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耗了大量木材，日本国内掀起了一场关于一次性筷子是否破坏森林资源的讨论。一些厂商于是将目光转向海外。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林野厅200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国内一次性筷子的产量仅占3％左右，其余97％都是依靠进口，其中从中国进口的一次性筷子占全部进口量的99％。也就是说，日本约96％的一次性筷子来自中国。
据说，最初把一次性筷子介绍到中国的是一名日本商人，中国对日本大量出口一次性筷子也是因为一名日本商人。上世纪90年代初，当一些日本商人开始在海外开拓一次性筷子的加工基地时，一名日本商人首先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建立了一家小厂。这家厂子一开始还不是直接利用中国的木材生产出口日本的一次性筷子，而是使用了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进口的白桦木进行加工生产。后来，看到有利可图，不仅日本商家大量进入中国，以合资方式在华投资设厂，就连中国本地的一些企业也开始转产一次性筷子。这样，中国的一次性筷子在向日本出口的同时，也开始在国内普及。
中国的一次性筷子对日出口虽然给一些地方带来了收入，也创造了一定的就业机会，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项产业给中国带来的问题。据日本一位从事环境问题研究的人士介绍，如果按一棵成年树木能够生产出一万双筷子计算，那么中国每年对日出口的200多亿双一次性筷子至少需要250万棵树，需要砍伐掉数万平方公里的森林。这对我国的林业资源是极大的破坏。
另外，日本政府虽然曾在1995年、1996年先后对我国进口日本的牛肉和猪肉采取过限制措施，但在一次性筷子问题上，日本政府却从1999年年初开始把进口关税由原来的5。2％下调到4。7％。这也反映了日本政府对带有破坏他国资源性质的进口问题所持的态度。
说完了吃饭，马上就是穿戴，随着人民的物质生活改善，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注重自身的穿着，“羊绒制品”就是当前比较新潮的一种服饰。
山羊绒，又名“开司米”，是世界稀有珍贵的动物纤维，被称为天然纤维中的一颗明珠。我国山羊绒的产量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了较快的增长，中国原绒产量近年达到12000吨，占全世界近75％。世界上最优质的山羊绒几乎全部产在中国，产地包括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辽宁等地区。
目前，山羊绒出口是我国主要的创汇产业之一。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一方面，由于市场需求加大，山羊绒市场行情近年来一直看好，山羊数量急剧增加；另一方面，由于牧区牲畜头数增长过快，草原超载放牧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加剧了我国北方地区草地退化、沙化，使本来脆弱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据有经验的牧民说，山羊啃食青草的速度极快，它们每天的摄食量达2～2。5公斤鲜草。草场好，它们沿着地皮吃；草场差时，能用蹄子把草根刨出来吃掉。它们不管路多难走，即使是悬崖峭壁，只要有草有树，山羊照样能爬上去啃食。绿色的草原就这样在山羊的啃食下，变成了大片大片的荒漠。所以有牧民形容山羊是“一把刀子和四把小镐”，所过之处往往是寸草难生。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草原上养山羊，就像在中国的东北地区生产一次性筷子一样，同样出自日本人的“指引”。据《青年文摘》里的一篇文章说，日本人在1981年以前是在自己国家养山羊，但他们很快发现了养山羊带来最大的问题——山羊不但吃草，而且吃草根！于是，他们将山羊繁育基地挪到了中国，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用雄厚的资金和原鄂尔多斯毛纺厂合资成立了羊绒厂。
1979年5月25日，内蒙古自治区纺织工业公司与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双方签署了合同，以补偿贸易方式引进羊绒加工技术设备，开始筹建鄂尔多斯羊绒衫厂。1981年，伊克昭盟羊绒衫厂正式投产，结束了我国只出口原绒和羊绒初加工的历史。1993年，伊盟羊绒衫厂更名为鄂尔多斯羊绒衫厂。从此，内蒙古大草原开始了噩梦！
日本人很会做生意。20世纪80年代，牧民的羊绒可以卖到280元一斤，而现在仅是七八十块钱一斤。他们先用高价吸引你大量养殖山羊，再压价收购。羊毛不是粮食，只能卖给羊绒厂，羊毛便宜了，就再多养一些来维持生计吧，于是多养一些山羊，带来的后果却是价格压得更低，山羊养得更多！
从全球羊绒生产格局看，近几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美国本土大生产企业逐步退出。接着是日本的很多羊绒产业，在过去的几年中萎缩。由于本国的环境成本高，日本本土的纺织业纷纷将工厂搬到中国的大陆生产。很显然，中国大面积的草地被沙化，与日本纺织业的“战略转移”以及日本国民大量需求的山羊绒消费有着密切的关系。2002年的统计资料显示，本土羊绒产业萎缩的日本，却是世界羊绒制成品消费的大国，仅羊绒衫的购买量就达500万件！毋庸置疑，这500万件羊绒衫绝大部分是从草原生态环境脆弱的中国进口的。
第八卷 中国可怕吗？——算算中日的历史账
第一章 “狼来了”
《朝日新闻》报道，92％的日本人认为中国会强大，但表示担心中国会对日本构成威胁。
内容提要
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很有市场，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使日本人感到了威胁。
白村江交战，是日本与中国（唐朝）的首次正面较量。此后，大唐成了日本的师傅，但同时也成了日本一心挑战的对象，因为只有打败“唐人”才能证明自己的强者地位。
近代日本的强大从明治维新开始。1885年，福泽谕吉号召“脱亚入欧”，这位得力于汉学修养，能写一手漂亮启蒙文章的东洋思想家，叫嚷着扫荡一切“汉魂”。
日本考古人类学家江上波夫说：日本人兼有游牧、农耕民族的双重属性，对外是游牧式的，对内是农耕式的，善战与爱和平是一个铜币的两面。
2010年4月，日本《产经新闻》书评版对日本作家河添惠子的新作《中国人的世界霸占计划》进行了介绍。河添惠子上个世纪80年代曾到中国留学，据说当时与中国人相处出现过一些问题，著有《不要对中国人说爱》等书，是知名的反华作家，这本书的主题着重于“中国人向世界扩散的后果”，称：“在日本的中国人已经达到八十万，这三年新增加的足有五万人……再不能让这些有害有毒的蚂蚁继续发展下去了，应该把排除他们作为日本的国家政策。”
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很有市场，把中国人称作有毒有害的蚂蚁，倒也别致，算是反华分子的又一个发明。
2011年5月16日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据“维基解密”披露的驻日美国大使馆呈给美国国务院的两封密件，前日本自民党政府曾大力向美国建议，联合俄罗斯组成“日美俄”包围网，围堵正在崛起的中国。
两封密件：一封是2007年6月自民党安倍晋三访俄罗斯后，日本外交部给美国的报告内容；另一封是自民党首相麻生太郎在位期间，日本外交高层招待美国副助理国务卿坎贝尔的谈话。
2007年，日本一名外交部官员向美方官员指出：“俄罗斯对亚太事务开始表示关切……日本已准备协助俄罗斯进行区域整合。”但他也向美方表示，“倘若俄罗斯在区域整合上失败，那么危险性会升高，它就会与中国深化战略关系。因此，希望您转达华盛顿，日本坚信美国在这方面能发挥作用。”
对于日本的这套说法，美国官员在报告中指出：“日本是想把中俄劈开来。”
日本媒体分析称，那段时间，正逢中美两国围绕知识产权以及人民币问题，闹得不太愉快。日本当时的外交心态，其实是想网罗俄罗斯到日美框架内，形成一个对华包围网；同时也希望美国能在这个框架内支援日本，协助它解决与俄罗斯之间的北方领土问题。
两年后的7月份，日本的外交政策局长别所浩郎与美国副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午餐时，也谈到了相关事宜。
日本官员向美国报告说：“北方领土的问题进行得不顺利，而日美俄三国的协议却是有用处的。”
维基解密网站掌握的美方密件至2010年的2月份为止。报道说，在现有文件中，无法看出美国的积极表态。只能找出坎贝尔当时向日方官员说：“日俄的和解十分重要。”
对于维基解密掌握的美方外交密件中的谈话内容，日本现民主党政府表示，不想给予任何置评以及确认。
二十年前，日本列岛就响起“狼来了”的惊呼声，这头狼来自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使日本人感到了威胁：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一旦强大起来，将对整个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现有的经济秩序还能维持吗？日本还能保住自己的地盘和既得利益吗？
日本国民大都知道，在日本街头活动的极端右翼分子，大多是日本社会素质较为低下的一群混混，日本百姓对他们的态度也多是敬而远之。他们驾驶着黑色宣传车，奏着高亢的旧日本军歌，呼喊着带有反共、反华、反左派口号，在车上插着造型怪异的旗帜于大街上行进，成为东瀛街头令人不快的一景。
右翼团体经常雇用社会流氓，造成其整体形象更加不堪。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传递至日本时，中国留学生和日本右翼在长野曾发生冲突。那一次，日本右翼分子举着的旗帜中，竟然可以看到“膺惩支那”这样仿佛上一个时代的标语。他们的据点“狐狸庵”前堆满了酒瓶，大喇叭的喧嚣震耳欲聋。
在那一次传递圣火的活动中，当日本右翼分子攻击了“瓷娃娃”福原爱以后，连日本警方也被惹恼，直接将其控制在一个偏僻的小山丘上，让北京奥运圣火传递活动不受干扰。
这类右翼人士多是年轻人，政治上激进，行为上暴烈，普通百姓都将他们视为极度危险分子。日本警方等相关部门也将他们列为监控和管制对象。日本大多数民间右翼团体都有暴力团的背景关系，由于暴力团形象极端恶劣——有些暴力团干脆就摇身一变“结社”而成某某政治组织，许多右翼包括极右翼组织及人物臭名昭著。所以，尽管他们折腾得厉害，但对普通国民却产生不了多大影响。
但说到政界、学界、经济界、宗教界、媒体一些保守的右翼人士，因为话语权都被握在他们手里，更容易对普通百姓产生重大影响。
以媒体为例，除了那些极端的右翼媒体，主流媒体中就有知名度极高的极右翼报纸《产经新闻》，发行量很大的保守派系报纸《读卖新闻》；杂志类有《周刊文春》、《周刊新潮》、《思想战士》、《青年战线》、《原理日本》等，媒体右翼聚集在这些报纸刊物旗下，形成了媒体鹰派右翼势力。
在日本有两个和《产经新闻》紧密相关的右翼组织，一个叫做“日本战略研究论坛”，还有一个是“同台经济恳话会”，这两个团体的会长都由濑岛龙三担任，这个人是原关东军参谋，现在身兼日本NTT顾问、亚细亚大学理事长、日本美术协会会长、稻盛财团会长等职。旧军队及自卫队出身的许多人都加入了这两个组织，之外，包括政界、宗教界、文化学术界的名流在内，还聚集了很多财经企业界的巨头。
钓鱼岛事件折射出的日本右翼势力问题，只是“冰山一角”，日本右翼势力三大阵营不仅会在这个问题上不断惹事生非，制造麻烦，他们还会在靖国神社参拜、篡改历史教科书等许多个问题上与中国为敌。失落的二十年，让日本社会跌进挫折郁闷、躁动不安的深渊，右翼势力极端的意识形态像弥漫的瘴气在渐渐吞噬越来越多的日本人。
1990年5月，一个名叫村井友秀的大学副教授在日本一家颇有名气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此公对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和国防战略变化深感不安，认为中国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大国，耸人听闻地声称：“中国人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战国时代模式，即强者成为霸主并统治世界。”此公还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和中国都是东亚地区的大国，具有给邻国施加影响的能力，它们正在摆脱对美苏力量的依赖，转而进行面对面的接触并明确双方的上下位置关系，因此日本和中国若同时对第三者施加影响，就很可能发生冲突。中国对已在走向政治大国的日本是一个潜在的大威胁。”
这种“中国威胁论”在日本近二十年来不绝如缕，据《平成三十年》一书的预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