第七十六章 玄奘
玄奘（602～664），名陈炜，世称三藏法师，俗称唐僧，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人。
玄奘在中国佛教史上是个有多重贡献的高僧，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他遍学了传入中国的各家经论，但也看到其间所隐含的相异之处，特别是在同一个瑜伽行派的体系里，在中国佛教中又形成摄论学派和地论学派的重大差别，而在地论学派里，又分化出南北二道。隋唐诸宗，立宗的趋势是侧重一点而融合各家，玄奘也想解决这些分歧，他选择的也是西行求法的道路，希望在印度能找到统一国内诸家异说的经典。玄奘带回并译出大量经典。组织法相唯识理论，而有法相宗的创立。
玄奘13岁出家。贞观三年（629），从长安（今西安）出发，历经4年至印度那烂陀寺，拜名僧戒贤为师，研习《瑜伽师地论》等佛经。十九年携大、小乘佛教经典回到长安。后在太宗、高宗的支持下，召集各大寺高僧组成译经场，译出经、论七十五部、凡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多用直译，世称“新译”。与鸠摩罗什、真谛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和弟子窥基等人创立唯识宗。把《老子》和《大乘起信论》等译成梵文传入印度，另译有《大般若经》。著有《会宗论》、《制恶见论》，和由他口述、门徒辩机记录的长达12卷的游记《大唐西域记》。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小说《西游记》都源自他的故事。玄奘圆寂于长安玉华寺，葬于白鹿原。
幼年出家玄奘家贫，父母早丧。10岁随哥哥进入佛门，13岁剃度出家，21岁受具足戒。前后遍访佛教名师，先后从慧休、道深、道岳、法常、僧辩、玄会等学《摄大乘论》、《杂阿毗昙心论》、《成实论》、《俱舍论》以及《大般涅盘经》等经论，造诣日深。因感各派学说纷歧，难得定论，便决心至天竺学习佛教。贞观元年（627）玄奘结侣陈表，请允西行求法。但未获唐太宗批准。然而玄奘决心已定，乃“冒越宪章，私往天竺”，始自长安神邑，终于王舍新城，长途跋涉十余万里。
贞观二年正月玄奘到达高昌王城（今新疆吐鲁番县境），受到高昌王麴文泰的礼遇，并结为兄弟。后经龟兹（今新疆库车）、凌山（耶木素尔岭）、素叶城、迦毕试国、赤建国（今塔什干）、飒秣建国（今撒马尔罕城之东）、葱岭、铁门。到达货罗国故地（今葱岭西、乌浒河南一带）。南下经缚喝国（今阿富汗北境巴尔赫）、揭职国（今阿富汗加兹地方）、大雪山、梵衍那国（今阿富汗之巴米扬）、犍双罗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及其毗连的阿富汗东部一带）、乌伏那国（巴基斯坦之斯瓦特地区），到达迦湿弥罗国。在此从僧称（或作僧胜）学《俱舍论》、《顺正理论》及因明、声明等学，与毗戌陀僧诃（净师子）、僧苏伽蜜多罗（如来友）、婆苏蜜多罗（世友）、苏利耶提婆（日天）、辰那罗多（最胜救）等讨信纸佛学，前后共2年。以后，到磔迦国（今巴基斯坦旁遮普）从一老婆罗门学《经百论》、《广百论》；到至那仆底国（今印度北部之菲罗兹布尔地方）从毗腻多钵腊婆（调伏光）学《对法论》、《显宗论》；到阇烂达罗国（今印度北部贾朗达尔）从旃达罗伐摩（月胄）受《众事分毗婆沙》；到窣禄勤那国（今印度北部罗塔克北）从阇那多学《经部毗婆沙》；到秣底补罗国（今印度北部门达沃尔）从蜜多犀纳受《辩真论》、《随发智论》；到曲女城（今印度恒河西岸之勒克）从累缡耶犀纳学《佛使毗婆沙》、《日胄毗婆沙》。贞观五年，抵摩揭陀国的那烂陀寺受学于戒贤。
玄奘在那烂陀寺历时5年，备受优遇，并被选为通晓三藏的十德之一（即精通五十部经书的十名高僧之一）。前后听戒贤讲《瑜伽师地论》、《顺正理论》及《显扬圣教论》、《对法论》、《集量论》、《中论》、《百论》以及因明、声明等学，同时又兼学各种婆罗门书。
历游五印贞观十年玄奘离开那烂陀寺，先后到伊烂钵伐多国（今印度北部蒙吉尔）、萨罗国、安达罗国、驮那羯碟迦国（今印度东海岸克里希纳河口处）、达罗毗荼国（今印度马德拉斯市以南地区）、狼揭罗国（今印度河西莫克兰东部一带）、钵伐多国（约今克什米尔的查谟），访师参学。他在钵伐多国停留两年，悉心研习《正量部根本阿毗达磨论》及《摄正法论》、《成实论》等，然后重返那烂陀寺。不久，又到低罗择迦寺向般若跋陀罗探讨说一切有疗三藏及因明、声明等学，又到杖林山访胜军研习唯识抉择、意义理、成无畏、无住涅盘、十二因缘、庄严经等论，切磋质疑，两年后仍返回那烂陀寺。此时，戒贤嘱玄奘为那烂陀寺僧众开讲摄论、唯识抉择论。适逢中观清辨（婆毗呔伽）一系大师师子光也在那里讲《中论》、《百论》，反对法相唯识之说。于是玄奘著《会宗论》三千颂（已佚），以调和大乘中观、瑜伽两派的学说。同时参与了与正量部学者般若多的辩论，又著《制恶见论》一千六百颂（已佚）。还应东印迦摩缕波国（今印度阿萨姆地区）国王鸠摩罗的邀请讲经说法，并著《三身论》。
接着与戒日王会晤，并得到优渥礼遇。戒日王决定以玄奘为论主，在曲女城召开佛学辩论大会，在五印18个国王、3000个大小乘佛教学者和外道2000人参加。当时玄奘讲论，任人问难，但无一人能予诘难。一时名震五印，并被大乘尊为“大乘天”，被小乘尊为“解脱天”。戒日王又坚请玄奘参加5年一度、历时75天的无遮大会。会后归国。
玄奘取经是历史上的一个壮举，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伟大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取经的事情呢？玄奘取经的目的是什么？最后的结果、贡献又是什么？
佛教在南北朝时期就兴盛起来。兴盛的一个表现是翻译佛经。南北朝时人们在佛经的翻译中就已经遇到了很大困难，只能根据当时对梵文的理解，运用梵文的知识来翻译经典，而梵文本身是雅语，所以翻译的难度很大。因此有人就想到印度去看看，到底佛教是怎么回事，真正的佛典是怎么样的。
于是南北朝就已经有人开始了去西天取经的行动。因为语言的变化，魏晋南北朝时期所翻译的佛经到隋唐时期就难以阅读了，更别说梵文的佛经了。这就使隋唐时期一些从事佛经翻译的人很困惑。其实这个问题到现在也还是如此，一部《金刚经》不过260多个字，但是大家能讲得很清楚吗？都讲不太清楚。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史，也就是中国对佛经的翻译、理解的历史。因为不懂，就产生了歧义，有了歧义，就产生了争论，有了争论就产生了派别，所以到隋唐时期佛教里产生了很多派别。
宗教，宗是宗，教是教。佛教中有很多的宗，就是因为对经典理解上的歧义而慢慢发展起来的。歧义这么多，怎么办？一些有大志的僧侣就产生了一个很强烈的愿望：去印度看看真正的佛教的情况，看看佛经还有多少，看看中土所没有的经书又是怎么讲的。唐初的玄奘就是这么一个人物，他要到印度去取经完全是因为想探索佛教、佛教经典里的本原的情况。取经的原因就是为了把佛经里讲的问题搞清楚，看更多的经书。
刚才说了，去西天求法的人从南北朝时就已经有了。根据史料记载，最早到西域求法的是三国时代的一位高僧。三国以后，两晋南北朝，也就是从3世纪到8世纪这段时间里，有很多人到西方去求经。这里边最著名的是东晋中叶的一个僧人叫法显，他的佛学修养非常深，而且梵文的基础也很好。法显西行求法，经过大漠雪山，到了北天竺，然后到中天竺。天竺就是现在的印度。法显在印度三年，看了很多的经书，之后带了很多经书回国。去的时候走的陆路，回国走的是水路。从印度到了狮子国，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然后坐船，在海上遇到了风浪，经过辗转漂流，到了苏门答腊，再坐船漂到了现在的中国广州，之后又在海上漂流了很久，才靠岸，上岸一看，已经到了现在的山东青岛了。他一算时间，从斯里兰卡开始，在海上走了三年。不管他带回来的东西多少，他的这种精神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且，从此，到西天取经成为了对佛教无限忠诚的一个具有象征性的行为。
据学者统计，从公元3世纪到4世纪，一共有7个和尚从陆路去取经，到了5世纪，有61个人到西天取经，6世纪有14个人，7世纪有56个人，8世纪有31个人。从3世纪到8世纪不断的有高僧离开中土，不顾个人安危长途跋涉到西域去求经。史书上记载的这169个人，其中平安返回的只有42人，大多数人都牺牲了。佛教徒的这种精神是非常坚定的，显示了佛教的感召力，僧侣的追求。
在这样的情况下，到了唐代初年，出现了玄奘西天取经的壮举。玄奘取经是了不起的事情，虽然他并不是第一位去天竺取经的僧人，但他的成就特别大，影响特别大，具有的文化意义特别深远。玄奘取经，一是为了解决佛经中的疑惑，再一个是当时东土的经文太少，他要看更多的经文。所以，玄奘取经也是对公元3世纪以来不断往西天求法这个传统的继承。他决定去西天取经，用我们通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