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体被混入沙袋中堆积起来，形成了6英尺高的小山。”
在国际安全区域里的25个难民收容所也没有逃过这场屠杀。里面的中国百姓许多人都被日本侵略军拖出难民营集体屠杀，众多妇女都被多次强奸。当时国际安全委员会的创立委员、金陵大学医院外科主任、美国教授贝蒂斯在远东国际法庭上作证说：“在72小时内南京国际安全地带委员会埋葬军民死尸大约30000具……我曾目睹5次强奸事件，在金陵大学校舍内收容难民30000人，曾发生强奸事件数百次。”
在南京犯下累累罪行后，1938年3月松井石根复原回国，定居在日本东京以南的静冈县伊豆山。他竟然在伊豆山山腹烧制了一尊合十观音立像，烧制使用的泥土是从南京大场镇带回的红土。这座观音像还被起名为“兴亚观音像”。松井本人还对此像的含义作了解释，说：“此像容目温和，面向南京，体现了以此功德永远向怨亲平等、祈仰东亚之大光明之本意。”
距观音像不远处还建了一座观音堂，堂内祭坛正中设有一座观音坐像及一座立像，观音像前的木匣内摆放着记有松井部下战死者23104人的名册，两侧还立着两个牌位，写着“支那事变日本战殁者灵位”和“支那事变中华战殁者灵位”，以此表示对中日双方战死者的祭奠。双手沾满了鲜血，却仍想以此来掩盖自己的罪行，模糊这场侵略战争的事实。但是在1948年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面对铁一般的事实，松井石根还是不得不对自己的罪行一一供认。
在1948年12月23日松井石根等七名甲级战犯被处死刑后，其“灵位”被放置在观音堂祭坛的突出位置，祭坛两侧还陈列出许多与松井十分有关的实物，俨然成为一个“松井纪念馆”，之后这里更是成为祭奠包括1068名甲、乙、丙级战犯在内的所谓“大东亚战争全体阵亡者”的场所，因此被一些日本人视为“小靖国神社”。
尽管松井石根视中国百姓的生命如草芥，但他自己却是一个害怕死亡的人。当他被宣判死刑时，竟然因过于害怕而险些摔倒在法庭上，在《侵华日军甲级战犯大结局》一书中，对松井石根此时的表现这样描述道：
松井石根听到自己被判为绞首刑后，顿时脸色苍白，浑身颤抖，竟然在摘耳机时把眼镜也带了下来。他拾起眼镜，仔细观察了一番，发现并未破损后复又戴上，向法庭鞠了一躬，不想又脚底不稳，险些摔倒，幸亏站在他身后的美国宪兵拉了他一把。随后，宪兵像挟小鸡一般，将松井石根拖出了法庭。
如果说在明治维新之前，作为一种民间信仰，靖国神社将“成者王侯”与“败者盗寇”一起祭祀，确实显示出日本古代文化中的某种“人情味”（如祭祀叛乱而死的西乡隆盛）；那么，在明治维新之后，靖国神社的意味发生了改变。
余杰认为，如今的靖国神社已“完全蜕变成为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马前卒”。他说：“我在靖国神社及‘游就馆’中看到的一切，绝非‘宗教自由’那么简单。”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分析得更透彻，他认为：“靖国神社之突出‘为国捐躯’，使得这种‘已在国民的宗教意识中扎根的慰灵传统有了本质的改变’。此后，必须是效忠于天皇和大日本帝国的，才有资格享受祭祀。这种置幕府军队与外国士兵之死于不顾的‘招魂’，在推行天皇参拜和军国主义的同时，培养了民众的‘残忍心’——很难说这与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在中国以及东南亚的暴行没有关系。”
事实上，在靖国神社成为一个国际问题之前，日本政府和日本战死官兵亲属之间一直有较为强烈的对立感情。日本战死官兵的亲属，固然可以接受为天皇战死的说法，但日本人通常并不把天皇和政府看作一体，我家的人是被日本政府带去的却没有带回来，要找政府算账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些人得罪不得，但要讨好也很不容易，因为他们人数众多，日本政府就算有金山也无法填补他们的需要。这也是历届日本政府头疼的问题。
但是，靖国神社问题一出，日本政府的头疼就迎刃而解。由于亚洲邻国的反对，日本政府成功地获得了战死老兵家庭的支持，成为了他们的代言人和保护者，双方站到了一条战线。按说，中国方面在这个问题上占有绝对的道义优势，但是具体到日本每一个战死官兵的家庭，无论日军有怎样的罪恶，这些供奉在靖国神社的人毕竟是他们的儿子、兄弟、丈夫或父亲，可以想象这个时候，这些普通日本人无论是不是军国主义者都不会讲道义的。
于是，在日本国外的人认为靖国神社有甲级战犯在里面，日本人是要复活军国主义，在日本国内的人则认为是外国人不让本国政府表达对于为自己战死者的尊敬和歉意，在这一轮的对抗中，日本政客获得了最大的成功。日本首相支持率不够高的时候去拜靖国神社，也就成了不二法门。
第三章 一个普通人的愤怒
2001年8月上旬，离日本战败投降日越来越近。8月13日下午4点半，当选不到半年的日本第87任首相小泉纯一郎身穿燕尾服以首相身份去参拜。
韩国人愤怒了，20名青年人于8月14日在汉城日本驻韩国大使馆门前剁小指抗议。报章上开始分析韩国人和中国人对这件事反应的差异。
同一天，下午4点多，一个中国青年人向公司领导请假，说身体不舒服。他按捺不住积压许久的情绪，琢磨着做点什么。他给几个朋友打电话，朋友们都在上班，不愿意一同出来，他只有一个人行动。他突然想到小时候看的抗日影片《夜幕下的哈尔滨》中的一幕：一个中国人在夜幕下往日本占领区的柱子上刷上“还我河山”四个字。
他准备也这样做，买油漆，在靖国神社门口刷几个字。
靖国神社附近的地铁站叫九段下。一出站，他心就凉了，靖国神社附近到处是警察，黑色防暴警车也停了好几辆。那天他穿的是白色裤子。这时候已经晚上七八点。
他先到了附近的公园里，试用了一下油漆。他担心喷不成，又专门买了两罐玻璃罐的饮料，准备把饮料喝完，往里面灌油漆，然后摔到靖国神社里面。但喝完后，发现罐子口太小，灌不进去。
公园里蚊子很多，他有些烦躁。他又犹豫了，万一被抓，他在日本的前程可能就要中断。但他想：如果就这么走了，以后再也没有脸在朋友面前谈论国家大事。
当他再次下决心“干”的时候，他给朋友打了个电话，让朋友明天帮他去买机票，这是安排好的第二天的事情。老婆在山西太原即将进入临产期，他计划回国陪伴夫人生孩子。那时候，他喜欢背双肩包。包两边的网袋里各有一罐油漆，远看就像放着两罐饮料。他手里还提了一个纸袋，那里面也是油漆。
到了靖国神社南门，这里没有固定哨所。他趁警察不在的时候，选了一罐黄色和一罐红色的油漆，这是代表国旗的颜色。他先拿出红色的，猫着腰，喷了“该死”两个字，这个字喷在石雕的底座上。石雕是“一个像狗的动物”，看上去张牙舞爪，于是他站起来，把油漆“往狗口里喷”，喷满了，口里像流血一样。
越喷越起劲，他又往里走到门口，再喷了“该死”两个字。这时正好被一个日本警察发现，两个人都愣住了，警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知道自己跑不了，就继续喷，那个警察拿出对讲机说：这里发现一个捣乱分子，请求增援。
不到30分钟，来了许多警察。他把油漆罐一扔，坐在地上。警察问他：你是韩国人？中国人？日本人？他回答：中国人。
警察看到他身边的手提袋，问：“这个，可以打开吗？”他就打开了。“背包也能打开吗？”他又打开了，里面没有危险物品。
警察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你问我？我还要问你。这时候已经是深夜，他被带到了一公里以外的警察局。
4个月后，经过3次开庭审理，他被日本法院以“损坏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期3年执行。
这就是曾轰动一时的“冯锦华事件”。用红漆在靖国神社东侧门的一个石雕底座上喷写了日语“该死”字样的年轻人，就是冯锦华。他1970年生于山西太原，1994年赴日留学，先在日本学校学日语，后考上日本东洋大学学法律，大学毕业后在日本公司就职。
冯锦华被捕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了，这是为数不多的对中国公民个体在外国的刑事案件发表意见，冯锦华事件“不是一般的、简单的刑事案件，而是具有特殊的政治背景”。中国驻日大使馆与日方进行了外交交涉，希望日方考虑政治与历史因素，对冯免予起诉，及时放人。
大使馆还帮他介绍律师，但收费有些贵，被他拒绝了。他的同事出200万日元把他保释出来。出来的当天晚上，他上网一看，国内门户网站的头条都是他的事情，他觉得20多天的“牢”没白坐。在监狱里时，日本警察对他说：“日本的右翼很厉害，我们警察都惹不起，你别折腾。”冯锦华回来后在枕头底下放了一把刀。
在被拘留期间，办案的检察官就曾暗示冯锦华希望私下和解，可是冯锦华当时还气在心头，表示坚决拒绝。在9月3日保释后，一直到11月19日才开庭审理，延迟这么长时间，检察官也是有意为之，劝当事人庭外和解，并督促冯锦华的律师做他的工作。
冯锦华开始一直没有同意，后来看各方有些诚意，所以就同意试试看，检察官让他写一份书面的陈述给靖国神社。“但当我将写好的陈述书交给检察官后，他看后决定不交给靖国神社，他说你这样写肯定会使他们更为恼怒，还不如不和解了。就是到19日开庭之前，检察官还督促我的律师让我再考虑庭外和解之事。”冯锦华后来对《北京晨报》的记者说。
其实，靖国神社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让冯锦华赔偿，赔20。9万日元，冯锦华当时就表示坚决不干，他说：“要是赔偿，就意味着我承认错误，向靖国神社道歉。”冯锦华表示宁愿接受日本法律的裁决，也不愿意向靖国神社低头。
后来冯锦华表示，因为这个案件比较复杂，涉及的问题也很多，中国的外交部、驻日大使馆等多次交涉要求日本方面对冯锦华免予起诉并释放，但由于种种原因，东京的检察院还是决定起诉冯锦华，而并不是靖国神社要求起诉的。
对于这么一个简单的案件为什么会上升到刑事案件呢，据冯锦华回忆，主要是他的态度“不好”，比较强硬。事前，冯锦华也向有关人士咨询过这类的损害物件的案件只要态度好点，承认错误，很快就会解决。“如果态度不好，可能就会升级。检察官一直希望这件事情能‘完满解决’，但是靖国神社提出的要求我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只好开庭审理。”
那时候，冯锦华留了一头浓厚的头发，戴着大框眼镜，气质上仍像一个留学生。网络上，许多人把他尊崇为“民族英雄”、“中国脊梁”，但他似乎并不符合“粉丝”心目中的形象，许多时候他还在为日本辩护，他觉得中国要向日本学习的地方太多。
他觉得自己的行为，“就是一个普通人，做了一件很小的事”。他觉得中国外交、民间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你看人家日本双簧戏唱得多好啊，一边是政府，一边是民间。”“如果每个人说话都跟外交部说话似的，那多恐怖。”
这是一个普通中国人的不冷静之举，然而，事出有因。你我都清楚。
在美国及大部分欧洲国家的眼中，日本过去一直是“形象不错”的国家。德国《图片报》在欧洲范围内做的一个调查，甚至将日本选为“最受欢迎的亚洲国家”。但最近几年，由于日本“争常”、修改历史教科书等问题，引发周边国家的强烈抗议，一下子将它的本来面目暴露在西方公众面前。西方主流媒体开始纷纷撰文，谴责日本的强硬外交政策，以及它在历史问题上不负责任的态度。
德国《新消息报》的社评称：“二战已经结束60年了，日本始终没有承认历史错误，假如德国也拒绝承担历史责任的话，难以想象现在的欧洲会是什么样子。”
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绝大多数在联合国工作的国际职员，并不了解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期间对亚洲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但亚洲很多国家强烈反对日本“争常”一事，让他们看到了日本以前许多不为人知的事情。有联合国官员甚至惊呼：“日本原来是这样的国家！”
《德国之声》等媒体认为，对于亚洲国家的抗议活动，日本政府负有十分重大的责任，因为迄今为止，日本政府并没有从根本上反省自己的历史罪行，日本半心半意